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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后半期直至40年代，战争的号角吹响，作为斯时的热血青年，徐迟对于战争的体验也充分呈现于自己的小说创作中。因此，此一阶段的小说创作，徐迟也将战争作为题中之义。“战争文学，由于生成环境的不同，其审美追求及其价值向度亦有差异。战时的战争文学，是适应着战时的国家、民族、政党和信仰等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具有特定时空内涵的艺术,从战争文学所体现出来的最基本的价值意义来说，它是现实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 因此，战时的战争文学是建立于战争价值基础之上的。在战争作为生存现实的前提下，作家没有别的选择,只有遵守战时道德,走向战争化，将文学融入战争机制。” （房褔贤：《中国抗日战争小说的历史回顾》，《文史哲》，1999年第5期。）因为非常态的生活法则，人类的生活机制被“战争机制”所代替，战时文学的表现或者说价值立场，很大程度上也呈现出“战争价值”。这一时期中国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总体上呈现出两种态势。一是数量和质量的骤然下降，使三十年代形成的小说创作的繁荣局面一度中断。二是小说与报告文学的界限日益模糊,小说几乎丧失了独立自主的文体价值”（谢昭新、李丽：《论四十年代小说理论的时代性演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4期）。这是时代和历史的裹挟，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时代精神的选择和民族精神张扬的需要。但对于文学本身来说，受到的伤害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多元的丰富性。 不过，也有一些作家打破了上述窠臼，企图从不同层面有所突破，张爱玲就是其中重要的代表，成为一种“独特声调”（钱理群：《昨天的小说与小说观念》，《上海文学》，1994年第6期）。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里,旗帜鲜明地阐述了自己的小说创作观念，她说：“战争与革命，由于事件本身的性质，往往要求才智比要求感情的支持更迫切。而描写战争与革命的作品也往往失败在技术的成分大于艺术的成分。和恋爱的放肆相比，战争是被驱使的，而革命则有时候多少有点强迫自己。”（张爱玲：《自己的文章》，《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94页。）除了张爱玲以外，挑战主流小说观念，丰富了斯时小说创作的还有芦焚、萧乾、汪曾祺、废名、冯至等人，他们从小说理论建设到小说创作实践都有独特的见地。而徐迟此时在小说中对战争的描写，也不同于主流观念，而用生存机制来观照人物的生活，以文学自身的审美价值为准则进行创作，但他此时的小说创作却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1937年，徐迟创作了小说《三大都会的毁灭》，描写了青岛、北平、上海这三大都会在战争中的毁灭，其中更是采用独特的视角和反讽手法，表达了作者对战争的思考。对于青岛空袭的呈现，徐迟采用了复合型视角——一名日本海军军官和一群中国空军。这名日本海军军官对于军事上的不甚顺利有些消沉，只有在想到“光荣地屠杀了一千万中国民众这个数字，给他一些安慰”。此时司令室的门被舰上的无线电收报员粗鲁地推开了，“无线电收报员送上的十万火急的消息，是中国空军轰炸青岛，第五舰队发来的求援电文。”（徐迟：《三大都会的毁灭》，《徐迟文集》（卷二），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61-62页。）通过日本海军军官的视角，读者了解到青岛被轰炸，且是被中国空军轰炸的这一事实，便会心存疑虑，为何中国军队会轰炸自己的国土，作者在此留下未解之谜便将话锋一转，将叙事时间转换到日军收到电报的5个小时之前，将叙事的视角也进行了转换，投射到一群中国国民党空军的身上。在一座华灯照耀的厅堂里，十几个魁梧的青年谈论着战争，笑话着英俊青年的恋爱，这样的生活场景与残酷的战争似乎不搭界。但正是从他们似乎轻松的聊天中，对恋情的调侃中，读者知道了“焦土抗战”的策略，而青岛的毁灭原来是中国军队对日军的报复行为，因为日本在青岛有众多资产和工厂。解了青岛之毁灭的悬疑，作者又将笔触伸向北平，这座中国人骄傲的文化古城的毁灭。对于北平毁灭的描写，作者采用的是中国政府中一个文官的视角。这个文官在思考中央政府一直在强调的话：“宁愿化成焦土，我们不能轻易把国土往人家送”。他一直在挣扎，内心有两个小人在打架，一个认为为了人类和文化，应该去阻止他们轰炸北平，另一个却说为了民族、国家、正义，为了自由和战略，应该趁早毁了北平。最终他信任的军事领袖和同事们替他做了选择——轰炸了北平。9时开始轰炸北平，日军11点才接到消息，于是作者又把视角切换到日本海军司令，前一夜才轰炸了青岛，此时又接到北平被轰炸的消息，“这损伤了他对于支那人的一贯轻视的心。同样这也损伤了他的民族自尊心”。他素来主张“放火”，感到“放火”的机会来了，随便抓几个借口就行。于是，所有的战舰瞄准了上海，一声令下，“大上海浴着火，浴着血”。青岛、北平、上海这三大都会就这样被毁灭了。作者采用复合型视角的自由切换，尤其是日本海军军官这一独特视角的采用，多方位展现了三大都会被毁灭的前因后果，虽并未直接呈现战争场面和战争进程，但这些大都会毁灭的原因和过程却极具讽刺意味。青岛和北平的被毁，是源自当时“中央政府”的“焦土抗战”策略，但这一自杀式的战略甚至连自己的军官都心生疑窦，上海的被毁缘自报复，随便抓几个借口就可毁灭一座大都会，致使生灵涂炭，无数人失去家园，这战争着实讽刺。战时，人的生存机制就该被战争机制所取代吗？这是来自作者掷地有声的诘问。 除了《三大都会的毁灭》的毁灭，此一阶段徐迟的其他小说也都从不同角度凸显出作者对于战争的诘问。《愿他的灵魂安息》这篇小说中，徐迟通过一个掉队士兵引领读者进入他创造的故事世界，这个士兵对于尸体和死亡的麻木令“我”震惊，也在这一过程中，呈现出战争对于普通百姓的戕害，对于人应有的生存机制的践踏。《宝塔》中，作者以河边的宝塔作为定点，也作为瞭望台，观照周边发生的战事和战争中的人。《一个镇的轮廓》中，又通过一个小镇在战争中的命运，凸显了日军对中国进行的经济侵略、政治侵略及殖民政策。《年轻的教授》则将触角深入到我们自己人民的内部，了解恐龙的年轻教授，却不认识自己身边的亲人和朋友，因为他们觉得“抗战不能不抗，可是麻将不能不打”。《一塌糊涂》更是涉及到了中国抗战期间，国外有志之士对于中国的医疗援助。来自西班牙的马赛尔医生，医疗援助抗战中的中国，却累于烦琐的文件之中。在《无我》中，作者思考了“牺牲小我成全大我”之战时准则的合法性。《“不过，好日子哪天有？”》这篇小说，着重描写一对年轻夫妻的日常，通过他们下班后、睡前等的闲聊，妻子不断追问，“不过，好日子哪天有？”呈现出抗战结束后对国内局势的态度。内战的一触即发，人心的惶恐等，都通过再平凡不过的小夫妻的日常絮语侧面呈现。由此可见，徐迟此时的小说创作，几乎每一篇都有不同的观照视角，或者体察层面，几乎将触角深入到除了正面战争以外的社会人生的方方面面，且选取的视角都不尽相同，反讽的手法更是运用得十分醇熟。 在徐迟对于战争进行叙写的小说中，并没有高大全的英雄人物，也没充斥激昂的民族情感和对侵略者的满腔愤怒，而是沉潜到更确切说是还原到人本身的生存机制上来，展现战争时代多样的社会人生和时代情态。这样的处理方式避免了文学乃至人生被战争裹挟，被战争遮蔽。当然这并不是对战时主流文学的否定，而是一种丰富，一种多元创作价值的共生和共同繁荣。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徐迟此一阶段的小说创作，应该得到更充分的关注，更深层的探究，更高程度的重视。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