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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虽然不是纯粹的第一人称，大体上也没有偏离上述叙事结构，这是它能保留小说原汁原味的重要原因之一。与现实互为映照的、星星点点的记忆打乱顺序闪现，像拼图一样逐渐拼出一个正常的现代女性，陡然从美利坚合众国跌入基列国的错愕，像是近百年来女性集体命运的录像带在她面前、也在我们面前急速倒放。 剧集另一个准确表达基列国神韵的妙处在于，它用更为凌厉的剧情帮观众在这本历史教材上画重点：在基列国，没有人是安全的。 奥芙格伦消失后，小说没有交代她的下落，而电视剧里暗示她因“背叛性别”而被施以割礼；在感化中心，同为使女的珍妮在小说里只是被打，在剧集中则是被剜掉了一只眼睛。这个戏份不少的配角，一直顶着一张原本天真甜美、残缺后有些可怖的面孔，提醒观众除了子宫，使女其他不影响生育的配件是可以被摘除的。 第一季拍完了小说的全部剧情，小说的高潮部分“挽救仪式”也是电视剧的高潮。剧集里，嬷嬷们本想按照惯例，让使女们集体对珍妮施行石刑，但一向逆来顺受的她们居然默契地一起放下了手中的石块；而书中最后的“挽救仪式”情节完全不同，是三个女人被送上了绞刑架，其中一个还是“夫人”，她的罪名没有被公布。 主人公只好在心里猜测那位夫人的罪名。不可能是阅读，即使高贵如夫人，也一样不允许接触文字，不过读书罪不至死，应该是斩手。电视剧对此心领神会，将基列国对“人”的践踏进一步延伸到统治阶层大主教那一级。小说里珍妮产下畸胎后，她的故事基本结束，而剧集在这条线上加了很多戏，她服务的大主教私下对她甜言蜜语，珍妮动了感情，在被送到下一家后无法接受，精神几近崩溃地去抢孩子。大主教和使女是不能有私情的，他被判决在手术台上截去一只手臂。 在基列国，重要的从来都不是框框本身，那是借来一用的——所以《使女的故事》并不是一部反宗教的小说。真正重要的是让你害怕，害怕到有人剥夺你之所以为人的基本需求，你也只会说“好的”，只要这一次被“挽救”的不是你。而你忘了，“挽救”是会传染的，它一旦开始，就不会停止。 被基列国驯服的小小个体，能否跳脱出时代获得真正的拯救？阿特伍德本人对此是悲观的。书中最后那场挽救仪式很顺利，而电视剧则毫不吝惜地给予了大块亮色。书中没有出现主人公的真名；电视剧则正式给了她一个名字“琼”；书中主人公只是听奥芙格伦说起过地下抵抗组织“五月天”；剧中她行动起来，积极为五月天传递邮包。书中一直以反抗者形象激励主人公的挚友莫伊拉，在被隔离营的悲惨影像吓到后，自愿在荡妇俱乐部里沉沦；而电视剧中，她被琼激励，不仅帮她拿邮包，还单枪匹马逃出俱乐部，重获自由。 剧集对原作的提亮处理，还表现在对黑人和犹太人的不同设定上。电影《辛德勒的名单》里，犹太少女的纯真美丽，让纳粹头子也为之一动，让他内心天人交战、始终不肯越雷池一步的原因和英国电视剧《黑镜》里那位首相一样，他对人和“猪”在一起有心理障碍。所以，基列国怎么会有黑人和犹太人呢，更不会有什么黑人使女了，在制定规则的大主教们看来，这必定是违背生殖隔离的。 据说在改编过程中，电视剧制作团队与阿特伍德有较大分歧，前者认为黑人角色应该有机会参与此剧，所以剧中出现了数个黑人角色。而在逻辑上，基列国无法容忍黑人和犹太人存在的，硬塞进去，看起来是勇气，其实是软弱。如果连正视的勇气都没有，又何谈改变。在西方，这种软弱如今在艺术界是很流行的。 小说与电视剧的另一处显著不同，是阿特伍德在叙事的最外层还嵌套了一层“史料”，小说的最末到了2195年，基列国早已覆灭，原来《使女的故事》是根据后世研究者发现的录音带口述资料整理而成。200年后学术会议上公事公办的发言，与整本书主人公富于情感的喃喃絮语对照，形成了强烈的间离效果。 这样的文字，或许不该是写给那些教授看的。在2017年，阿特伍德撰文再谈《使女的故事》，她说奥芙弗雷德的记录有两种读者，“真正的”读者不是学术会议上那些人，而是“每个作家为之写作的”“亲爱的读者”。这个论调，类似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所言的“隐微教诲”。书，是写给懂的人看的。那些“亲爱的读者”，哪怕相隔几百年，也会在一间旧房子的墙后找到埋藏的信息，让同一个精神的太阳也照到他们。光就是光，太阳永远也不会陈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