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诗人受到多少评骘，诗歌事件多么频仍、炙热，诗人的主体性、内在的诗歌精神和文本征候方能体现出一个诗人甚至一个时代真正的内里和底色。只有建立于个人“真实感”和语言“可信度”之上的写作才能像火炬接力一样传递和照亮更多的人。
    对新一年的诗歌，我们并不一定能如预期的那样看到新质和新变，而我们又总是期待着新的一年与旧的一年有所不同。这实际上正是文学“进化论”在作祟，而忽视了文学的内在规定性以及新质生成的复杂性和缓慢性。
    当下的诗歌生态因为处于变动性结构，任何言之凿凿的定论都是可疑的。当下诗歌显然已经成了庞然大物，诗歌人口和诗歌产量巨大到超乎想象，各种言论、行为、活动等现象花样翻新且层出不穷。诗歌活动化使得表层越来越受到关注，一定程度上诗歌的内质以及某种新质的缓慢发生和累积的过程被忽视。换言之，我们更为关注的是外部的活动、生产、传播、影响，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诗歌的自律性和内部特征。对诗歌运动和活动热潮的追赴已成不争事实，与此热闹的诗歌狂欢节形成极大反差的则是诗歌自身建设（体式、语言、修辞、文体意识）却并未被如此集中和严肃地谈论。
    影响的焦虑与影响的剖析
    影响的焦虑或剖析一直在陪伴着100年来的汉语新诗，这涉及到中国本土诗人的形象建构和语言传统，影响的方式、效果、方向以及反作用和可能性等问题。《教我灵魂歌唱的大师》是王家新对叶芝、奥登、希尼、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里尔克等诗歌大师的一次整体性述评和回望。这似乎构成了现代汉诗不言自明的显性传统，但是诗人们似乎仍然羞于或不肯对那些影响了自己的汉语诗人和汉语诗歌传统说出赞美之词。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五人诗选》的腰封上赫然印着“一种新的诗歌传统和诗歌前景”，在杨庆祥看来，雷平阳、陈先发、李少君、潘维、古马开启了一种对话式写作。两个月后，花城出版社推出了另一个《新五人诗选》（臧棣、张执浩、雷平阳、陈先发、余怒），该书同样体现了经典化的意识，“对一个时期的诗歌状况做出评价的预期”。关于新诗百年的总结在2017年成为一个不断凝聚的增生点和讨论热点。这不仅指涉百年新诗的体制、诗歌文化、资源传统、诗歌政治、诗歌精神、诗歌生态、诗歌史叙事，还涉及对100年现代转型期中国社会史、政治史和文化史的评估。2017年1月初，诗人食指在《百年新诗路在何方？就在脚下》一文的最后写道：“我看到网上推选的新诗百年的百名诗人，竟然连诗人贺敬之老师一字不提，深感震惊。”这涉及到百年新诗的传统、经典化和历史叙事，而这一过程由于不同历史时期诗歌文化语境的变动而充满了变动、波折和龃龉，甚至不乏戏剧性。谢冕就中国新诗100年发表论文《前进的和建设的》，提出百年新诗的传统、诗学革命、诗歌生态的变化，并强调诗歌不仅是大众的更是个人心灵自由的独特创造和独特表达。罗振亚指出百年新诗的发展极其艰难，不断被各种外因所“割裂”而且还要承受各种批评和诘难（《中国先锋诗歌的“百年孤独”》）。陈仲义提取出了百年新诗的三个关键词 “独”、“悖”、“惑”（《百年新诗：一“独”二“悖”三“惑”》），并且要厘清现代诗接受的误区从而确立标准（《重提现代诗接受的“标准”问题》）。柏桦的系列论文中讨论了现代汉诗的现代性、民族性和语言问题。李少君强调新诗的问题本身就事关中国现代性的问题，“中国现代性所有的问题，中国新诗也有。其次，对于新诗发生和意义的判断，应该要放到一个长的历史背景下来看待新诗的成败得失”（《百年新诗的历史意义》）。当下的诗词创作和研究以及传播也正在成为互相提升、砥砺的综合体，“诗词理论研究的突破，实际上很大程度上依赖优秀作品。而优秀的作品需要具有说服力的阐释和赏析。具有学理性的赏鉴或会心可读的点评，是优秀诗词进入研究视野的必由之路”。（袁行霈、杨志新、王贺《增强文化自信助 推民族复兴 把中华传统诗词传承好发展好》）百年新诗的理论建设和批评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是也存在着单一横向移植西方诗学而自身诗学传统建构乏见的弊端。正如孙绍振在《学术“哑巴”病为何老治不好》一文中尖锐指出的，中国本土文学理论长期“失语”、研究者离开西方理论就变成“哑巴”。具体到2017年，在诗学建设的整体性上而言最大的收获无疑是敬文东的《感叹诗学》，“所谓感叹诗学，就是汉语诗歌必须以感叹为本质；汉语诗歌——无论现代还是古典——一切有可能出现或存在的其他特性，都建立在感叹的基础之上。”
    正是注意到世界文学的格局以及愈益频繁的交互性影响，欧阳江河认为谈论“大时代的大作品”除了当代诗歌汉语内部语境之外还得借助于由翻译、出版、传播以及国外诗歌界同行、媒体批评等“他者眼光”构成的中间环节或中间机制（《当代诗与中间环节》）。“反思百年新诗，翻译诗歌这一块，是绕不开去的重要话题——那样的一片‘深蓝’，与汉语诗歌原本的‘金黄’，邂逅、交集、反应、融合，方构成百年汉语新诗绿意葱茏之广原”（沈奇《蓝色反应与另一种汉诗——有关新诗与外国诗歌译介的几点思考之“虚拟论文”的“引文”》）。胡桑在谈论德国汉学家顾彬的汉语诗歌批评是强调了翻译、民族国家、现代性和传统这几个关键词，这呈现出世界文学图景中汉语诗歌的某种特征。当我们继续从国际和世界看待中国的诗歌，往往被强化出来的并不是内在的语言、修辞、技巧、想象力和形式感的缓慢变化以及相应的个人化特征，而是很大程度上强化了西方视野中的中国性和社会学的眼光，比如美国学者龚浩敏的《后社会主义中国的打工诗歌生态诗学：郑小琼诗歌中的自然、政治和性别》，强调了打工诗歌与田园主义的乡土诗歌传统的差异以及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中国社会日益恶化的生态现实以及农民工身份、家园生态诗学等。
    当代中国诗歌是何种面目？这几乎是所有中国本土诗人的期待和焦虑。尽管近年来国际诗歌交流活动趋于井喷状态，但是活动中的诗歌与文本中的诗歌是两回事。
    内在的规定性与隐秘生长
    现在诗人和评论者以及那些微媒体上火热的参与者们都似乎对回到诗歌自身的问题丧失了耐心，这使得诗歌的讨论离本体越来越远，而诗歌则是真正意义上的“实验文本”和“片面诗意”。民刊的重要性在新媒体和个体化写作的语境下已发生很大变化，这些民刊创办的初衷、过程和现状，以及不同时期的文本和诗人的精神生活史显现出了新诗的内在成长，《大家》在2017年第六期“诗江湖”推出九个民刊的专辑，对这一领域的重要问题做了记录和梳理。
    诗歌作为一门古老的手艺不只与技巧有关，更与诗人的情感、经验、知识、想象力、语言能力从业“道德”甚至精神场域相关。从诗歌的可能性、创造力以及内在性来说，我们呼唤的正是“诗歌的探险家”，正如臧棣所强调的“我的基本态度是，诗人还是要有点探险精神”（《诗，作为一种生命的机遇》）。在当前批评界面向百年新诗整体性和宏大诗歌史的同时，也同样有研究者就诗歌的细部进行诗学层面的梳理、辨析，比如周伦佑的《现代诗的意象及意象类型》、西渡《当代诗歌中的意象问题》都深入探讨了意象的相关问题。牛艳莉则以“雪”的意象（场景）为中心，以微观化的切口考察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张曙光、王家新、欧阳江河、沈苇、桑克、西渡等诗人在诗歌内蕴和技艺上的特征以及变化、转型，在某种程度上揭开了一个时期诗人的整体精神境遇、写作母题、思想旨趣和美学风貌（《“诗意”的拓展与“诗艺”的转型》）。沉稳的书斋型的新诗研究者则进行史料的爬梳工作，比如张立群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近40种徐志摩传记写作现状的考察以及相关史料的发掘、整理、研究，易彬对彭燕郊与施蛰存书信的钩沉、对穆旦“集外文章”的发现、讨论，姜红伟通过史料的搜集对海子热恋时期的10首“佚诗”的发现和考证工作，都对一个诗人的文本风貌以及一段诗歌历史的场域做了重要的补充甚至某种程度上的修正。也有诗评家对一贯的批评空白和短板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弥补和开拓，比如汉语批评家一直对少数民族诗歌的母语和双语写作处于失语的状态，或者笼统地纳入到一般意义上的诗歌问题中去，大而无当，无的放矢。张清华则在对四代维吾尔先锋诗人的诗选《燃烧的麦穗》阅读的基础上对维吾尔诗人的创作进行了诗性而准确的分析，他的感受是具有代表性的（《“先锋的蝙蝠把我们引向黑暗”》）。
    2017年较为醒目的是一些长诗和主题性组诗的写作，如吉狄马加《献给妈妈的十四行诗》、柏桦《竹笑：同芥川龙之介东游》、陈东东《序曲》、梁晓明《死亡八首》、陈先发的“九章”系列、周伦佑《生死三帖》、谷禾《描述蝴蝶的十八种方式》、王久辛《蹈海索马里》、姚辉《欢乐颂》、剑男《春天十三章》、高春林《神农山纪事》、阳子《一块巨大的布》、安琪《凉山行》、王自亮《上海》、姜涛《在酿造车间》、蒋浩《夏天》、江雪《洛丽塔》、成路《活时间》、郑小琼《玫瑰庄园》、王琦《月牙泉》、马迎春《圣途》。刘立云的组诗《上甘岭》惊心动魄，“我认为，一个诗人的心脏理应更大一些，理应有一定的纵深感；跳起来，也应该更强劲。面对当下这个瞬息万变的大时代，如果我们的诗歌甘于沉默，或者只满足于抒发内心的孤傲和小情调，可能难逃苍白的命运。”（《回望一场战争》）为总结当下的长诗写作，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专门举办“新时代新史诗与长诗创作研讨会”，达成的共识是在史诗式微的时代诗人的总体感知至为重要，尤其是在“个体诗歌”和碎片化已经失控的时代。欧阳江河一篇文章中认为“大国写作”需要“长诗”的“大格局”与之匹配（《电子碎片时代的诗歌写作》）。而就我的阅读观感，当下写作长诗的诗人并不在少数，但一些长诗徒有其表，而更近于一首首诗的简单拼贴，而没有任何纵深的架构和整体可言。
    无论诗人受到多少评骘，诗歌事件多么频仍、炙热，诗人的主体性、内在的诗歌精神和文本征候方能体现出一个诗人甚至一个时代真正的内里和底色。这既是个人的精神生活又是整体的时代大势。诗歌在内质上首先是面向自我的，是对经验、语言和命运的交代，是诗歌内在性的缓慢生长，然而诗人与生活、现实和时代的关系以及处理在当下显然发生了问题，“启示性的写作，恐怕还是要在个人的镇定和时代的喧嚣之间找到一种张力的平衡”（臧棣《诗，作为一种生命的机遇》）。只有建立于个人“真实感”和语言“可信度”之上的写作才能像火炬接力一样传递和照亮给更多的人，这是对自我精神的维护，对生命内在意义的唤醒，哪怕更多的时候带给我们的是“收窄”的“紧缩”的悲欣交集的感受。
    诗歌是面向自我的，也是面向社会的，更是面向未来的。在诗歌教育上，在面对未来的向度上，2017年度最大的收获是树才的《给孩子的12堂诗歌课》、蒋一谈的《给孩子的截句》。树才说：“诗是生命自身闪耀着的光。光的源头呢？就是那颗童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