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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俊贤先生已年至80，先生的学术生涯与中国当代文学同步进展数十年致力于当代文学史与当代文学理论的耕耘与开拓。近日通过访谈梳理了先生的学术创新历程及贡献。 周燕芬：您的第一部学术专著《论杜鹏程的审美理想》有什么创意？ 赵俊贤：为了让杜研有大的突破，让它上台阶，我决定对杜作整体性研究。我经过深入研究与思考，认识到老杜的审美理想是严峻而热烈的崇高。这部书的创意在于从审美理想的角度深化对作家及作品风格的研究，这部书可以说为作家论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 周燕芬：您的《中国当代小说史稿》有什么创新之举？ 赵俊贤：我抛弃了传统的编年体的文学史写作模式，而是采取了新的写作模式。我试图选择一个新的角度，探索和描述当代小说的深层结构，从整体上对当代小说进行较为深入的理解与把握，努力做到史论结合，以揭示研究对象的内在逻辑。本书的第一章对当代小说的轮廓作了纵横结合的粗线条勾勒。第二章试图通过形象系列本体的展开，揭示当代小说的外部状态。第三、四章试图借助对小说艺术表现与审美意识层面的探究，探讨小说流变的内部规律。这就是说，本书以层面不同的规律系统构成自己的骨架，而史实的叙述置于它的统辖之下。 这种追求学术创新的尝试，是一种探求，是对传统文学史写作模式，即编年加作家作品的叙述模式的背离，而走向一种整体的史论结合的模式，层层推进的模式。这只是一种探索，是否成功，或者成功到何种程度，有待同代专家乃至后代读者的评论。 周燕芬：您组织班子并主持《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综史》的研究与撰述，有什么学术创新呢？ 赵俊贤：当代文学通史的创新，主要不在于对某一文学现象，如某一作家、某一作品、某一文学论争研究的深入与理论概括，当然也包含这种局部的创造性认识，但作为文学通史则在于整体性的突破与超越。要作出整体性的创新，必须对文学史特别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状况作出全面把握；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要对文学史研究，包括古今中外的文学史研究作出理性的思考，作出理性的评估，即文学史研究的成就与不足。 我观察到古今中外的文学史基本上是文学现象的记录，或者说是对文学现象的描述，缺乏理性的深入分析与理论概括。 我对文学史研究的对象即文学史的本体作了长期的、反复的、深入的研究与思考。观察到文学史的研究对象是文学活动。而文学活动中作品的发生包括内部元素与外部环境，生成后投入消费（阅读），这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大系统。这个系统亦即文学的本体。它包括若干子系统。如从纵向观察包括文学的形态史、主题发展史、文学观发展史、文学思潮发展史、文学批评发展史及风格发展史，即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分为6个专题史。 本书的学术创新特色与创新价值很早即引起学术界的注视。在本书的主编与副主编带上本书的写作大纲与部分样稿与出版社联系出版事宜时，文化艺术出版社当时的负责人在写作大纲眉头批了一行文字：“独具匠心，独树一帜，别开生面，另具一格，创新立意，大有可为。”本书甫入零售书店，即有同行专家在《人民日报》发文，认为它的出现为中国当代文学史“带来学科意识的觉醒”。专家进一步论断：《综史》“这种建立在新的本体论之上的文学史结构框架，从根本上摆脱了既有的文学史体例以决定与被决定，作家传与作品论，思想与艺术，内容与形式等二元对应关系的组合为特征的文学史结构模式，在当代文学史的本体论和文学史的结构体例上是一大创造和发明。其次，《综史》也不满足于对既有的文学史实作被动的‘实录’，或依傍时评和翻‘炒’史料，而是基于对当代文学史的动态过程的整体观照和对它的内在规律的深层把握，为复杂多变的当代文学史现象重新作出历史定位，从而为当代文学史构造一种新的认识的系统和秩序。”专家之言诚为过誉之辞，但对《综史》的价值与特色的理论概括还是符合实际的。 《综史》创造了自己独特的范畴与概念系统，正是这一系统支撑了本书的理论系统，使本书的理性色彩熠熠发光。这并不是说本书的范畴、概念系统具有多少真理性，乃至具有排它性，而是说这种试探本身具有启示价值。它呼唤别样的、更多的文学史范畴与概念系统，此所谓抛砖引玉之功效也。 《综史》代表了我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孜孜不倦的求索的高度。它也体现了我的文学史观、文学史研究方法、文学史研究的个性。我在近年推出了一部作家论与文学史的专著《当代作家的背影与文学潮汐》，它是我数十年对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化与补充，也保持了我的学术气质与个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