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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燕芬：您晚年的文化研究有什么新意？ 赵俊贤：退休后，我离开了讲台，结束“舌耘”生涯，但笔耕仍未终止。我在以主要精力对抗几种大病之外，身体状况稍好，便回忆大学生活写出若干短文，后辑成《学府流年》一书。这部书由系列性短文组成，它实际上是百年老校西北大学的校史研究类著作，可以说是高教史研究，也可以说是文化史研究。 《学府流年》中我的文化随笔《钱学森：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一面镜子》，坦诚地评述钱学森的功与过，有人认为表现出可贵的器识与某种冒险精神，在读者中引起广泛好评。我的杂文《大学学术的沦落已不容忽视》痛批高校的学术腐败现象，引起社会重视，有的刊物予以转载。我在随记中批评了金庸对“学院”大师的错位追求，我论述过“顾准现象”。这都需要学术积累与勇气。我所写的“于丹热之后的思考：‘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有位读者说，“国内文化界当年所发表的文章有数百篇之多，但大多是谩骂之辞，不事说理；而赵先生从学理的角度说明于丹说‘经’是属于‘六经注我’，即是对‘经’的通俗解说，她不属于‘我注六经’的学术研究”。 我在文章中写道：“社会贫穷、物质匮乏固然不幸，但道德下滑即软件建设江河日下，这令人忧心不已。为了让更多的人选择崇高，人们应该创造理解崇高、支持崇高、赞美崇高的良性社会环境”。 我的文化随笔的主旨在于宣扬崇高。事实上，这是我的文学评论与研究审美原则的赓续。我的审美，不大喜欢优美，而看重崇高。当然我厌恶伪崇高，即假英雄、假理想等等。 周燕芬：您的当代文学研究，有什么总体特征？ 赵俊贤：有两方面，其一，矢志不渝地坚持追求学术创新，力争走向学术前沿阵地；其二，在学术选题上，不走平面推移之途，而是采取一步一个台阶的跳跃式跨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