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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诺贝尔文学奖，更看重“匿名性” 回到寓所，我马上听录音整理了访谈录。其中特别有启示或有趣的有以下四点： 第一点，关于灵魂的自由。我问他是什么促使他一直笔耕不辍，他回答说：“我已经写了二十多年了。写的时候我始终有一个想使自己变得自由的念头。在社会上我们都不是自由的，背负各种各样的责任和义务，受到这个必须那个不许等各种限制，但同时又想方设法争取自由。即使身体自由不了，也想让灵魂获得自由——这是贯穿我整个写作过程的念头，我想读的人大概也会怀有同样的心情。实际做到的确很难，但至少心、心情是可以自由的，或者读那本书的时候能够自由。我所追求的归根结底大约便是这样一种东西。” 让灵魂获得自由！是啊，村上的作品，一般没有铁马冰河气势如虹的宏大叙事，没有雄伟壮丽振聋发聩的主题雕塑，没有一气呵成无懈可击的情节安排，也没有指点自己走向终极幸福的暗示和承诺，但是有对灵魂自由细致入微的体察和关怀。村上每每不动声色地提醒我们：你的灵魂果真是属于你自己的吗？你没有为了某种利益或主动或被动地抵押甚至出卖自己的灵魂吗？阅读村上的任何一部小说，我们几乎都可以从中感受到一颗自由飞扬的灵魂。可以说，他笔下流淌的都是关于 “自由魂”的故事，任何束缚灵魂自由的外部力量都是他所警惕和痛恨的。 第二点，关于孤独。交谈当中我确认他在网上回答网友提问时说的一句话：“我认为人生基本是孤独的，但同时又相信能够通过孤独这一频道同他人沟通，我写小说的用意就在这里。”进而问他如何看待和在小说中处理孤独与沟通的关系。村上回答：“是的。我是认为人生基本是孤独的。人们总是进入自己一个人的世界，进得很深很深。而在进得最深的地方就会产生‘连带感’。就是说，在人人都是孤独的这一层面产生人人相连的‘连带感’。只要明确认识到自己是孤独的，那么就能与别人分享这一认识。也就是说，只要我把它作为故事完整地写出来，就能在自己和读者之间产生‘连带感’。其实这也就是所谓创作欲。不错，人人都是孤独的，但不能因为孤独而切断同众人的联系，彻底把自己孤立起来，而应该深深挖洞。只要一个劲儿地往下深挖，就会在某处同别人连在一起。一味沉浸于孤独之中用墙把自己围起来是不行的，这是我的基本想法。” 村上作品，尤其是前期作品中的孤独大多不含有悲剧性因素，而每每表现为一种带有宿命意味的无奈，一声达观而优雅的叹息，一丝不无诗意的寂寥和惆怅。孤独者从不愁眉苦脸，从不唉声叹气，从不怨天尤人，从不找人倾诉，更不自暴自弃。在这里，孤独不仅不需要慰藉，而且孤独本身即是慰藉，即是升华，即是超度，即是美。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说村上作品中的孤独乃是“深深挖洞”挖出的灵魂深处的美学景观。 第三点，关于中国。采访的时候我说从他的小说中可以感觉出他对中国、中国人的好感，问他这种好感是如何形成的。村上回答说：“我是在神户长大的。神户华侨非常多。班上有很多华侨子女。就是说，从小我身上就有中国因素进来。父亲还是大学生的时候短时间去过中国，时常对我讲起中国。在这个意义上，是很有缘分的。我的一个短篇《去中国的小船》，就是根据小时——在神户的时候——的亲身体验写出来的。”最后我问他打不打算去一次中国见见他的读者和“村上迷”们，他说：“去还是想去一次的。问题是去了就要参加许多活动，例如接受专访啦宴请啦。而我不擅长在很多人面前亮相和出席正式活动。想到这些心里就有压力，一直逃避。相比之下，还是一个人单独活动更快活。” 其实，村上并非一次也没来过中国。1994年6月，他就曾从东京飞抵大连，经长春、哈尔滨和海拉尔到达作为目的地的诺门罕——中蒙边境一个普通地图上连名字都没标出的小地方。目的当然不是观光旅游，而主要是为当时他正在写的《奇鸟行状录》进行实地考察和取材。说起来，《挪威的森林》最初的中译本是1989年7月出版的，距他来华已过去整整五年。但那时还不怎么畅销，村上在中国自然也谈不上出名，因此那次中国之行基本没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第四点，关于诺贝尔文学奖。那时候就有人谈论村上获诺奖的可能性了。我问他如何看待获奖的可能性，他说：“可能性如何不太好说，就兴趣而言我是没有的。写东西我固然喜欢，但不喜欢大庭广众之下的正规仪式、活动之类。说起我现在的生活，无非乘电车去哪里买东西、吃饭，吃完回来。不怎么照相，走路别人也认不出来。我喜爱这样的生活，不想打乱这样的生活节奏。而一旦获什么奖，事情就非常麻烦。因为再不能这样悠然自得地以‘匿名性’生活下去。对于我最重要的是读者。例如《海边的卡夫卡》一出来就有30万人买——就是说我的书有读者跟上，这比什么都重要。至于获奖不获奖，对于我实在太次要了。我喜欢在网上接收读者各种各样的感想和意见——有人说好有人说不怎么好——回信就此同他们交流。而诺贝尔文学奖那东西政治味道极浓，不怎么合我的心意。” 显而易见，较之诺贝尔文学奖，村上更看重“匿名性”。为此他不参加任何像作家协会那样的组织，不参加团体性社交活动，不上电视，不接受除全国性严肃报纸和纯文学刊物（这方面也极有限）以外的媒体采访。总之，大凡出头露面的机会他都好像避之唯恐不及，宁愿独自歪在自家檐廊里逗猫玩，还时不时索性一走了之，去外国一住几年。我想，这既是其性格使然，又是他为争取灵魂自由和“深深挖洞”所必然采取的行为方式。恐怕也正因为这样，他的作品才会有一种静水深流般的静谧和安然，才能引起读者心灵隐秘部位轻微而深切的共振。纵使描写暴力，较之诉诸视觉的刀光剑影，也更让人凝视暴力后面的本源性黑暗。有时候索性借助隐喻，如《寻羊冒险记》中背部带星形斑纹的羊、《奇鸟行状录》中的拧发条鸟，以及《海边的卡夫卡》的入口石等。在这个意义上，不仅村上本人有“匿名性”，他笔下的主人公也有“匿名性”。事实上，《挪威的森林》之前的小说主人公连名字都没有。 话说回来，客观上村上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呢？我看还是很大的。理由在于，他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作为诺奖审美标准的“理想主义倾向”。如他对一个时代的风貌和生态的个案进击式的扫描；他追问人类终极价值时体现的超我精神；他审视日本“国家性暴力”时表现出的不妥协的战斗姿态和人文知识分子的担当意识；他在拓展现代语境中的人性上面显示的新颖与独到，以及别开生面的文体等。事实上，他也连续入围好几年。同样作为事实，年年入围年年落得个所谓陪跑下场。个中原因，固然一言难尽。但若容我大胆假设，会不会和翻译有关——英译本会不会未能充分再现村上文体的特色？ （本文系作者在《外国文艺》沪江杯翻译竞赛颁奖大会上的演讲。本报略有删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