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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记乡愁诗人余光中先生:文化乡愁历史情

http://www.newdu.com 2018-02-01 文汇报 罗青 参加讨论


    诗人余光中先生于去年12月辞世,余府上下至亲好友当然是哀恸逾恒,同事门生、诗朋文友更是痛惜不已,就连海内外的万千读者,也纷纷同悼。然光公先生以九十高龄,驾返瑶池,如愿回到“文化中国”的历史怀抱,于公于私,应该都了无遗憾,回顾新诗百年,新文学百年,都可谓凤毛麟角,实为喜丧。
    新诗新文学百年,是“文化中国”五千年来,前所未见的“人才红利时代”,俊彦品类之众,豪杰人数之多,全都超越前代,此一时代可以1945年为分水岭,因为对日抗战胜利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但是中国史,也是世界史的重要里程碑。
    《说文解字》 云:“三十年为一世。”1945出生的一代,也就是笔者这一代,是“战后一代”;往前推三十年,1915年以后出世的余先生,可称之谓“战乱一代”。余先生是“战乱一代”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一代最大的特色是遭逢长期内战的分离与隔绝,流寓放逐海内外及世界各地,造成了各式各样前所未有的“乡愁一代”,余先生的作品,深切厚重地反映了这一代的心声,他的过世,标志了地理乡愁时代的结束。
    乡愁诗人余光中的“乡愁”,不仅仅是对某时、某地、谋人的怀念,而且是对“文化地理”的眷恋,对“历史传承”的牵挂,他笔下的长江黄河、千岩万壑、风流人物,全是“文化中国”大观园中的殿堂长廊、栋梁石柱、水木庭园的化身。五千年来,出现在中华文化中的“政治中国”不计其数,而“文化中国”只有一个,而且持之以恒,一直在不断扩大。
    1928年诞生于南京的余光中,在二十二岁到台湾继续念大学之前,曾经随父母,经常来往于南京、杭州、武进、永春之间,抗战时流亡苏、皖,十岁时迁往上海半年,又从香港转安南,经昆明、贵阳,抵四川与父亲团聚,入重庆读中学,可谓走遍江南江北。二十岁考大学时,因国共内战的缘故,放弃了北京大学录取资格,转而就读于南京大学,又南下至厦门大学,最后进入台湾大学英文系三年级,随梁实秋习英国文学。他在大陆童年、青少年、青年的经验,成了他中年后,梦牵魂绕,挥之不去的写作泉源。
    大学毕业那年,余先生出版处女诗集 《舟子的悲歌》 (1952),其中有“昨夜,月光在海上铺一条金路,渡我的梦回到大陆”之句,显示他早期怀乡怀人之作,多半与小我有关,到了三四十岁后,他的诗境扩大,从大我出发,对“文化中国”向往眷恋,成了他既深且广的核心主题。
    余先生的诗,在参加“现代主义论战”(1957—1958) 之前,非常符合梁实秋古典主义式的文艺理论,深受梁先生的鼓励与提携,遂于1957年入台北师范大学英语系兼课,同年译作 《梵谷传》 《老人和大海》 (后改为 《老人与海》) 出版。1954年他与覃子豪、钟鼎文组“蓝星”诗社,出版 《蓝星》 诗刊,遥承“新月派”豆腐干体的“格律诗”传统,与纪弦发表在 《现代诗》 上轰动一时的“现代派信条”(1956),大异其趣。
    当年纪弦高举“横的移植”西化大旗,推崇现代主义所有流派,提倡“诗想”与“自由诗体”,绝对反形式,反格律,反押韵,主张诗歌分家;他最鄙视流行歌曲歌词,斥为靡靡之音,誓言打倒根除。此论一出,附和者众,声势浩大,遭到覃子豪为文猛烈质疑(1957);次年,余先生也加入论战;论战时,彼此大动干戈,互不相让,论战后,纪弦的主张,好像占了上风;而余先生则赴美入爱荷华作家写作班留学,获艺术硕士学位,开始受到美式现代主义的影响,诗风为之一变。
    两年后,余先生返国,正式入师大任教,遇到中文系学者苏雪林与报纸专栏作家言曦与其盟友,抨击现代诗与新诗写得太过艰难晦涩,造成报章杂志拒刊,此举促成了覃、余、纪三个“老战友”联手反驳,形成诗坛更加朝向现代诗靠拢的团结氛围。
    1960年出版诗集 《钟乳石》 《万圣节》 及 《英诗译注》 之后,余先生开始大步跃入现代,不但发表 《现代绘画欣赏》,为抽象画摇旗,同时也加快诗作现代化的脚步,例如 《燧人氏》 之类作品,意象晦涩,声音凄厉,节奏跳跃,态度叛逆,已完全与“新月派”告别:
    饥了,食一座原始林,一个罗马城
    和几乎是秦始皇厌恨的全部文化
    复舐噬夜的肝脏,在太阳太阳之间
    挟黑暗而舞,复挞她,踏她,踢她
    燧人氏是我们的老酋长。 在众神之中
    他是最达达的
    二十八年后,余诗在大陆最重要最忠实的推手与知音流沙河先生,在他《余光中一百首》 (1989) 一书中,仍不免视此诗为负面教材,评之为“虚无到了狂悖状态的歪诗”,认为如此达达主义,实在无法接受。可是,这种写法,在当时的诗坛,十分流行,比起某些重度晦涩的作品,《燧人氏》 还算属于流畅易懂的“小脚放大”。
    当时,集艰涩大成的,是“创世纪”诗社诗人洛夫的组诗 《石室之死亡》 (1959),就连纪弦读了都要瞠目以对。当年余先生有心在技巧现代化上,急起直追,于是铆足全力,于白先勇主编的 《现代文学》 (1961) 发表《天狼星》 (长篇诗组),意欲为所有的现代诗人画家,作一篇总传,把痖弦、周梦蝶等孤绝诗人及五月、东方画会的前卫画家一网打尽,以“天狼”之晦气不祥,来象征遭社会排斥打压的现代艺术叛徒,而叛徒们则悲壮的燃烧自己大无畏的气概,照亮社会。诗甫发表,万方瞩目,传颂一时。
    余先生想借此一长诗,与“创世纪”诗刊同仁痖弦的长诗 《深渊》(1959) 还有洛夫的,一较长短。三人之间,痖弦晴天霹雳,率先于5月发表一气呵成的 《深渊》,反映现代社会无限的下沉与堕落,惊艳诗坛,众口交赞,令纪弦为之结舌,启发了 《石室》,又招来了 《天狼》。不让痖弦专美,洛夫仓促上阵,勉强将 《太阳手扎》 与《外外集》 中的短诗,修改增补,重组扩大,杂凑成军上阵,诗一发表,果然令大家惊异错愕,莫测高深,毁誉参半,争论不休。而现在看来,《深渊》在意象丰繁,比喻奇绝、语言节奏、诗想结构的经营上,无疑是其中最成功的,堪称新诗百年中的杰作之一。
    有趣的是,洛夫看到由十首中型长诗组成的 《天狼星》,居然惊动诗坛,引起热议,颇为不服,发愤火速写了长篇 《天狼星论》,在 《现代文学》 发表,条例全诗缺失,认为总体说来还是太传统而不够现代。此文刺激了余光中深切自我反省,立刻在“蓝星诗页”37期,发表 《再见,虚无》 一文,傲然予以驳斥,宁可回归传统,也不愿盲目现代;同时开始挟现代主义写作技巧,创造性地回归古典传统,慢慢形成他融现代、浪漫与古典于一炉的开阔风格,能出能入,可大可久,于三年后,出版了诗集 《莲的联想》 (1964),让诗坛风气为之一变,整整影响了两代人的写作。十五年后,余光中在订正出版《天狼星》 (1976) 时,从善如流,接纳洛夫批评中肯之处,大幅修改全诗,留下了一段佳话。
    从四十岁开始,十几年之间,余先生进入现代诗创作的丰收期,1969的诗集 《敲打乐》 《在冷战的年代》,以及其后的 《白玉苦瓜》 (1974)、《与永恒拔河》 (1979)、《隔水观音》 (1983),都脍炙人口,风行四海;名诗如 《当我死时》 《如果远方有战争》 《或者所谓春天》 《安全感》 《在冷战的年代》《一枚铜币》 《乡愁》 《乡愁四韵》 《长城谣》 《守夜人》 《白玉苦瓜》 等,倾巢而出,辅之以诗评,兼之以论战,加之以译介,把修正后的现代主义大纛,高高举起,俨然成为诗坛祭酒。精力充沛的他,于诗之外,又努力于散文创作,蹊径独辟,自成一家;他又不时发表散文、小说以及评论之评论,除现代画外,还支持现代舞蹈,使得梁实秋衷心赞叹云:“余光中右手写诗,左手写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此后,凡有现代文学大系之编纂,总序撰写人,非余先生莫属,骎骎有文坛领袖之姿。
    余光中于1974年受聘入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任教十年,在大陆改革开放后,经由成都流沙河先生的热情推介,其诗文跨越海峡,流传大江南北,获得了不少读者的青睐。流沙河极具慧眼又真懂诗词,文史博洽,闻多识卓,下笔灵动洒脱,最能深入浅出,精解余诗妙处,加之他襟怀开放,诚心一片,最能打动读者,感动作者,致使“乡愁诗人”一词,不胫而走。余先生有幸,得遇故土巴蜀才子,致使四川香江鱼雁不绝,其惺惺相惜相重之情,自然不在话下。
    从1962至1971九年之间,余先生曾三度应邀赴美讲学,对当时摇滚乐精彩独创深刻有味的歌词,非常欣赏,于是从1972开始,为文介绍鲍勃·狄伦(Bob Dylan) 等美国民谣歌手,誉狄伦为“最活泼最狂放的摇滚乐坛上一尊最严肃沉默的史芬克狮。现代酒神的孩子们唱起歌来,他是唯一不醉的歌者”。三年后(1975),他与杨弦等民歌手,掀起“现代民歌运动”,公开让韵脚格律,穿上宽松的便装,重回现代自由诗体之中。狄伦于去年 (2017)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证明了余先生当年的慧眼是如何的精准。在此之前,约有二十年之久,现代诗人不敢沾碰流行歌曲,余先生对自己的格律旧作,更是讳莫如深,绝口不提。当年,也遭杨弦卷入现代民歌的我,忽然醒悟到,原来传唱十多年家喻户晓的流行歌曲 《昨夜你对我一笑》 (兰成改编歌词、周兰萍作曲) 竟然出自余先生之手,简直目瞪口呆,笑不可抑:
    昨夜你对我一笑,
    到如今余音袅袅,
    我化作一叶小舟,
    随音波上下飘摇。
    昨夜你对我一笑,
    酒涡里掀起狂涛,
    我化作一片落花,
    在涡里左右打绕。
    昨夜你对我一笑,
    啊!
    我开始有了骄傲:
    打开记忆的盒子,
    守财奴似地,
    又数了一遍财宝。
    此诗此歌,清纯腼腆,朴实风趣兼而有之,比起后来现代诗中赤裸裸的床戏大战,不可同日而语。此诗通过邓丽君、费玉清、蔡琴美妙的歌喉诠释,早在流沙河之前,就已在大陆风行,至今不衰。
    可是在民歌运动兴起之前,这样的诗歌,无论识与不识,都无人愿意提及,更不屑评论。致使余先生 《文星》杂志时代的文友李敖,曾一度因经济原因,施其惯技,把余先生早期格律时代的佚作及淘汰的旧作,暗地里搜集一册,以为抓住了软肋,私下要挟先生,意欲强行替他出版,可见格律诗与流行歌,在现代主义高潮时期,几乎成了庸愚腐朽、落后伧俗的代名词,见不得天日。拜现代民歌运动成功之赐,1981年洪范版 《余光中诗选1949-1981》 出版,先生坦然把早期诗集中的格律诗精选一辑,包括 《昨夜你对我一笑》,让读者了解了先生诗艺发展的全貌。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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