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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是《左传》的重要伦理观念。《左传》的“孝”观念值得注意的两点是：其一，“孝”是指子代对父母的伦理行为；其二，“孝”包含了“敬”的意思。相比于殷商西周时代，这两点正是《左传》对“孝”伦理观念的推进之处，“孝”从人对神祖考妣的祭祀这一宗法伦理行为，转化到对父母的“养”（奉养），进而突出了“敬”之于“孝”的本质性特征。 “孝”字在甲骨卜辞中仅一见，用作地名，在商代的金文中也仅一见，用作人名。关于商代有无“孝”观念，陈来认为，“商王朝祭祀祖先的制度和礼仪已相当发达，与之相适应的‘孝’观念当已出现”。关于殷人的神鬼信仰和祭祀制度，《礼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礼记·表记》）。根据陈梦家的统计，甲骨卜辞所祭祀的对象可分为三类，正对应于《周礼·大宗伯》记载的三类对象：神、示、鬼，可见天神、地示、神祖考妣甚至同宗、旧臣都是殷人祭祀的对象。因此，即使殷人有其孝观念，恐怕也不是专指子代对父母的孝。 西周时期，“孝”观念虽然包含了对父母的奉养之义，例如“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尚书·酒诰》）；“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尚书·康诰》），但其主要意涵仍然反映在对神祖考妣甚至大宗、宗老、兄弟、婚媾等的祭祀当中。“孝”不仅用于对神祖考妣的祭祀，还用于对兄弟（同宗族亲）、婚媾（姻亲）等人的祭祀中。这种“孝”观念与其宗族宗法制度不无关系，周人通过对神祖考妣及同宗先人的祭祀，从而重申了现世之人在宗族宗法体制下的权利和义务，金文中“用享大宗”、“用享孝于宗老”的说法足以体现这一点。《国语》记载了周宣王时期关于“孝”的一次对话：“宣王欲得国子之能导训诸侯者，樊穆仲曰：‘鲁侯孝。’王曰：‘何以知之？’对曰：‘肃恭明神而敬事耇老；赋事行刑，必问于遗训而咨于故实，不干所问，不犯所咨。’王曰：‘然则能训治其民矣。’乃命鲁孝公于夷宫。”（《国语·周语上》）鲁侯之所以能称得上“孝”，樊穆仲给出的理由是敬重神明和贤能之人以及善于处理政事，其中并未涉及对父母的孝，而更多地是指向一种政治伦理，这意味着“孝”在彼时尚未成为独立的家庭伦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