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文字不能一气呵成，需要慢慢地写，慢慢地想，不断停下来，然后继续。其实有时读也应该是这样，或更该是这样。赶什么呢？我不理解赶的人。即使是精神活动，比如转经，你也能观察到，有的人急急忙忙，有的人从从容容，有的人一口气拨完一溜转经筒，有的人一个个拨，很慢。在西藏的时候，我不转经，但喜欢那种很慢地转动经筒的人。
    读散文家虞敏华长篇非虚构作品《我转动所有的经筒：藏地笔记》，恍忽觉得自己在转经，而且是那个很慢地转动经筒的人。有趣的是，文中的几个主要题目交叉进行，切成若干段，重复出现，构成全书。一种巨大的交互空间笼罩着你，重复的题目如同重复的经筒分布于交互的空间，而“你、我、他”三位一体的叙述主体，讲述着同一颗漂泊的心。心如莲花打开，有许多瓣，但又是同一颗心。
    虞敏华是个苏杭女子，一个白领，却漂泊在青藏高原上。不是行走，而是驾车，以一种很现代的方式亲近自然，走向陌生。她说常常没有目的地，也不知道想要做什么，只是随性随意地在那片广袤无边的高原上漂泊着。她是主体也是客体，她常常能看到自己：“草原辽阔得没有边际。一条孤独的公路，起起伏伏地伸向远方，看不到尽头。过往车辆很少，大多时候，都只有我一辆黑色奇骏。在高远的天地间，显得那么渺小,渺小得如同一只甲虫，慢慢地爬行在雪山河流和金色草原之间。”
    在立体的墨脱，她踩着高高低低的石头，向下，来到河边，寻一块大石头坐下，拿出一本书便读起来。一本哲学的书，尼采，河水跌宕起伏发出的轰响淹没了一切，水珠溅起，但她渐渐地忘记了在哪里。杭州、墨脱、尼采这三者怎样统一在一起？一种怎样的时空？这不是表演，无人能看见，每一步都充满危险。就算是表演，也是表演给自己看。一个表演给自己看的人是一个什么人？一个精神至上的人，绝对的人，无畏的人。她的一个同类，一个叫拉姆的汉族女孩，只是因为稍微后退了一小步，便倏忽间消失，随一块小石头掉进仿佛另一重天的澜沧江。
    说没就没了。但她还是沿拉姆的足迹走来，踩危险的石头，看江水，放下书，想拉姆，想一种放慢的小石头的消失。想那匹都灵的马，老年的尼采，时而糊涂时而清晰的尼采。想坐在尼采身边的尼采的妹妹，尼采抬起头问哭泣的她，伊丽莎白，你为什么哭呢？难道我们不幸福吗？
    想拉姆以及尼采那双经历风暴后温和平静的眼睛。
    她觉得幸福。
    那时太阳挂在西边的天空，发出橙红色的光。
    是她与尼采共时的夕阳。
    在拉萨，她流连于那些大大小小的寺庙。有时候她远远地看着信徒们磕长头，点酥油灯，看他们口诵六字真言围着转经长廊一圈一圈地转。有时候她会在他们中间，人群像潮水一样推着她向前。虽在同一时空，她与转经人却相互视而不见，她穿着大红色的冲锋衣，但在人群中却像隐身人一样。她转动经筒，但像从另一个星球来的人。
    她面对珠峰以及其他三座8000米以上的山峰：马卡鲁峰、洛子峰、卓奥友峰，它们错落有致地排列成一条“堤坝”，即喜马拉雅山脉。“珠峰在前面，时隐时现。当云雾飘开的时候，看到它的形状，像是张开双臂袒露着巨大胸怀。”她在珠峰下危险地病倒，却依然凝视。她吸了氧，吃了退烧药，不敢躺下，就那么靠着，坐在黑暗里，每隔10分钟就喝一次热水，如果躺下可能再也醒不过来。
    她转了岗仁波齐，去了遥远的阿里。我也曾到岗仁波齐，只是望洋兴叹，甚至连想都没想过转山，一念都没有，我觉得这根本是不可能的。我的一位友人转了岗仁波齐回来说，差点撂那儿，现在是重生。我曾登过拉萨哲蚌寺后面的山峰，我知道每走一步路的巨大喘息，每一个动作都是慢动作，知道类似死亡的诱惑：一闭眼就会飘起来，是多么的幸福。但是她竟然转了漫长的需要过夜的岗仁波齐，在夜晚的帐篷里，她替一个上海人写遗书，那人病得已拿不动笔，他说一句她记一句，这样的情景在这条伟大的转山路上屡见不鲜。
    每个转山者都要有这个准备。
    转岗仁波齐几乎是个悖论，为什么还要？
    而这就是生命的秘密。
    有的人，生命已没了神秘，更多人如是。只有少数人，或极少数人生命中还有不竭的秘密或悖论，鱼儿便是一个。她的生命里有无数个经筒，她要去转动，永远不竭地转动，永远着迷地转动，旅途是这样，写作也是这样。她的写作完完全全地体现出旅途的样子，不是通常写作的样儿，确切地说所谓专业写作的样儿，但又是真正写作的样子。
    真正的写作来源于现实，而非文本。
    她的旅行是交织的，立体的，如同众多河流的交叉走向，同时永远有天空映照，是时间与空间双重的移动，绝非平铺直叙。我们身旁不乏这样生活的人，但能这样写作的人罕见至极，即便所谓成名作家能做到这样的也是极少数。在这个意义上，《我转动所有的经筒：藏地笔记》让人惊奇，让人认同高手在民间。至少民间存在着高手，而好的文学生态正应如此。如同武林之外的高手不为武林存在，他们自有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
    如果说流水是感性的，河床一定是智性的，而河床与水的关系是互动的，水形成了河床，河床反过来也呈现了水，复杂的河床呈现着复杂的水，让水变得如此多姿，而这多姿也正来自语言的动力。写作中的语言与结构，理论上也应是这样：语言是感性的，结构是智性的。但在更多的写作中，事实上两者是分离的，更多的是语言不错，但没有相应的河床。太多一般的不符合实际的河床充斥着语言，让世界变得简单。
    《我转动所有的经筒：藏地笔记》的语言，简洁、质感、灵透，一如她经常坐在河边注视的水中的石头。石头独立，透亮，但周围又到处是水，波光鳞鳞，石子却一动不动跳入你的眼睛。换句话说她的语言是带着水的，让你觉得她的语言不是来自笔端，而是来自水边。同时拥有相应的空间，两者相映，构成了虞敏华《我转动所有的经筒：藏地笔记》的独特世界。
    （《我转动所有的经筒：藏地笔记》，虞敏华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