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中，我们所使用的文学理论应当是从具体文学实践中总结、概括出来，又反过来能指导与促进文学实践的发展，二者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但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文学研究却过分依赖各种文学理论，文学理论的发展也越来越脱离文学作品并凌驾于作品之上。一些研究者在分析文学作品时往往理论先行、理论挂帅，他们总是热衷于寻找各种新奇的理论，对理论的使用陷入一种偏执状态。这种现象在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形成一种风潮并影响到国内的文学研究，出现了对西方文学理论竞相追逐、生搬硬套等现象。为了更好地促进文学研究，我们需要认真反思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理论偏执问题。
    一些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运用各种新潮的西方文学理论来解读文本已经成为一种习惯。这些理论衍生出多种文学批评模式，如神话—原型批评、结构主义批评、后结构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等。客观来看，文学批评方式的变化意味着文学理论内容和体系的不断变更，也体现出不断借鉴其他学科理论的跨学科发展趋势，一定程度上为文学理论的发展注入了新鲜活力。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末文学研究出现所谓“理论转向”后，以欧美等为代表的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对各种文学理论的使用和生产越来越痴迷，理论的“反客为主”现象日益严重，文学文本成为证明各种理论“正确性”的演练场。同时，文学理论的翻新速度加快，各种新理论层出不穷，以颠覆旧的理论为乐事。这在某种程度上已形成一个学术产业链：不断有“新”理论被生产出来，代替此前的“旧”理论，而且大家往往认为“新”的总是比“旧”的好，甚至陷入为求新而求新的怪圈。如一些混合了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文学批评模式，大部分采取了“想象历史”的研究策略，认为文学和历史都是想象的产物，文学作品只不过是一种虚构，与文本之外的世界无关，因而研究者可以抛开文学作品产生的历史文化语境，使用各种理论对文本进行解读，并可随意解构作品本身所包含的价值和意义。文学作品本身如何并不重要，关键是用什么理论来分析，即便是二流作家或二流作品，只要理论用得“巧妙”，一样可以将其阐释成“好作家、好作品”，这体现出对理论本身的顶礼膜拜。
    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理论偏执问题，与一些海外学者使用各种理论的动机相关，主要包括以下几种。一是热衷于构建新奇的文学分析框架和模式，以凸显文学理论的作用并将其作为衡量文学研究水平高低的标准。在这种理论生产热潮的刺激下，一些研究者对传统的文学理论弃之如敝履，似乎使用的理论越新，研究的水平也越高。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出个人研究的“创新性”和“学术含金量”。这也促使一些研究者在文学作品分析过程中不断从其他学科征引理论资源。事实上，任何学科的研究对象都有其自身的独特性，文学本身具有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的性质和特点，在研究方法和思路上应有所差别，不能随意套用其他理论。但一些研究者却热衷于将历史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各学科流行的前沿理论，甚至是物理等自然科学中的最新理论引入文学研究中。如文学研究中曾流行过把物理学中的“熵”理论拿来分析文学作品。又如，对诗歌中出现的高频词汇进行统计分析，用统计学方法解读诗歌，等等。以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重镇——美国来说，其文学研究特别喜欢各种理论的“移民”，即不断地移植、引入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的理论，用这些理论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这已经成为一种研究风气。学科交叉、理论借鉴本来是为了促进学科自身发展，但如果研究者不顾文学学科自身特点和研究特质，混淆学科边界，只是为了标新立异而随意误置理论，只会使理论和文学作品相脱离，把文学作品变成证明各种理论自身价值的一种工具，使文学作品成为各种理论的附庸。于是，文学理论对文学作品的有效性和适用性不再是文学研究时要考虑的基本问题，反而占据了文学研究的中心位置。
    二是为了在西方的学术环境中获得更多利益。实际上，一些海外研究者已经认识到理论的自我膨胀和无限扩张，会损害文学研究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海外一般属于弱势学科，他们为了获得西方主流学术界的认可，不得不唯当红西方理论是尚，持续不断地吸纳其他学科领域的最新理论并进行改造、拼贴和组装，以便发表更多看起来具有很强“理论性”的成果，这也在客观上加剧了文学研究中的理论偏执。在终身教职制度的控制下，为了更好地迎合西方学术评价体系，一些研究者运用不同的理论来解读同一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追求理论操练的圆熟和自足，往往以得出与众不同、惊世骇俗的研究结论为目的，完全不顾文学作品产生的时代和文化语境。从实际的研究成果来看，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存在重理论方法、轻材料史实、缺少整体文学史观等缺陷，这无疑与多年来对文学理论的过度使用和偏执有关。
    三是把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作为一种智力游戏。与国内学者在研究中带有强烈的道义感、责任感，把文学与国家、民族事业的发展联系起来不同，一些海外研究者往往带有一种学术研究的游戏态度。他们在阅读和阐释文学作品时，并不深入了解中国社会历史背景和现实状况，结合中国实际对作品进行全面客观地研究，而是常随个人主观臆断和兴趣来评价中国文学作品。这就使他们在运用各种文学理论时“无所顾忌”，将理论的搬演作为体现个人智力水平的游戏。加上他们往往以西方文学的评价标准来衡量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特别是在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理论以及文化研究相关理论的影响下，更是把解读文学作品作为一种彻底的文本游戏和理论表演。于是，在他们的一些研究成果里，我们往往看到：堆砌理论术语，生造晦涩概念，各种理论天马行空绕圈子……有些研究结论确实令人啼笑皆非，不但与中国历史文化语境相去甚远，无法阐明文学作品的深厚意蕴，而且把中国文学当成西方文学理论的注脚。
    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中国学术界逐渐认识到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理论偏执的危害，极力摆脱唯西方文论马首是瞻的弊病，倡导从中国文学实践和文学作品本身出发，进行富有时代特征和现实关怀的文学研究。
    第一，对引进的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成果要加强反思和辨别，批判性地吸收利用。近年来，随着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一些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成果被介绍到国内学术界，对国内的现当代文学研究产生不小影响。但在引进这些成果时，我们必须对其中使用的各种理论和研究方法保持警惕，以免自身陷入文学研究的理论偏执状态。一是要深入了解海外研究成果的历史文化语境、现实背景和真正意图，认清其所使用的理论的来龙去脉，从而对这些成果作出客观的评价和判断，找出其洞见和盲视之处，而不是过分夸大其研究价值；二是要“以我为主”，从中国文学实践出发，针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特点来思考海外的理论成果是否适合引用，在何种程度上使用，而不是依样画葫芦地拿来就用，生搬硬套，造成理论与实践“两张皮”。
    第二，回到文学实践，从文学自身特点出发展开研究，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多年来，中国文学研究界一直呼吁要重视中国文学理论的“失语”状态。它不仅是因为西方理论的强势入侵，而且由中国文学理论自身发展创新不足所导致。正是在这种状况下，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理论偏执现象也在国内蔓延开来，对文学研究产生了不良影响。这就要求我们：一是在继承和创新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始终立足于中国文学实践，不断总结和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并且对文学理论自身保持清醒的态度，使其成为服务于中国文学研究的有效工具。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研究中的理论偏执问题。二是国内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者要与海外研究者加强交流互动，双方携手克服文学研究中的理论偏执问题。由于中国的和平崛起，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海外研究者加入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而且对国内研究成果越来越重视。这就为我们传播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和来自于实践的文学理论话语创造了良好条件，也有利于在学术交流中确立和显示文学理论的正确使用方法。我们要坚持以中国文学实践为基础创新发展和使用文学理论，依据中国发展逻辑得出具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以此回应海外学者的挑战，这既有利于纠正文学研究中的理论偏执，也有利于提升中国文学研究的国际话语权。
    （作者系鲁东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