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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西方汉学界对于中国古典专业的研究通常会体现出不同文化背景下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式和研究思路，但这些不同角度的观点，有时候恰恰可以为我们的研究指明盲区。作为人文学者，罗伯特·恰德教授擅长从东西方不同文化角度思考，综合运用不同时期的文献资料，在研究传统文献学、礼学的基础上，他善用西方哲学式思考模式，为我们探讨中国古典学学科建设、研究方法等问题打开了新的思路。 在由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和北京大学人文部主办，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承办的首届“高等人文学术讲座”上，牛津大学RobertL.Chard（罗伯特·恰德）教授主讲了四场讲座，该系列讲座均涉及中国古典学、传统礼学、文献学，以及牛津大学古典学教育与学科建设等方面的内容。罗伯特恰德教授是著名汉学家，牛津大学圣安学院副院长，牛津大学东亚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其学术专长是古代汉语和古典学研究，研究兴趣在于传统礼学、中国宗教史及政治、军事历史。 罗伯特教授的讲座主要探讨了三方面内容：首先，中国的“古典学”学科建设应与西方古典学有哪些区别，双方是否存在互通之处。其次，以儒学对日本的历史影响为例，论述西方汉学家近年来对于汉学研究的进展。第三，作为古典学科研究的牛耳，牛津大学在教学模式方面是否存在值得我们国内的中国古典学教育与普及工作借鉴的地方。这些问题一方面展现罗伯特恰德教授在人文学科方面的深入思考，另一方面也充分体现了数百年来中国传统学术研究与西方学术界的互相交流和影响。 研究中国“古典学”和研究西方古代希腊罗马的异同 罗伯特教授认为，探讨“古典学”在中国的概念范围与内容，将为研究东西方古代世界的学者们展现出一个前所未见的广阔空间。中国在创建新学科“中国古典学”时需要明确学科建设的目的和目标，还要提出有关近代中国研究的新方法与范围等问题。中国在研究“古典学”时可以参考并借鉴向西方“古典学”研究。罗伯特教授对中国与地中海两个早期文明间的差异作了比较，并确认了对两者的研究在方式上的异同。 “古典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西方很多国家有很长时间的教学历史，广义上基本可以理解为对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通识教育。该学科强调学习拉丁文和古希腊文，研习文献经典，这是为了用来研究古代经典和产生它们的背景。在西方，古典学是一种典型的跨学科研究，横跨了哲学、历史学、文学、文献学、艺术、考古等多个领域。而在中国，秦汉时期的文明一定程度上很接近古罗马帝国，因此这一研究方法可与早期中国的研究互相比较。但与此同时，看到两个文明之间以及针对两者的研究方法上的基本差异也至关重要，例如古希腊古罗马文明消亡之后，其语言也变为所谓的“死语言”。而秦汉文明以来，中国汉语的源流始终延续至今。这种语言文字上的延续在学术领域不可小觑，它也正是我们研究中国上古文明的基础。除此之外，中国典籍中“经”的概念也和西方“Classics”有一定区别。 虽然西方古典学教育在如今已经不如往昔时候的地位，特别是在英语国家，但古典学家仍然坚持认为拉丁文教育对于学习能力和记忆力训练有巨大作用，并且借此可以掌握比英文更加复杂高深的语言系统。他们更坚信，现代社会很多领域，诸如法律制度、法律、文学和艺术史等，很难在不了解拉丁文的前提下得到很好的研究。中国现在同样面临在当代研习早期文明是否有价值的争议，而西方古典学家在这方面或许可以提供很多有用的借鉴。另一方面，西方学者大多不了解中国古代文明及其研究思路，而学习另一种重要的古典文明，恰恰可以丰富他们的学科知识，也帮助大家更加透彻地了解古代世界的全貌。 “宗教”还是“哲学”：西方汉学家近年来对于儒学研究的进展 “儒学”的定义对于西方汉学家而言，始终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有些学者坚信“儒家”是一种宗教；而有些人则认为它只是一种哲学思想体系。罗伯特教授提出，多年以来，西方汉学家一直用Con⁃fucianism来表示“儒学、儒家”的概念似乎并不贴切，因其本义是指“孔夫子”本人的学说，范围稍窄。新兴的Ruism一词则相对更加适合作为整个学科的名称使用，并且也与汉语中的表达更为贴切，只是现阶段该词使用频率仍然有限。有些西方汉学家认为“儒学”应是整个东亚地区传统文明的定义，因为历史上整个区域的文明都是由“儒学”塑造而来的。而对于“儒学”究竟是一个哲学范畴还是宗教范畴的概念，西方学界一直有争议，罗伯特教授本人更倾向于将其归为一种文化。 除了学科性质的划分，一些具体而微的问题同样棘手。我们今日所耳熟能详的常用词“亚洲”“中国”“宗教”“哲学”等术语几乎均是外来词，这些概念在早期史料和传统文化中尚未成形，因此也给西方学者在解读、翻译经典过程中带来一些挑战。中国在上古阶段并没有今日的“国”这一概念，古人用“天下”统称自己所统治的区域。在此区域内又分有很多下属的“国”（如战国时期诸侯国），因此又称之为“万国”。自秦汉开始，古人习惯以朝代指称国名。上古时期“中国”一词的本义是指“中原”地区诸国，与“四夷”相对，因此这一概念与今日所称“中国”差异甚大。 在西方学者探究出儒学在中国文化领域所占据的重要地位之后，大多数人将其理解为一种类似于基督教的宗教。但早在16至17世纪，一些早期西方耶稣会学者如利玛窦，希望证明儒学并不是一种宗教。利玛窦认为儒家只是借用一些崇拜、祭祀祖先的仪式，但主体思想与宗教并无关联。至20世纪，西方汉学家开始将儒学视为一种哲学系统。中国学者对于儒学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其是一种理智的哲学体系，对中华文明具有积极作用。第二种主张儒学是旧社会的源头，它的一切主张皆是错误的，其理论充斥着不平等和压迫。时至当代，另有一类“新儒家”兴起，一批学者坚信儒家文化的思想存在永恒的价值，并试图将其应用到中国社会的各方面发展中。 而对于研究本身，西方学者通常会针对四个不同时期，对儒学进行相关哲学领域研究。其研究时段分别是：早期儒学（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宋代新儒学（公元12至13世纪）、明代王阳明心学（公元16世纪），以及清代考据学。在一部分历史学家的角度看来，儒学始终是主流、正统的学术流派，因此他们更看重儒家以外的其他流派的文化和历史。对此，罗伯特教授认为，儒学作为正统流派而延续至今，正是中华文明区别于世界其他民族的特点，是不应该被忽略的。 此外，西方及中国历史上对于“儒学”和“儒”的称谓区别甚大。“Confucianism”是一个英译外来词，在中文里没有与之相称的概念（Confucius-ism）。现代汉语中用“儒”来指称，古时“儒”主要指研究经籍或诗书礼义的学者。但如果查阅晚明时期的文献，会发现“儒”的出现频率并不高，彼时习惯用一系列与“圣贤”相关的词汇代指“儒”，例如“圣学”“圣人之学”“圣贤之学”“圣教”“圣贤之道”等。西方学界认为，中国研究儒学的学者至今仍可分为两类，一类可从学术研究角度客观进行研究，另一类带有明显的“信徒式”主观情感。孔子本人是一位人文学者，希望建立一种理想化的人类社会秩序，在他的学说和经典中并不强调对于“神”的崇拜。是以孔子对其“门徒”注重知识教育及文化熏陶，而西方宗教倾向于“信仰”本身。此外，儒家的“经”作为文本资料，是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看重门下学者对于经籍的研读和传授情况。历代经学家的注疏、解经类文献都在尊重原典的基础上说解圣贤思想，传播自身理念，但每个时期的不同经学家都可能对经典有不同意见。《论语》虽被认为是儒家经典的基础，但“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作为礼制所宗的范本，在古时候则有更重要的作用。 以日本为例，日本在古时候与中国的交流最为紧密，其受到儒家影响也最深。孔庙作为一种重要的传播媒介，将儒家文化传播至日本，影响深远。孔庙的起源有二：一是曲阜孔氏后人对其祖先祭祀的庙宇，二是用于古时三礼中的“释奠礼”“释菜礼”。而后，孔庙作为儒家文化的一部分传播至日本，影响持续至今。通过这一事例我们不难看出，孔庙虽然只是一种用于祭祀的建筑，但是它背后蕴含了深远的文化意义。这些意义在初始阶段可能难以被其他文化、民族的人理解和认同，但是通过孔庙、祭祀礼器等物质外壳，人们可以慢慢接受其内在的文化。继而再通过阅读文献、讲授思想等途径传授儒家文化，才有可能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这种“由外向内”的文化传播方式古已有之，且不仅仅局限于儒家和孔庙，上古、中古时期的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以及明清时期远销各国的瓷器、茶叶其实均是异曲同工。时至今日，这种文化传播方式仍然在发挥十分重大的作用。由此可知，儒学并不是一种思想系统，而是一种文化。“服饰”“庙宇”及各种仪礼所用的“礼器”，都可以作为传播媒介帮助不同文化圈的人解释儒家文化的意义。而儒家经典以及传授经典的人，同样也是一种传播媒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