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英时近照  今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隆重出版《余英时文集》十二卷本，适逢余英时荣获首届唐奖之汉学奖。2006年，《余英时文集》十卷本出版时，碰巧余先生于当年荣获被誉称为人文社科之诺贝尔奖的克鲁格奖。这真是巧合，更是缘分。此刻，回顾《文集》编辑的历程，有很多感悟。 《余英时文集》自2004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首次出版前四卷以来，已历经十年。在这十年中，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都以各种形式发表了余英时先生的大量作品，并出现一波一波的“余英时热”。八旬高龄的余先生仍笔耕不辍，新的著作不断发表。《文集》自始即采取开放原则，一面系统收集余先生的旧作，一面使新作品不断集结纳入。不同于其他的出版系列或集子，《余英时文集》以全面完整地收集出版余先生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为宗旨，力图给读者提供系统阅读的捷径。 我开始编辑余先生的文集是个很偶然的机会。1997年，我在科罗拉多大学波德校区东亚图书馆工作，和定居波德的刘再复、李泽厚老师两家经常一起聚会，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当时，余先生的作品虽然在海外包括欧美及除中国大陆以外的亚洲地区已经非常著名，尤其是在台湾已有几十种专书出版，但是在中文阅读人口最集中的中国大陆，却仍鲜为人知。当时，在大陆出版的余英时作品总共仅有4种，即《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内在超越之路：余英时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现代新儒学辑要丛书》），《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鉴于这种形势，刘再复老师建议我利用图书馆工作之便，全面收集余先生的著作，用简体字在大陆出版发行，将余先生的学术和思想系统地介绍给中国大陆的广大读者。刘老师还亲自给余先生写信，推荐我。当时，我虽然和余先生还未曾相识，但久仰余先生学识渊博和高尚的品格；虽未有幸做余先生的学生，但是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导师——艾恺教授，在哈佛读书时，余先生曾是他的博导之一，我也因此从艾老师那里间接地受到余先生学术思想的一些影响。编辑《余英时文集》对我来说虽然是挑战，但是充满吸引力，因为这给我提供了一个系统学习余先生学术思想的好机会。在编辑过程中，我常为余先生勤奋著述和谨严的治学精神所感动，更为余先生对中国文化的关怀和执着深深地感染。 我虽然是学历史的，但是所学专业为近现代史，研读方向是国际关系史，直到博士论文阶段才改攻中国史，中国古代史的功底很单薄。加之我所从事的工作是图书馆管理，每天可用以读史研究的时间相对少之又少。编辑《余英时文集》实际上我是不够资格的。余先生学贯中西、会通古今，但是对我这个不够格的编辑却十分尊重，给予慷慨的信任和支持。 记得我第一次和余先生见面是2002年秋天。我当时在匹兹堡大学东亚图书馆任馆长，趁在纽约出差的机会，特地到普林斯顿拜访余先生，汇报《文集》编辑中遇到的问题。余先生和夫人陈淑平老师热情地接待了我。余先生的“小书斋”里，好像充满着做学问的灵气。幽雅的小树林环绕房屋，在繁闹的都市环境里，创造了一个读史写作的世外桃源，透射出主人的情操和恬淡清静的生活。两位先生虽已年过七旬，但他们声音高昂爽朗，动作轻快，好像青年人，朝气蓬勃，至今让我记忆犹新。 我和余先生的交往，大部分是通过电话。余先生除了谈《文集》论学术之外，对我的家庭、事业和图书馆的工作都热心地关怀，以朋友相待。在得知我将要就职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的消息后，余先生专门给我寄来贺卡，鼓励我祝贺我。在他荣获克鲁格奖后，还特意寄送我两张颁奖时的照片和一份亲手签过的受奖词作为纪念。 编辑《余英时文集》，除了对余先生的治学严谨和宏富的学识深感敬佩之外，我最大的感受是余先生纯粹高尚的人格和大学问家所特有的谦逊与质朴。余先生对中国文化的挚爱深情渗透在他的文章的字里行间，对中华文明、中国社会真切的关怀，是他一生不懈的追求。有此机会编辑《余英时文集》，并被余先生视为可信任的朋友，真是我的荣幸和缘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