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金石学家王献唐在给傅斯年的信中，称赞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能够顺应时代的发展要求，运用新方法、整理新材料，使得整个研究局面为之一变。新旧学者的差距，不在才智，而在于前者能够把握时代风尚，将学术做大做强。学术研究是一种最终落实到个体的工作，它需要学者的才华、自律以及持续不懈的努力，同样，也需要学者们能够审时度势，明白时代精神的走向，从而将自身的努力和时代的要求最大限度地结合起来。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学术传统，现在已有很多人在关注，相关的资料也在陆续收集整理中。尤其是60年所庆时出版的《甲子春秋》一书，是对各处室离退休的老先生们的系统访谈，也是了解文学所学术史的重要口述资料。其中，现代室的经验对于当下的学术规划颇有启发意义，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学术复兴中，文学所现代室在该专业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些成就最为出众的学者，他们在个人抱负和时代要求之间，都会选取一个最佳的结合点，从而使自己的工作能够为整个专业开启全新的局面。
    为了让我们的讨论更为具体形象，不妨化繁为简，将其归纳为现代室的三位老先生的故事。
    第一位是马良春老师，他做过现代室的主任，也做过文学所的所长。在他的工作中，最为引人注意的一项就是主持了《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120多卷）的编辑和出版。这个项目开始于1979年，后来列入了国家的“六五”计划，丛书的主编是陈荒煤，许觉民和马良春为副主编，由于马良春是现代专业出身，实际主要由他负责，而更为具体的工作则由张大明和徐乃翔二位老师分担——前者此后成为左翼文学研究的权威，后者则是日后国内最为活跃的史料出版者。文学史资料项目在现代室的牵头下，调动起了全国高校的众多研究者参与，该项目既包括了上百个作家、社团、流派的资料整理，也包括了唐沅等人的期刊目录汇编。经此项目，基本上每个专辑的编者都成为该领域的权威，可以说，此项工作确立了此后现代文学研究的基本格局。
    一个学科的发展水平，从根本上讲，由它的基础文献的整理水平所决定。在20世纪80年代初，现代文学专业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建构学科的资料基础。现在回过头去看，真的要佩服当年的学科规划者们号脉之准、决心之大，当时的两个举措对整个专业影响深远：一个是唐弢提出的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必须读期刊，他开列了目录，严家炎将其拿到北大，征得王瑶的同意，用于学生培养，后来全国其他高校也推广开来。读民国期刊是最为直接的回归历史现场的方式。另一个就是马良春等人主持的资料汇编，它夯实了整个专业的文献基础，也使得若干研究者有了自己的学术出发点。
    正是因为这样的史料观念和底子，20世纪80年代，我们的学者才可能翻阅两三千种原版书，去写作一本文学史。较之于夏志清的文学史研究，中国大陆学者在史观上究竟突破了多少，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但在基本资料的体量上，我们无疑取得全面超越，此后研究者任何成就的获得，无不建立在这一学科优势之上。资料汇编项目现在还在继续，刘跃进主持的中华史料学会中，有现代史料分会，仍在默默推动该出版工作的开展。
    第二位是樊骏，他是现代文学专业最早具备明确学科意识的研究者之一。从1983年起，他陆续写了《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考察和思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既要分工，又要综合》《关于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局面的几点想法》《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等一系列有关学科发展状况的研究论文，也系统总结过陈瘦竹、唐弢、王瑶等人对学科的贡献，每篇文章即使现在重读，也会给人以新的启发。在20世纪80年代现代文学学科迅猛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有这样一种自觉意识，使学术发展处于理性且可控的范围内，明白我们走到了哪一步，我们的优势和局限是什么。或者说，要对我们的研究本身保持反思和警惕，使之超越自发、趋于自觉。
    也正是在樊骏的坚持下，写综述成为现代室年轻人的“必修课”：用几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尽可能全面地去翻阅该年的研究成果，分门别类，做好笔记——当年没有电脑，但大家普遍有做小卡片的习惯——进而形成文字，以期全面呈现学科发展的状况、重要研究者的进展，并在此基础上，对学科的冷热点的分布、优势和问题，渐次形成自己的看法。综述的写作者以后在选择个人的研究方向时，自然也会有的放矢。到目前为止，年轻人写综述仍是现代室的保留项目。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中国现代文学编纂史》以及《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概要》等著作的出版，学科意识渐成研究者的共识；进入新世纪，更有学者提出当代文学史观与现代文学史观“同构性”问题，明确指出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具有方法论意义，在我们对于这个学科的理解不断深入的状况下，回头去看樊骏的工作，他在20世纪80年代置身局中时，就能有这样清醒且敏锐的观察，并不遗余力地加以提倡，这样的眼光和选择着实值得称赞。
    第三位就是前面提到唐弢。他是现代文学专业的第一代学者，以书话创作和鲁迅研究闻名。20世纪80年代时，几乎所有人都在期待着他出手写一本鲁迅的传记，似乎他和林辰是国内公认的最适合给鲁迅立传的研究者。无论当时还是此后，鲁迅的传记都出了很多，基本都遵循着“生活-思想”这样的思路，20世纪80年代思想活跃，每换一种理论视角打量，鲁迅就会呈现出新的形象；但唐弢却试图写作一本“学术传记”，想通过探究鲁迅的知识结构，向读者展示周树人如何成为鲁迅。这种思路的难度在于，鲁迅是一个阅历广、读书杂的人，想给这样的人做学术传记，实际也要求写作者在知识结构上不能差得太远。也许这个过于严苛的思路从根本上影响了唐弢的进度。《鲁迅传》只完成了11章，终成绝响，但此残篇却有不朽的价值。
    我们举一个唐弢筹备鲁迅传材料的小例子。《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寿镜吾老先生喜欢念“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千杯未醉嗬”。这两句的作者是谁，新中国成立后鲁迅研究界一直没有落实。1972年，北师大的朱金顺写信向唐咨询，唐弢判断这两句出自清人骈文，可能出自吴鼐辑的八家，以及陈维崧、胡天游、汪中等人，于是他就一一翻阅这些人的文集。钱锺书先生也曾给过建议。这种系统的文献查阅持续了一年多，但故事的结局有些反高潮，我们所的老先生没有最先找到，扬州师院的一位叫章石承的老师翻书时偶然发现了，这两句出自清末南菁书院的刘翰的《李克用置酒三垂冈赋》，收在王先谦的《清嘉集初编》中。现在古籍数字化的程度很高，想检索某个文献的出处很方便，但当时完全是靠记忆和推断，谁能发现有很大的偶然性。真正值得称道的是，唐弢在这条材料上下的功夫，十几年后写鲁迅传，写到三味书屋主人对鲁迅的影响时，他说——
    寿镜吾爱读刘翰的赋，并非偶然。清人论文学，多宗桐城；但清代崇尚考据之学，对桐城义法又不以为然。《文选》派更嘲讽桐城派的起承转合，无异八股。阮元作为清代朴学大师，在任浙江巡抚期间，设立诂经精舍，大大影响了两浙文风，后至李越缦、章太炎更有拓展。寿镜吾虽不过一个塾师，但也爱读魏晋六朝文章，足见此派在浙江绍兴影响的深远。鲁迅幼从寿镜吾，以后又请益于章太炎，耳濡目染，对魏晋文风表示好感，在艺术上有所吸收创造，恰顺理成章。
    前后只用了两百多字，从清代两浙的学术到鲁迅的师承，一条线索拎得清清楚楚，着实是大手笔。我们了解了这段文字背后所做的功课，就会明白这种举重若轻的分量。
    简单说，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学科再出发的时候，文学所现代室的学者实际参与到了这个学科最为核心的部分中。当时，我们国家面临的任务是如何拨乱反正，如何迎接改革开放，中国学术则要重建自己的基础，并加快追赶世界潮流的步伐。显然，那一代学者非常自觉地将自己的学术兴趣与时代的要求结合起来，他们发愿去做最基础的工作，勇于去做最具挑战性的工作而不计成败，同时保持着最为自觉的反思意识，他们规划并推动了这个学科的发展，并在不算太长的时间内，提供了一系列学术精品。
    在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新时期往往是20世纪80年代的代名词。当前这个时段和改革开放之初存在着相似性：我们同样站在一个大的关口前，面临着新的发展契机。所不同的是，如今中国在世界格局中占有更为重要的位置，也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相应的，中国学者需要发出更强的声音，提供更多原创性的智慧。鉴过往而知未来，我们应像前辈学者那样，认清时代精神的走向，将自己的工作和这个时代的要求紧密地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