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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中国互联网，首先会蹦出来的印象是中国是世界第二大互联网市场，七八亿网民数量等于美国与印度的网民数量之和，每年互联网经济创造了几十万亿的产值，还有阿里、腾讯、百度、京东、网易等跻身世界前十的大公司。 互联网正如一列高速列车承载着车上的乘客向着美好未来呼啸而去，但是，那些没上去车的乘客去了哪里？他们要怎么办？这个问题可能确实需要好好思考一下。 平时难免有个头疼脑热，偶尔就要去医院报个到。离得最近的某三甲医院，是我在北京这几年遇到的服务最好、效率最高的医院了，医生态度都不错，收费也不贵。起初是用微信挂个号，到那里排队取号。后来有一次去，发现大堂里整个改了布局，人工挂号取号的窗口成了药房，建卡开卡的窗口改成了开放的挂号柜台。然后，大半的空间都放上了自助挂号缴费机。试了两次即达成目的，还帮旁边两个从外地农村来看病的患者取了号，感觉比人工排队方便多了，但看到不少上了年纪的人和外地人对着冰冷的机器嘬牙花子，又觉得可能没那么方便。 直到前几日，才深感我们更要考虑信息化这个硬币的另一面。当时母亲来京做个检查，好不容易挂上某个全国最好的医院的号，按照时间跑到医院。才发现，网上挂号只能通过取号机操作，而取号机只能用工农中建四大行的卡缴费，手里的民生、招行爱莫能助，更别提微信、支付宝了。去咨询柜台，两个值班的护士盯着手机头也不抬地说只能自助取号。一筹莫展之时，还不断有人拿着身份证找我让帮忙取号，后来我也照猫画虎找到人帮忙取了号。回头一看，周围还有不少人都对着取号机惆怅。再后来，去取化验结果的时候，也是一水的机器操作。因为扫码器不敏感，试了三次才打印成功，还顺手帮两位始终操作不对的大叔打印出了结果。 作为一个互联网行业从业人员，以及一个享受到互联网所带来的诸多生活便利的人，以前对这个问题并没有深入的关注和思考。我们大部分人接收到的观念都是要善于拥抱社会的变化，能够快速调整自己适应社会，“跑得最快的人肯定会离成功更近”。但是当我仅仅看到医院这些垂垂老矣的人和从边远地区来的人，面对着一个现代社会的文明产物手足无措的时候，开始有了一些怀疑。 隔天刷微信朋友圈，看到一个朋友说给家里八十多岁的爷爷奶奶买了东西快递回去，当自己在畅想老人家们拿到快递开心的样子的时候，被家里来的电话泼了一头冷水。原来在爷爷奶奶的小区，快递不送货上门，直接放到小区门口的智能柜里面。收件人需要凭邮寄信息，用个人的微信扫码开柜。这对于耄耋老人来说，简直难如登天，且不说没有智能手机和微信，就是上楼下楼走到智能柜那里就是个很大的挑战。打车、餐饮等等行业都在快速互联网化，对上了岁数的人，不能手机叫车、下单，都寸步难行。 我们可能不光个体在陷入一个朋友圈式的自我中心的陷阱，整个社会在某些层面上也或多或少地在一个自我中心的陷阱里面。我们这个社会有着一个非常吊诡的逻辑。说到网民数量，七八亿的数据足可傲视全球，但从另一方面看，也就是说十四亿人里，还有六亿多人是在互联网世界的大门之外的。这六亿多人里面，有一半的人是因为不懂电脑和网络，四分之一的人因为拼音等知识水平限制而不上网的。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的是，一群谈论人工智能、区块链、无人驾驶、新媒体浪潮的人，跟一群刚刚解决温饱、电视广播都鲜见、不知微信支付宝的人同处一个时空，甚至就在一个屋檐下。宏观上这种现象可以称为数字鸿沟，是一个社会发展需要面对的现状；微观上可能是一个家庭内部的代沟，是一个关乎亲情的事情。有的人每天对着各种高科技的屏幕对社会差距痛心疾首，而另一些人可能都不知道他们在痛心疾首。当然，这不光中国独有，从互联网诞生之日起，数字鸿沟就已存在，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更在不断的增大。正如《互联网政治学》中得出的结论，“信息和通讯技术对于贫困人群，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这类人来说，是一种奢侈品。” 在互联网成为“信息时代的电力”的环境中，根据丛林社会的法则，要想获取更多的资源，熟悉并能掌控网络的力量，才是支撑社会生产、分工和发展的媒介。但是触手可及的数字鸿沟，会让美好未来如明珠蒙尘。 问题如何解决呢？在我看来，说难也不难。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像医院这种强服务性的机构，高精尖的医疗技术研究需要与最前沿的技术动态同步，那些贴近患者的挂号、取号、拿化验单等等服务还是应该投入一定的人力。某种程度上来说，医疗行业面向的大部分主体是老人和小孩，他们对互联网的了解、使用是非常滞后的。这种处理方式，对于减少医疗纠纷可能也是有益处的。其他如快递、餐饮、交通等服务业，可能更加需要思考。 再眺望一下，我们还有庞大的劳动力队伍需要社会消化，加速度的互联网化，可能会让更多的人成为“孤儿”。而这对于一个有着两亿多老年人，马上步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来说，需要思考的东西可能不仅仅这么简单。世人皆被明日累，春去秋来老将至，不妨在追逐明日的道路上慢行几步，等一等后面蹒跚而行的人，沿途风景可能更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