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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变化：在处理现实上下功夫 在创作方法上，现实主义仍然是长篇小说的主流。但同时必须看到，今天的现实主义已经不似过去的单色调的现实主义，而是变得色彩斑斓了。这得感谢现代主义长期以来的浸染。“70后”以及更年轻的一代是在现代主义的时尚语境中开启文学之门的，如今“70后”已经成为长篇小说创作的主力，必须看到他们在创作方法上带来的新变。黄孝阳是“70后”在创作方法上极具标志性意义的一位作家。他的《众生·迷宫》并不在于其鲜明的先锋派风格，而在于他是抱着自己新的文学观去进行创作实践的。他的新的文学观是要寻找或创立一种新的小说叙述逻辑。他将知识作为小说叙述的基本单元，取代了形象在叙述中的位置。黄孝阳的小说实验让我们看到文学就像是一个悄悄膨胀的宇宙。与黄孝阳相似的是李宏伟，他的《国王与抒情诗》自如地在现实与非现实之间游走，把哲学、历史、诗意熔于一炉。赵本夫的《天漏邑》让我大吃一惊。这位能把现实主义玩得滴溜转的作家竟然完全玩起了现代派，他以另外一种方式来处理现实。尽管他将现实加以荒诞、诡奇的处理后能够表达出更多的意义，但我还是觉得他不应该放弃他在写实上的长处。张翎的《劳燕》以鬼魂叙事开头，三个在战争中相识的男人相约死后重聚，但作者这样的设计只是为了克服写实性叙述在时空上的约束，让三位亡灵超越时空表达对同一位女人的爱与悔，小说主要还是依靠强大的现实主义细节描写完成了对一个伟大女性的塑造，是一种具有世界视野和人性深度的战争叙事。 关仁山的《金谷银山》和苗秀侠的《皖北大地》都是正面书写新农村建设的小说。当前农村一系列新的现象如三农问题、土地流转、环境保护、农民返乡等，均在两部小说中有所反映。两位作者都对农村充满了热情和真诚，这种热情和真诚浸透在字里行间，他们都试图塑造代表新农村的新型农民形象。《皖北大地》所写的农瓦房具有一种农业的工匠精神，这是被人们所忽略的可贵精神，难得的是被作者敏锐地抓住了。《金谷银山》中的范少山则是一位主动返乡的农民，关仁山在塑造这一农民形象时有意秉承柳青在《创业史》中所凝注的乡村叙述传统。这两部小说都是紧贴现实的作品，但两位作家在如何处理现实的问题上又都存在着简单化的倾向。如《皖北大地》将当前农村禁烧秸杆的阶段性工作作为建设新农村的核心情节，《金谷银山》将一个被确定为搬迁的白羊峪作为典型环境并将抵制搬迁作为情节起点，这样的设计显然没有扣住新农村建设的精神内涵。作家紧贴现实的热情没有错，但他们的写作也许太急了些，要把现实理解透、处理好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我们对现实主义有一种误解，以为现实主义的作品最容易写，只要有了生活或者选对了题材就成功了一大半。殊不知，现实主义是一种最艰苦、最不能讨巧，也丝毫不能偷工减料的创作方法，它需要付出特别辛劳的思考才能触及现实的真谛，缺乏思考的作品顶多只能算是给现实拍了一张没有剪裁的照片而已。所幸的是，现实主义作为当代长篇小说的主流，仍然显示出它强大的生命力。陶纯的《浪漫沧桑》和王凯的《导弹与向日葵》是2017年军旅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两部小说都是典型的现实主义方法，同时也充分证明了思想在现实主义创作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陶纯写革命战争有自己的反思。他塑造了一个特别的女性李兰贞，她竟然是为了追求浪漫爱情而投身革命，一生坎坷走来，伤痕累累，似乎最终爱情也不如意。陶纯在这个人物身上似乎寄寓了这样一层意思：爱情和革命都是浪漫的事情，既然浪漫，就无关索取，而是生命之火的燃烧。王凯写的是在沙漠中执行任务的当代军人，他对军人硬朗的生活有着感同身受的理解，也对最基层的军人有着高度的认同感。他不似以往书写英雄人物那样书写年轻的军人，因此小说中的军人形象并不“高大上”，然而他们的青春和热血是与英雄一脉相承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