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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兆平谈钱锺书、杨绛的晚年生活

http://www.newdu.com 2018-01-16 澎湃新闻 newdu 参加讨论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选的“杨绛纪念文集”《杨绛——永远的女先生》中,收录了一篇别致的文章《是永别,也是团聚——悼杨绛先生》。说它别致,是因为,不同于其他庄肃的纪念文章,此文充满大量极富情趣的生活细节,读来钱杨伉俪的音容笑貌宛在目前。作者潘兆平先生退休之前,曾在中国科学院工作。因为岳父徐燕谋的关系,他与钱锺书、杨绛有着长期的深入来往,对两位老人的生活有着细致的了解。我们采访了潘先生,请他谈谈钱、杨的晚年生活,以为纪念。
    读过您悼念杨绛先生的文章,知道您与钱锺书、杨绛两位先生一直有着往来,被他们亲切地当作可以谈谈知己话的小辈,那么,在交往中有哪些难忘的事,能否请您与我们分享一下?
    潘兆平:到11月25号,杨绛先生去世已经一年半了。随着她的身影渐渐远去,往日的一些片段不断浮现。有些内容涉及私密,我也不便多说,但是有些内容,我想还是可以和大家分享,也作为对她的纪念。
    有一次,杨绛先生和我说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是关于江青关怀钱锺书先生,而先生偏偏不受抬举的。那个时候他们住在南沙沟,钱先生有时需要去钓鱼台工作,两个地方仅仅是一路之隔,上下班也有小车接送。但是因为钱先生体弱,尤其到了冬天,北京的室内外温差很大,受不得风寒,动辄就会发烧,犯气喘病。当时的文化部长袁水拍有一天来找钱锺书先生和杨绛先生,谈江青对他们的关心和指示,说为了钱先生的健康,他可以住到钓鱼台去,可以不必到室外,就近工作。听到这个指示,钱先生连忙说,自己的生活起居都是由杨绛先生照顾,到了钓鱼台之后可能无法适应,这就算是一种客气的回绝。
    过了不久袁部长又来了,说江青同志指示,既然如此,可以让杨绛先生随钱先生入住钓鱼台,以便照顾钱先生。但其实钱先生不愿意去钓鱼台,没办法,他只能提出一个有点不讲理的理由,说杨绛先生的生活也需要阿姨(老保姆)来照顾。听到这个回答,袁部长也只能废然而去。想不到过了不久,袁部长又来了。他说江青同志指示,保姆也可以一起去钓鱼台。如此迁就和照顾,实在超过了钱、杨两位先生的预料。虽然他们一时语塞,但是始终不肯去钓鱼台。 杨先生后来和我说,他们自己也有点不好意思,不知道那位袁部长最后是怎么到江青那里交差的。这个故事对认为“钱、杨两位先生逢迎,巴结权贵 ”的一些舆论来说,或许是一个比较好的回答,其实是权贵反而要来巴结他们。
    说起来,吴学昭先生是杨绛先生的密友,她那本《听杨绛谈往事》等于杨先生的自传了,您与杨先生谈起过这本书吗?
    潘兆平:近来我看到网上有一篇文章,叫“不知道这十大谜案,就别说读懂了钱锺书”,这篇文章写得挺好的,但它有个硬伤,作者认为吴学昭是吴宓的儿子,其实她是吴宓的女儿。
    吴学昭先生和钱、杨两位先生交往得很密切,由于吴宓先生的关系,钱锺书先生称她为学妹,杨绛先生更直接称她为学昭妹。在纪念钱锺书逝世十周年的时候,吴学昭先生出版了《听杨绛谈往事》。杨先生为这本书提供了很多第一手素材。后来我和杨先生谈到这本书,杨先生说,她确实有一种担心,怕别人在她的身后乱写,所以有点授意吴学昭帮她写传记的意思。我就和杨先生说了上海著名熟食店陆稿荐的故事,说它在自己的招牌旁画了一只乌龟,后来这只乌龟变成陆稿荐的代表了。我开玩笑地建议,杨先生也在吴学昭先生书的封面上画一只乌龟,杨先生听后之后不停捂嘴笑。
    从吴学昭先生的《听杨绛谈往事》,可以看出来吴先生和杨先生几乎是无话不谈了,尤其是她家里的历史和经历。我想,在这个互谈的过程中,吴先生也会谈不少自己的往事。
    有一次杨绛先生开玩笑问我,你当处长有十几年了,怎么还没听到你有什么进步啊?我说,在中科院机关,你扔一把石子可以砸到一群处长,但是要升局长,那是跳龙门,像我们这种既无背景又无手段的人,就没有这个奢望了。杨先生听了点点头,对我说,论能力、水平、资历,吴学昭早就应该是司局级了,就是脾气太犟。
    您和两位先生聊天都会聊些什么呢?
    潘兆平:都是闲聊。有一次和钱、杨先生闲聊,钱先生突然问我现在做什么官,拿多少薪水,我说我只是个处长,然后如实告诉他我拿多少工资。钱先生听了乐了,说他和我差不多,但是杨先生的薪水比我少点。我那时很诧异,但是杨先生笑着对我点点头。我很感慨,和他们讲,难怪外面说“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尽管现在不说知识越多越反动了,知识分子也得到了一定尊重,但实际上,知识和知识分子还是不值钱的。听我谈到政治,两位老人也就笑笑,不接我的话。
    后来杨绛先生去世,在电话里头,吴学昭先生问我,你知道杨绛先生是几级教授吗,是三级教授,我很惊愕。
    既然两位先生对政治很敏感,那他们平时会和您聊政治的事情吗?
    潘兆平:他们很少谈政治,不是因为不关心政治,是因为太懂政治。他们不屑于参与政治,也不轻易议论政治,但他们对天下大事是很关心的。他们不乱说政治上的事情,一是出于他们的谨慎,二是出于对我的爱护。
    他们到老年以后还是很关心政治,但是没人可以和他们谈,每次我去,就会问我很多,还和我探讨一些敏感的政治话题,但都是点到为止。后来杨先生耳朵不太好了,所以要很大声地和她说这些话题,我觉得有点奇怪,就改用她说给我听,但我用笔写来回复她的方式。
    读您的文章,我对钱先生评价日本饮食“小气”、“无聊”印象很深,不知道他对日本人的学问作何评价?
    潘兆平:其实钱先生对日本人的学问是看不起的。第一个是因为时代的原因,他是抗战过来人,亲身经历了日军侵略,这种战争造成的民族隔阂对他有影响。第二个,他看不上日本人的中文水平。他始终认为,与中国学者相比,日本学者对中国的东西是隔了一层的。
    您和两位先生聊天时,他们有什么不同吗?
    潘兆平:和他们两位聊天是我最开心的事,钱先生更开放,杨先生更谨慎。钱先生和我聊天时,古今中外,海阔天空,妙语连珠,和他说话,我常常感到自己脑子不够用。后来我也遗憾,没有把二十几年来和他聊天的内容记下来,不过估计也很难公开发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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