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加
    
    萨拉马戈
    
    安图内斯
    
    费尔南多佩索阿
    作为欧洲第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葡萄牙虽偏居伊比利亚半岛西端，却长时间拥有明确的疆界、单一的人口构成和独特的民族文化。公元8世纪，摩尔人占领伊比利亚大部，拉开了七个多世纪“光复运动”的帷幕，葡萄牙的建政就是其产物。公元12世纪，阿方索·恩里克（1109-1185）领导的军事抗争既驱逐了异教徒摩尔人，也抵挡住莱昂与卡斯蒂利亚两个王国的联合绞杀，为新国家诞生奠定基础。从1179年教皇首次正式承认葡萄牙王国至今，除了几次短暂的吞并和入侵，葡萄牙民族800余年国史连贯，文脉未断，葡萄牙语也成为两亿多人使用的世界性语种。
    早期抒情诗歌和散文创作
    目前公认最早的葡萄牙语文学作品出现于公元11世纪，今葡萄牙北部及西班牙西北部地区的诗人使用加利西亚-葡萄牙语写下很多抒情诗歌。对于该文学体裁的起源虽说法不一，但其明显与中世纪晚期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地区盛行的吟唱诗歌互相渗透，彼此影响，直至14世纪中叶，谱写者中甚至不乏卡斯蒂利亚的“智者”国王阿方索十世和葡萄牙的“诗人”国王迪尼仕一世。按照主题，这些诗歌大体可分为“情人诗”、“爱情诗”和“戏谑诗”三类，其中“情人诗”最为独特：男性诗人进入女性视角，尤其是春心初动的少女，用口头化的语言表达对情人的思念。“爱情诗”中的歌者则是男性，无论男女主角的阶级地位与社会关系如何，诗中表达的爱情都是中世纪典型的骑士-贵妇模式，高贵、纯洁却遥不可及。“戏谑诗”相比之下则志趣不高，不乏侮辱女性的“问题作品”。
    中世纪的散文创作则是在迪尼仕一世推广正字法后才发展成熟，本国的语言逐渐脱离加利西亚-葡萄牙语的母体，在非诗歌文本中得到实践与锤炼。文艺复兴前的葡萄牙散文写作与同时期欧洲其他地区大致风貌相似，内容不外乎记录查理大帝生平、宣扬十字军东征、改写希腊罗马史诗和模仿不列颠的圣杯骑士系列。惟一亮点当属史家费尔南·洛佩斯，他著写的《堂·佩德罗一世编年史》《堂·费尔南多一世编年史》和《堂·若昂编年史》三部，既是记录葡萄牙国族历史的重要文献，也是早期葡萄牙语散文写作的典范。洛佩斯出生的1385年，葡萄牙刚度过王朝危机，为了不使国君大位旁落卡斯蒂利亚之手，佩德罗一世的私生子若昂一世在本国民众的拥护下赢得内战，加冕葡王，开启了全新的阿维什王朝。1434年，洛佩斯受若昂次子杜阿尔特一世之托，为几代先王修撰国史，隐而未言之意在于为若昂一世及阿维什王朝正名。洛佩斯标榜自己的史书以真实公正为目的，用近似中世纪骑士小说的语言，描写了佩德罗一世与伊内斯·德·卡斯特罗的爱情悲剧、其子费尔南多一世的短暂王朝和私生子若昂赢得王位的辉煌事迹。洛佩斯的叙事引人入胜，且在以王室贵族为轴心的传统史家视角之外，首创性地添加平民的维度：除了血统之外，领袖品格、大众利益也成为国王统治合法性的要素，超越了时代。
    航海大发现带来文学繁荣
    航海大发现既给葡萄牙社会带来辉煌气象，也促进了文学的繁荣。1516年，曼努埃尔一世的朝臣、史官、宫廷诗人加西亚·德·雷森德主持出版了《总歌集》，收录了阿方索五世、若昂二世及曼努埃尔一世时期多达286位艺术家的作品，内容涵括西葡双语的宫廷诗、戏剧、讽喻诗和一些贵族聚会的应景之作，其中不乏精品，既有欧洲尤其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影响，也有葡萄牙民族历史、文学资源的重铸与再造，而航海贸易带来的全盘剧变也刺激了当时的文学家、思想家对新的社会现象和道德问题做出回应。《总歌集》所定格的群英像中，除了诗人萨·德·米兰达和小说家贝尔纳丁·里贝罗，更有吉尔·维森特这位葡萄牙戏剧史上空前绝后的人物。早期葡萄牙的表演艺术不外乎宗教剧、哑剧和诗文朗诵，要么有戏无文，要么有文无戏，就此意义而言，维森特简直“创造”了葡萄牙戏剧。他一生服务于宫廷，除了数部作品在宗教裁判所的干预下不知所踪，流传至今的剧目也有46部之多，囊括了笑剧、喜剧、悲喜剧等，其寓意剧更是独树一帜，跳出了宫廷娱乐的狭小格局，生动的民间语言与作者的诗才熔于一炉，在大航海时代背景下，将中世纪晚期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真实鲜活又夹带讽刺地呈现在剧中。其代表作《印度寓意剧》《地狱之船寓意剧》和《伊内斯·佩雷拉笑剧》等不仅在16世纪的葡萄牙、西班牙作家中受到广泛称颂和竞相模仿，至今仍是葡语文学的经典。
    葡萄牙文艺复兴高原上的顶峰当属路易斯·德·卡蒙斯。目前大抵可知，卡蒙斯生于里斯本一户清贫家庭，出身或为低阶贵族，曾多年在葡萄牙位于北非和远东的扩张据点服役，一生放浪，亦多经坎坷。据说其漂泊轨迹远至中国澳门，后在湄公河船舶失事，卡蒙斯一手抱住浮板一手托起诗稿的场景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他的民族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是葡萄牙文学史上的丰碑，甚至可以说，它参与构成了葡萄牙民族、语言、身份认同的核心，因此有中文版本将其译为《葡国魂》。全诗共分10章，开篇便通过对维吉尔《埃涅阿斯纪》的模仿明确了这部30年呕心沥血之作的史诗抱负，而诗中冒险、历史与神话三个层面的叙述彼此推动、浑然一体，又蔚然有荷马之风。卡蒙斯的史诗不是政治献礼，其结构与思想的复杂性与艺术上极高的完成度，都非邀功取宠之辈所能企及。15世纪下半叶的大航海不仅打通全球历史脉络，更拓展了人类心灵的边界，一艘艘航船从伊比利亚半岛出发，驶向的是无垠的未知，征服的是内心的恐惧。在《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中，达伽马这样的航海家在这一维度被赋予伟大。海上的艰难险阻在诗中具象化为暴虐的巨怪、嫉妒的酒神，而葡萄牙水手也借此具备了超越性，犹如对抗命运与神旨的古希腊英雄。一方面，卡蒙斯用诗歌语言与现实题材，谱写出人类精神的崇高；另一方面，他在航海冒险与诸神之争的两层叙述间，巧妙穿插进葡萄牙的民族史，并且通过“雷斯特罗老者”这样的形象和对帝国逝去的慨叹，构建出历史的丰富性：荣耀的另一面是虚空，崛起的后话是衰落。
    卡蒙斯也是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抒情诗作者。他的诗歌既有对传统形式的采用，如首尾韵四行诗；也有对新格律的尝试。就主旨而言，卡蒙斯的抒情诗与史诗颇多呼应，包括爱情、田园牧歌、人生无常和对社会现实的批判等。即便是同时期的史学家和游记文学作家，在描写海外殖民地的战争、掠夺与腐败方面，都没有谁像卡蒙斯那样直言不讳、赤裸写实。当然，诗人表达的思想需要还原到时代思潮中考量。随着文艺复兴的到来，新柏拉图主义也顺利融入当时基督教世界观的大框架。因此，卡蒙斯的诗歌不是在简单抱怨社会不公，而是隐藏着形而上学的张力，纯净、秩序的理想与污浊、纷乱的现实让诗人感到无所适从，而正是这种痛苦成就了诗中的歌者。同理，卡蒙斯的爱情诗虽然继承了中世纪将女性理想化、将爱情抽象化的倾向，但新柏拉图主义的二元思维决定了诗人所面对的根本矛盾是感官之爱与精神之爱的协调问题，爱情美好崇高的理念如何在不完美的人间实现？不得实现的痛苦又让人作何理解？这是卡蒙斯诗歌创作的核心所在。
    费尔南·门德斯·平托是与卡蒙斯同时期的游记作家，虽然二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但今天，平托的《远游记》大大激发了后现代文艺批评家与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的兴趣。该书半写实半虚构地记叙了作者远游中国、日本的见闻，其中的东方风情描写，虽是基于平托本人的实际经历，但通过有意无意的夸张、扭曲，作者构建出一个奇异的“他者”，以此映照出葡萄牙本国的文化问题和社会风气。虽然葡萄牙人至今仍取笑平托多有虚言妄语，然而他将自己塑造为“反面英雄型”主人公，并在游记题材幌子下“大胆杜撰”，其创造性使得《远游记》成为文学与历史学殿堂中的一部奇书。
    巴洛克文学的平庸
    璀璨与危机并存的16世纪，最终以民族的悲剧收场。1578年，曾资助卡蒙斯写作《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的年轻国王赛巴斯蒂昂战死在北非战场，葡萄牙王位继承再次出现危机。两年后，赛巴斯蒂昂的叔父，即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接过葡萄牙大位，两国兼并达60年之久。这一时期，王宫从里斯本迁至马德里，大批贵族精英也随之转移，葡萄牙在全球的政治与经济势力遭到蚕食，文化上也日渐边缘。为了取悦更多读者，大批葡萄牙知识精英转而用西班牙语写作，如堂·弗朗西斯科·曼努埃尔·德·梅洛，早期就是用西葡双语写作、支持马德里朝廷的贵族典型。他的一些“道德文章”与戏剧作品虽有流传，但其封建保守的价值观，尤其是对女性的贬低，多为现代读者所诟病。与此同时，王权日益集中、专断，宗教裁判所的压迫逐渐加强，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17世纪葡萄牙文学的平庸。葡萄牙文学的巴洛克时期，在卡蒙斯与西班牙黄金世纪诗人路易斯·德·贡戈拉·伊·阿尔戈特的影响下鲜有创新。自1572年至17世纪中叶，模仿《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的史诗作品在葡萄牙就出现了30余部；在贡戈拉夸饰主义风格的影响下，效法者多追求精致修辞然而言之无物。
    安东尼奥·维埃拉神父或许是巴洛克文学中惟一值得称道的人物，他留下的书信与布道词展现了其文风的华丽与论证的雄辩，曾被誉为“天主教讲道者中的王子”，费尔南多·佩索阿也盛赞其为“葡萄牙语的帝王”。除了语言运用的杰出才华，维埃拉也因其在殖民地活动中的人道主义立场为历史所铭记。他6岁时随家人移居巴西，人生一半的时间都是在巴西度过，是葡萄牙与巴西文学史所“共享”的一位大家。他在多篇讲道中为美洲原住民发声，批判奴隶制度，呼吁天主教会停止迫害被迫改教的犹太人。因为这些超前于时代的见解，在巴西，他被种植园主排挤迫害，回到葡萄牙又被宗教裁判指控为异端，后幸得教皇赦免。此外，维埃拉神父也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他公开支持葡萄牙摆脱西班牙的统治，光荣复国，并且留下一部《未来之史》，成为葡萄牙赛巴斯蒂昂归来主义文学传统的奠基作品。这一传统的核心是一种弥赛亚式的等待，等待着葡萄牙的真命天子归来，结束本国本族的屈辱、奴役与身份危机。维埃拉在《未来之史》中畅想了一个叫作“第五帝国”的乌托邦，他预言继叙利亚、波斯、古希腊、罗马之后，将出现葡萄牙所引领的基督教帝国，人类彼此和睦，平息刀兵。后来，佩索阿在诗集《音讯》中继承并发展了“第五帝国”的主题。
    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
    18世纪对于葡萄牙乃至整个欧洲而言，都是变革的世纪。经济上，工业革命改变了社会结构，新兴事物受到追捧，资产阶级被推到历史舞台中心；政治上，绝对君权从理论到实践都得到空前加强，法国波旁王朝的君主不可一世，葡萄牙也出现了大权独揽的彭巴尔伯爵实施开明专制；文化上，启蒙主义风潮吹遍全欧，以天主教神学为基础的政治学说和文艺理论大遭挞伐，新古典主义悄然兴盛，巴洛克风格逐渐消亡。而以“葡萄牙诗社”（又名“里斯本诗社”）为标志的新文艺思潮则高举人本主义与古典主义两面大旗，尝试确立一种高贵而简洁的诗歌理念，代表人物有古雷亚·加尔桑、尼科劳·托伦蒂诺·德·阿尔梅达、葡萄牙浪漫主义的发起人阿罗纳女侯爵以及诗社中成就最高的诗人杜·博卡热。
    19世纪初，葡萄牙再经剧变，法国军队三次入侵，迫使王室仓皇出逃里约。恢复国土后，自由立宪派与专制保皇派展开多轮拉锯战，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血与火的启蒙中成长：异国流放、浴血奋战、出任使节、奔走政坛，这些经历为19世纪上半叶的浪漫主义运动做了深厚准备。作家亚历山大·厄尔古拉诺和阿尔梅达·加勒特跨过前两个世纪的晦暗与压抑，重新寻找葡萄牙人的身份认同。加勒特堪称葡萄牙浪漫主义早期最伟大的作家，政治履历耀眼，在文学创作方面也成就甚高。他的长诗《卡蒙斯》、戏剧《吉尔·维森特的一部寓意剧》和《路易斯·德·索萨修士》都是将历史主观化演绎的作品，其中既有加勒特个人天才的匠心独运，也有英法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在《路易斯·德·索萨修士》中，加勒特采取古希腊悲剧的模式，表现了枯等赛巴斯蒂昂归来的“旧葡萄牙”和敢爱敢恨敢担当的“新葡萄牙”之间强烈的反差，一种新的民族身份和集体人格呼之欲出。加勒特最重要的小说《故乡之旅》某种程度上也在述说同样的时代矛盾，所谓的故乡之旅，只有里斯本到圣塔伦不到100公里的距离，但是这趟象征着自我认知的旅行支撑起了独特、多层的架构，散漫的游记叙述巧妙串连起作者的哲学探讨、政治评论与小说的核心故事，在自由党人革命的大背景下，一个国家同时面临觉醒的紧张和抉择的痛苦。其语言之新、结构之奇、内容之广，使小说成为浪漫主义乃至葡萄牙文学中独一无二之作。
    更晚一代的卡梅洛·卡斯特罗·布兰科是葡萄牙浪漫主义后期的标杆人物，与加勒特旗帜鲜明的自由主义立场和赤诚奔放的抒情文风相比，布兰科的生平和作品，都一定程度上游离于任何主义或学派之外。布兰科的葡萄牙语用词精准、丰富，句法编排之中蕴含着极大张力，作为一代语言大师，他擅长以文字操控感情，可叙事绝不滥情。与同时代浪漫主义作家相比，布兰科更明白国民生活的实际，不会将“人民”理想化。就本质而言，布兰科的小说属于经典悲剧，而非近代新潮，他笔下的人物很多仍为古典时代的荣誉感和道德观所驱动，面对爱情、理想、公义，他们不惜生命，《毁灭之恋》是这类作品的代表。
    布兰科在小说叙事中保持克制、甚至有意与读者拉开距离的倾向中，已依稀可见文坛风气向现实主义的转变。布翁后半生已阅读到艾萨·德·奎罗斯《阿马罗神父的罪恶》这样的小说，并意识到现实主义不可逆转的崛起，然而他的调整终归不够彻底，也没有写出更成功的作品。
    1865年，大学城科英布拉的一群保守派文人公开批评某些学生青年作家缺乏良好感知力、品位低下，被点名者包括诗人安泰罗·德·肯塔尔和特奥非罗·布拉加，后者不仅是近代葡萄牙文学史上重要的散文家、文学史研究者，共和国建立后还短暂出任葡萄牙总统。这次诘难史称“科英布拉问题”。肯塔尔当即公开还击，并联合奎罗斯、布拉加、拉米略·奥尔蒂冈、历史学家奥利维拉·马尔丁斯等人，在1871年夏正式提出了“70一代”的文艺路线与政治主张，宣告浪漫主义已经过时，作为对“科英布拉问题”的最终回应。曾出使世界各地、长年旅居英法的奎罗斯吸收了福楼拜等现实主义作家的影响，结合他眼中本国社会的诸多问题，以实证主义的因果视角，在小说创作中深入批判了葡萄牙政治低效、文化落后、宗教僵死、民智未开、道德腐化等问题，写出了“葡萄牙的《包法利夫人》”——《巴济里奥表兄》和巨著《马亚一家》。在奎罗斯眼中，葡萄牙的男男女女大多如敢做不敢当的阿马罗神父，或是巴济里奥表兄的“猎物”路易莎一样，人格软弱，见识粗浅，而《马亚一家》中的乱伦情节更象征了葡萄牙民族性格深处的自恋与病态。奎罗斯与“70一代”同僚一度坚信，强盛的英国、德国应是葡萄牙的效法对象，也正因为这种“落后感”带来的焦虑与悲观，有人将这群知识分子叫作“被生活所胜的一代”。不过，在遗作《城与山》中，能看到奎罗斯人生末期对于鼓吹“文明”、笃信“进步”的反思：落后农业国葡萄牙涅槃重生的民族自信与文化资源，不在于工厂或城市，也许在一种健硕、勤劳、豁达的乡村生活之中。
    现代主义：佩索阿与托尔加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葡萄牙社会外忧内困，全球性帝国支撑乏力，在不可避免的阵痛中诞下了虚弱的共和国。然而，在大局动荡又百废待兴的1910年代，葡萄牙文学迎来了以费尔南多·佩索阿为核心的又一高峰。1910年共和国肇始，一群文坛新秀在波尔图创刊文艺杂志《鹰》，并以此为阵地，掀起了名为“葡萄牙文艺复兴”的运动。《鹰》延续办刊二十余载，见证了文学界几代人的成长与变迁，其中早期的领军人物特谢拉·德·帕斯夸斯，作为怀恋主义首席诗人，在10年代初曾风靡全国。佩索阿的早期诗歌显然吸收了帕斯夸斯的元素，在其30年代出版的神秘民族主义诗集《音讯》中也依然可寻怀恋主义的回音。除此之外，19世纪末的两位天才诗人塞萨里奥·维尔德和卡梅洛·庇山耶也深刻影响了佩索阿，尽管前者英年早逝，作品不多，但他以市井生活入诗的角度启发了一批现代诗人，而后者的象征主义诗歌则为佩索阿提供了语言资源。
    1915年出版的《俄耳甫斯》杂志虽仅发刊两期，但正式宣告了葡萄牙现代主义石破天惊的出场。《俄耳甫斯》在文学史上所标志的，是以佩索阿、马里奥·德·萨-卡内罗、阿尔马达·内格雷罗斯为代表的第一军团与旧传统猝然断裂，将外来的先锋艺术理论付诸实践的一次勇敢尝试。也正因为此，这一时期的现代主义作家与作品，与颂赞机器文明的意大利未来主义有密切关联，例如佩索阿创造的主要“异名”之一阿尔瓦罗·德·冈波斯就在这一时期发表了《胜利颂歌》《航海颂歌》等夹杂机器轰鸣与惠特曼式豪壮诗情的作品。甚至可以说，佩索阿创造的“异名”本身就是现代文艺思潮的产物。“异名”与笔名不同，笔名只是掩藏真实身份的符号，而异名则是作者人格的分身，例如佩索阿一生至少构建了七十余个异名，各有不同的出身、教育、政见、哲学和文风，每一个异名都像一个独立的演员，而作者本人就是所有分身共同演绎的整台大戏。这种人格的裂变与主体的多元，或许在晚近的思想史中才能找到相应的理论基础，例如尼采在《权力意志》中提出，自我的多重性与多重人格之间的互动是人类思想、意识的基础。同样，佩索阿自称为“戏剧诗人”，因为其诗歌创作建立在异名世界之上，所有人格与文学出于一身，而自己这场没有情节的戏剧就是其一切创作的终极审美对象，这恰好实践了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将审美树立为绝对价值、强调“鬼魂附体”是艺术先决条件的论调。在葡萄牙文学传统中，大概也只有弗拉迪克·门德斯可与之相比。门德斯最早是奎罗斯青年时代虚构的人物，他周游世界、个性峥嵘，后来整个“70一代”作家集体用书信、杂文等参与构建、维护了这个共同的“朋友”。与之相较，佩索阿则将创建“他我”的异名游戏推向极致，其中广为读者熟悉的“作者”有农民诗人阿尔贝托·卡埃罗、轮船工程师阿尔瓦罗·德·冈波斯、医生里卡多、雷耶斯和会计员贝尔纳多·索亚雷斯，文字也大相径庭，有古体诗、无韵诗，还有深邃而充满哲思的散文，除此之外，即便“费尔南多·佩索阿”这个名字也仿佛数位诗人共用的面具。更难能可贵的是，佩索阿在各个时期、各种风格的创作中，都达到极高水准，无论是诗歌的思想性、韵律感，还是对人生和艺术深刻讽刺性的敏感觉悟，都足以使佩索阿比肩西方文学史上最顶尖的大师。
    然而，佩索阿一生47年多半低调，生前只集结出版过一本英文诗集、一本葡文诗集，但身后留下巨大的文学遗产，直到20世纪后半叶才逐渐引起国内外学界的重视，一箱遗稿时至今日仍未完成整理。继《俄耳甫斯》之后，以《在场》杂志为核心的一群年轻知识分子发起了现代主义的第二波，他们名为延续实为修正地接过《俄耳甫斯》的使命，并且早在20年代便意识到佩索阿的伟大，尊其为导师和先驱，这批人包括了最早的佩索阿研究权威若昂·加斯帕尔·西蒙斯，还有20世纪中期漫长独裁统治下葡萄牙文坛独一无二的巨人米盖尔·托尔加。
    托尔加一生几乎覆盖了整个20世纪，见证了葡萄牙社会从君主到共和，从乱世到独裁再到解禁。托尔加是笔名，本是其家乡山后省的一种欧石楠花。而正如这一笔名所寓意的，无论周遭百家之言如何争辩，各种主义胜负几何，托尔加的写作始终与故乡和土地密切相联。托尔加本业是耳鼻喉科医生，早年便因为医治穷人分文不取而为人称颂；作为诗人、小说家、剧作家的他，同时也用笔为故土、为封闭穷苦的山后省人发声抗争。其身后留下的16卷《日记》涵盖了托尔加宽泛的创作光谱，包括诗歌、抒情散文、时政评论和文化反思，富有真情实感，亦不乏真知灼见。此外，其代表作还有短篇小说集《动物趣事》和《山村故事》等，投射出作者对乡土故人的热爱与悲悯。诗集《伊比利亚的诗》虽常被拿来与佩索阿的《音讯》比较，但托尔加的“大地诗歌”里没有佩索阿天马行空的诗学和对超然上帝的神秘感知，他的哲学很具体：人性的卑微与温暖就是其全部信仰。因为这种具体，托尔加会为底层民众的遭遇感到义愤，对萨拉查政府多有龃龉，次被捕；也因为这份具体，托尔加似乎一生都游离于政治之外，始终保持着超然的冷静，他不向独夫之政屈膝献媚，也不为民主革命忘我欢呼，他永远像卡蒙斯笔下“雷斯特罗的老者”，凭着经验主义的理智，指点历史深处的忧虑。总之，米盖尔·托尔加之于20世纪葡萄牙和葡萄牙语文学的重要意义毋庸置疑，1989年他获颁首届“卡蒙斯奖”可谓众望所归，该奖项也自此成为当代葡语文学的至高荣誉。
    当代葡萄牙文学对历史的独到思考
    虽然早在1960年托尔加就曾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但1998年，若泽·萨拉马戈才成为第一位折桂诺奖的葡萄牙语作家。萨拉马戈曾做过编辑、记者、专栏作家，较早接触文学界，早年出版过几本诗集，但作为小说家的他大器晚成，53岁才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1982年的《修道院纪事》、1984年的《里卡多·雷耶斯死去那年》都大获成功，也成为其代表作。1995年，萨拉马戈凭借《修道院纪事》斩获第七届卡蒙斯奖，这一年他完成的《失明症漫记》更是助其3年后问鼎诺奖。萨拉马戈的作品很多从还原历史开始，无论是葡萄牙王朝、教会的陈年故事，还是费尔南多·佩索阿的“异名”小传，萨拉马戈都通过大胆想象开辟出一条奇异的时空隧道，构建出一个高度仿真但细节上面目全非的历史版本，妇孺皆知的典故在他绵长而充满转折的语句中不知不觉被颠覆，帝王将相的赞辞颂歌、世外贤人的清谈高论成为了戏仿、讽刺的对象，借此树立的是基于作者共产主义、人文主义意识形态的历史观和正义论。当然，萨拉马戈激进的政治立场能为整个葡语世界乃至全球读者所欣赏，凭借的是他对葡萄牙语的天才妙用、对葡萄牙历史文化的独到思考和赤子之诚。
    安东尼奥·洛博·安图内斯是当代葡萄牙文坛的另一座高峰。安图内斯是心理医生出身，曾在葡萄牙殖民地战争末期作为军医在安哥拉服役，两年多的战地经历直接影响了其《大象回忆录》《不毛之地》等早期作品。战争的残酷与个体的苦难让作者洞彻了官方爱国主义宣传的空洞与荒谬，由此反思、批判的是贯穿整个葡萄牙历史对于海外殖民的英雄主义叙事。安图内斯的语言风格在后期愈发凝重简练，但仍保持了心理叙述的深刻与精确，他的许多小说以家庭纽带、人际关系的错位为切入点，以小见大，反映葡萄牙社会走入民主时代过程中的阵痛和迷惘。1974年的“康乃馨革命”不止结束了旷日持久的海外战争，改变了上层建筑，更在微观上将无数家庭从过去的传统价值观上松绑，拥抱自由的同时也迎来失落和无措。因此，安图内斯的小说虽然充满晦涩厚重的心理描写，但仍成功引起了当代葡萄牙读者的广泛共鸣。
    现代葡萄牙文坛才情各异的作家还有维尔吉奥·费雷拉、若热·德·塞纳、索菲亚·德·梅洛·布莱那·安德雷森、爱德华多·洛伦索、莉迪亚·若热、阿尔·贝托、曼努埃尔·阿莱格雷等，历史终究会留下谁的名字，还有待时光的淘洗拣选。
    回望800年，葡萄牙虽偏居欧洲一隅，人口稀少，但历史因缘成为真正全球历史的开幕主角。15-16世纪大航海时代的辉煌根源于葡萄牙民族对人类精神边界的勇敢开拓，其开放的胸襟、高远的眼界、虔诚的情怀在文学领域也绽放出灿烂成果，与此同时，航海者的形象也凝聚成葡萄牙民族气质与身份认同的核心。当荣耀逝去，帝国衰落，民族变得忧郁怀旧，其文学也是抒情多于哲思，诗歌强于叙事。后400年葡萄牙社会与文化的流变都难以绕开历史的迷局，落后狭小的土地承载着世界性帝国的梦想，怀恋过去即是盼望未来。在脱非入欧的新时代里，诚如萨拉马戈在小说《石筏》中所创造的意象，葡萄牙作为伊比利亚半岛的一部分，在欧、非、美三块大陆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全新定位与独特身份，葡萄牙文学也需要寻求新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