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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31 自己祖国之内的流亡者 不问世事的做法，到头来只是徒劳无功而已。不论退隐至何处，都躲不开自己原本避之惟恐不及的东西。我终于明白，政治事件与私人生活之间的分野，已被纳粹革命连根铲除。此后即无法再将那场革命视为单纯的“政治事件”。它不但发生于政治领域之内，也出现于每个人私底下的生活当中。其作用能力就像毒气，可穿透任何墙壁。而若想彻底摆脱这种毒气，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溜之大吉。这意味着移民国外：告别自己的出生地、自己的语言和所接受的教育，尤其必须切断与祖国的联系。 1933年夏天，我也开始在这方面作好告别的准备。我早已习惯了大大小小的别离，不但失去了自己的朋友，还看见原本跟我和睦交往的人，现在或已形同谋杀者，或已与我为敌，不惜把我交给“盖世太保”宰割。我可以感觉出来，构成日常生活氛围的元素已散逸无踪。普鲁士司法界声名卓著的机构，早就在我眼前向下沉沦。书本中的世界与自由讨论的天地，现在已成过眼烟云。以往的观点、意见和思想架构有如槁木死灰，变得完全不合时宜。我几个月以前还合情合理的生涯规划及灿烂前景，它们而今安在？ 一切都变得险象环生，连我对人生最基本的观感也出现了变化。各方面的告别带来痛苦之后，又产生令人晕头转向的麻醉作用。我失去了脚踏实地的感觉，就彷佛在一个空空如也的房间里面悬浮晃荡——轻飘飘、慢吞吞，而且不再有法律的保障。新出现的各种损失与告别几乎不再造成痛苦，反而带来一种事不关己的感觉，或者让人心生一念：“好吧，即使少了它也没什么大不了。”我觉得自己虽然变得更加贫乏，但也少了许多牵挂。尽管如此，这种告别——心中对自己国家的告别——实在令人难以消受，而且痛苦万分。它来得断断续续、时进时退。有时我根本难以想象，自己终究会鼓起勇气拂袖而去。 我在此讲述自己的心路历程时，这种情形同样并非我个人的偶发事件，而是成千上万人的共同遭遇。 3月和4月的时候，我的眼前已经持续上演“一头跌进污秽”的情景——其中伴随着爱国主义的激情，以及“民族主义”的胜利吶喊——这早就令我憎恶不已，有时愤怒得表示打算移民出去，不想再跟“这个国家”有任何瓜葛。我宁可在芝加哥开一间卖香烟的小铺子，也不愿意在德国担任国务秘书……当时，那还只不过是意气用事而已，并不能够完全当真。可是现在的情形已经迥然不同。在这个六合萧条、寒风凛烈的月份，我已经认真考虑，是否的确应该离开自己的国家了。 现在的我已非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上次世界大战前后盛极一时的“体育俱乐部民族主义”，早就令我深感恶心。可是今天，它却对纳粹党徒产生精神上的推动力，使他们养成既贪婪又幼稚的乐趣。他们希望看见自己的国家，在世界地图上成为一个巨大的彩色斑块，而且还会变得越来越大。各式各样的“胜利”，为他们带来了获胜者的快感。别人低声下气所承受的屈辱，使他们乐在其中；别人心头出现的恐惧，成为其津津有味的享受对象。他们以“纽伦堡名歌手”的方式，极力自卖自夸其民族特质。他们更彷佛自慰一般，大肆宣扬“德意志”之心、“德意志”之情、“德意志”之忠诚，还鼓吹人人当“德意志”好汉，而且“要德意志本土化”。这一切早就令我大起反感、深深作呕，不愿为之作出任何牺牲与奉献。 但这种立场并未阻止我继续成为相当不错的德国人。我对自己身为“好德国人”一事心知肚明——这往往也来自德意志民族主义的越轨举动为我带来的耻辱感。我与任何民族的大多数成员并无二致，如果自己的同胞，甚至整个国家做出了有损形象的行为，我会羞愧得无地自容。反之，倘若别国的民族主义者以言论或行为来侮辱德国之际，我会感同身受。可是，当别人出乎意料之外，赞誉我的国家、谈及德国历史上美好的一面、称道德国人某些优良民族特质的时候，我又引以为荣。 一言以蔽之，我是自己民族的成员，这就好像我是自己家庭的一分子。不过，我比旁人更有办法承受外人所作的任何批评，而且我并非一直与所有的家庭成员和睦相处。更何况，我并不打算为之投入我全部的生命，不愿意高喊：“我的家庭超越一切。”但我毕竟仍为其中的一员，而且我不会否认此点。想要放弃这种归属感、完全弃之于不顾，并学会把自己的祖国当成敌国看待，这绝非鸡毛蒜皮的小事。 我并不“爱”德国，那就好像我并不怎么“爱”我自己一样。如果真有让我喜爱的国家，那就是法国。但无论如何，即使没有纳粹存在，我对其他国家的好感，仍可能胜过我对自己国家的爱意。然而，自己的祖国具有独特的地位，这并非我所喜爱的任何外国能够取代的，因为它正是我自己的国家。如果失去了它，就等于失去了喜爱其他国家的资格，就会失去一切攸关国与国友好互动的先决条件——民族交流、异国间的情谊、彼此了解与学习、相互向对方展现自己的国度。 失去国家的人只会成为“无祖国者”，变得没有影子、完全丧失了出身的背景，最后顶多只是受到容忍而已。但在另一方面，若有人心甘情愿或在逼不得已之下，没有把移民国外的念头付诸行动，他就会在自己的家乡颠沛流离，成为自己祖国之内的流亡者！ 可是，假如一个人出于自愿，而把心中对祖国的疏离感贯彻到底，终于避居国外的话，这样的行动就需要采取类似《圣经》的激进做法：“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剜出来丢掉。”许多人的情况和我一样，只差一步就要移民出去了，却始终无法痛下决心来这么做。从此以后，他们的思想和心灵充满着无力感，只能在恐惧之中，眼睁睁看着人家以他们的名义犯下累累罪行，却无法公开为自己洗脱罪责。他们陷入了治丝益棼的困境，面对一重又一重难解的矛盾：到底应不应该为自己的祖国作出牺牲，也就是牺牲掉自己的理性判断、道德规范、人性尊严及良知良能呢？ 现在不是已经出现了别人口口声声所说的“德国令人难以置信之崛起”，值得他们为此奉献心力吗？只不过他们忽略了一点，即使他们不惜斫丧自己的心灵，而且有办法让全世界都见怪不怪，这也不会为国家或个人带来任何好处。他们同样没有注意到，其所谓的爱国主义（或者其眼中的爱国主义）不但会使他们牺牲自己，甚至连整个祖国都会沦为牺牲品。 正是这种爱国主义，终于让“告别”变得几乎无法避免——德国已经不再是德国。而摧毁德国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德意志民族主义者自己。旷日持久下来，“是否为了忠于自我，所以才必须离脱自己的国家”这个问题，变得显然只是矛盾的表相而已。表相背后的真正矛盾，却已经为各种五花八门的口号和陈腔滥调所遮掩。那个矛盾就是：所要的到底是“民族主义”，还是要“忠于自己的国家”？ 我与志同道合者眼中的德国，不仅仅是欧洲地图上的一个彩色斑块而已。“我们的国家”，是一个由某些特质所共同组成的架构，其中包括了人道主义、全方位的开阔心胸、探索问题时的苦思冥想及深入彻底、对世界和对自己永不满意的态度，并且有勇气不断改弦更张进行尝试。它同时具有自我批判、热爱真理、就事论事、精益求精、追根究底等精神，于多样化的面貌之下略显笨拙沉闷，不过对即兴自由创作兴致勃勃。其行动迟缓而严肃，却又能够像玩游戏般富于创造精神，不断为自己塑造出新的形式，然后又觉得此路不通而另起炉灶。它除此之外的特质，还包括对于择善固执和特立独行作风的尊重、乐于助人、慷慨大方、多愁善感、具音乐才能。尤其重要的是，它享有很大的自由挥洒空间——缺乏既定的路线与方向，甚至说得上是漫无节制，但它也没有既定的窠臼，而且从不听天由命。 我们私底下引以为荣之处，就是自己的国家在精神层面具有无穷的可塑性。无论如何，那就是我们的国家，它与我们合而为一，让我们产生归属感。但那个德国现在已经遭到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摧毁与践踏，从此一去不返。如今早就摆明到底谁才是它的死对头，那就是德意志民族主义和“第三帝国”。想要继续对它效忠、继续归属于它的人，必须鼓足勇气才有办法作出这个认知，并为此承担一切后果。 民族主义——此即民族的自我吹嘘和自我祟拜——无论何时何地都绝对是一种危险的精神疾病，足以扭曲和丑化一个民族的面貌。其情况就类似虚荣心和利己主义对个人特质所产生的作用，能够颠倒是非、使一个人丑态毕露。不过跟其他国家比较起来，这种疾病恰好在德国具有最强烈的毒性和毁灭性。那是因为，“德国的”内在本质就是包容、开放和多元，并且就某种程度而言，还蕴涵了无私忘我的特性。 在其他受到民族主义侵袭的国家，那种精神疾病只不过是个小弱点，其原有的民族本质仍可并行不悖。然而，当德国染上这种恶疾之后，民族主义却将其民族性的最基本价值连根拔起。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德国人在承平的时代，毫无疑问可以是一个既杰出又感触灵敏，而且非常人性化的民族。可是现在，当它罹患民族主义精神病以后，却演变出人性全无、兽性大发的丑恶面目。这不是其他民族有办法做到的。因为德国人，而且惟有德国人，才会因为民族主义而失去一切使之所以为人的核心价值，以致丧失了存在的意义、丧失了自我。 就其他民族而言，这种疾病只会侵袭外在的行为；对德国人来说，它却腐蚀了心灵。一个法国人纵使再强调民族主义，他往往仍有办法继续当一个标准（而且令人喜欢）的法国人。陷入民族主义的德国人，却不但已经不再是德国人，而且简直就失去了人样。其所创造出来的，就是一个“德意志”，甚至“大德意志”或“泛德意志”的国度。这正意味着德国的毁灭。 当然，我们绝不可因此而认为，德国和德国文化在1932年的时候仍然非常繁盛华美，直到纳粹一举将之捣毁为止。病态民族主义在德国进行的自我毁灭，其实有着相当久远的历史，这似乎有加以描述的必要。而其间最大的矛盾就是，自我毁灭的行动每一次都出现于击败外敌，在战争中获得胜利之后。 一百五十年前的“德国”正在快速兴起之中，接着，1813年至1815年间的“自由战争”首度带来了严重的倒退。1864年至1870年间的战争，为它带来了第二次的大挫败。尼采宛如先知一般首先洞察出来，当时德意志文化已经在与德意志“帝国”之间的战斗中，成为失败的一方。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德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失去了找到适当政治形体的机会。在俾斯麦建立的普鲁士—德意志帝国之内，它等于被套上了束缚行动的紧身衣，从此不再拥有足以代表它的政治力量（只有天主教的团体才是例外）。 “那个德国”遭到右派民族主义者的痛恨，左派的马克思主义者则对之漠不关心。它却继续默默耕耘，坚忍不拔地存活下去，直到1933年来临为止。然而，它并没有就此销声匿迹——它存在于成千上万的家庭和私人团体之内，以及某些编辑室、剧院、音乐厅和出版社之中，甚至从教堂直到内阁等公众的生活领域，仍可不时发现其踪影。要等到纳粹党徒那些激进而能干的组织者出现以后，才“引蛇出洞”，把它从四面八方“用烟熏了出来”。 因此，首先被纳粹占领的国家是德国，而非奥地利与捷克斯洛伐克。纳粹打出“德国”的名号，借此来占领和践踏德国，这是其终于逐渐被看穿的种种伎俩之一，但这也是其毁灭性工作当中的一环。 凡是感觉自己隶属于“那个德国”（而非盘踞某个特定地理位置的国家体制）的人，除了告别之外已经别无选择。从表面上看来，这种告别令人惊慌失措，因为它意味着失去自己的国家。可是，德国民族特性原有的包容及多方面的开放，使得德国人可以比其他国家的人更容易承受这种损失。而且不可避免的是，大家渐渐感觉出来，任何外国都可以比希特勒的“帝国”更像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有时人们的心中甚至存有一线希望，于是忍不住问道：说不定到了“外面”以后，反而可以在某些方面把德国部分重建起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