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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核心理念：公、仁、和 中华文化天下观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治天下理念，诸子百家多有阐释，于今天的全球治理或多或少皆有裨益。其中有以下三大核心理念，尤其有借鉴意义。 一是公。如孔子云“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讲的是“公”的理念源泉。《吕氏春秋》云“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讲的是以公治世的理念。《尚书》云“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讲的是以公行王道的法则。《列子·杨朱》云“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讲的是圣人处世以公的信念。凡此，皆极言“公”之于治天下的极端重要性。 二是仁。儒家言道论政，都建基于“仁”。如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曰“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中华文化把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心、同类意识、爱类观念等，视为“仁”的基石，一切以此为出发点，又一切可以推己及人、及国、及天下、及全人类。儒家构建的“仁”的世界，即是“大同”，如《礼记·礼运》所说的大同太平世，便是仁的天下，由仁而化。古人关于以仁得天下的论断更是相当多，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圣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由“仁”这一元概念，古人推衍出诸多修齐治平之道与术，认为使仁心大明，仁道大行，便达大同太平、天下一家、中国一人之境界。 三是和。这是中华文化的一大基石，是古人关于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处之道。体现于宇宙，即是“天人合一”；体现于国际，即是“协和万邦”；体现于社会，即是“和而不同”；体现于人际，即是“和为贵”；体现于自然，即是“和实生物”。这些关于“和”的认知与感悟，相互渗透，可以说构成了中华民族“和”的文化体系，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也影响至深至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爱好和平的思想深深嵌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今天依然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 天下观不同于“天下中心观” 美国学者柯文有一段著名的阐释：“关键因素是毫不犹豫地坚信中国的中心性……在一个安排恰当的世界中，中国将是权威的终极源泉……相信中国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规范是人类永久的合理性。中国的标准就是文明的标准；成为文明人就是成为中国人。”显然，柯文阐释的恰恰是“天下中心观”而非“天下观”。这种“天下中心观”早已随着历史与现实的大逻辑而被中国人摈弃，但关于世界构想与理想、世界治理方略的“天下观”却从未在中国人的文化意识里缺席。 今天，我们发掘中华文化天下观，一些人可能就会想当然地把它等同于“天下中心观”，进而产生误解与误读。主要有以下两种担心： 一是认为，在今日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民族复兴之际，发掘中华文化天下观可能会触发国人的自大心理，最终导致历史悲剧的重演。 事实上，中华文化天下观本无优越感与歧视心，它主张文化包容性与吸引力。但在晚近一些朝代，暗藏歧视心的“华夷之辨”开始登场，从而使中华文化滋生了自大封闭、唯我独尊的心态。遭遇西方列强蹂躏后，沉重的文化自卑感开始淤积。在中华文化历史演进中，这种自大心理与自卑心态，如一对孪生姐妹，最终都会使中华文化失去开放性与包容性、失去创造力与融合力。我们发掘中华文化天下观，为的是正本清源、去粗取精，从中华文化源头汲取养分与智慧，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而是涵养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增强文化自信。 二是认为，在今天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之际，发掘中华文化天下观可能包含着中国领导世界的野心。 发掘分析中华文化天下观，目的是为全球治理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借此以为中国要领导世界，便渲染“中国威胁论”，恰恰是没有读懂天下观的意涵，没有把握中华文化的内质。20世纪70年代初，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这样指出：“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上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在2014年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曾就此列举了15个方面的重要思想理念。这些思想理念之所以引起有识之士的兴趣与研究，正是因为其中蕴含了解决人类发展难题与全球治理问题的“独特思维方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