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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子湾畔访余光中

http://www.newdu.com 2018-01-16 文汇报 喻大翔 参加讨论

    余光中这辈子善结“海缘”。
    我不敢久看他
    怕蛊魅的蓝眸
    真的把灵魂勾去
    化成一只海鸥绕着他飞
    ———《与海为邻》
    《高楼对海》里有很多海,西子湾的海,高楼上的海,从窗口和露台望去的海。诗集“取名《高楼对海》,是纪念这些作品都是在对海的楼窗下写的,波光在望,潮声在耳,所以灵思不绝。”(《高楼对海·后记》)
    不管多远,我一定要去看看那窗,看看那楼,看看那海。
    2013年七月中上旬,我喜欢的夏天到了。学校暑假,我随同济大学裴钢校长一行访问台湾的几所大学。公务告一段落,启程往香港前,获准有两天空闲,可以自行活动。十日一大早,我毫不犹豫地挎起背包,到台北捷运站买票、登车,到海的另一端———高雄去拜访余光中先生。
    火车停靠左营,记得是上午十点刚过一些。因为行前有越海的电话,昨晚又在捷丝旅台大尊贤会馆向余先生报告了一遍。立等片刻,那辆被警察追过的美国西部的狂车就出现在眼前。这也是我期待的理由之一:半个世纪之后,那种浪漫的桀骜还流淌在诗翁的血液里吗?
    车过一条长路,车过一些窄路,车到海边,再上山。虽然少了些狂野,但那流畅与自由也绝不是一般八十五岁老人能够想象的,何况还是一位老诗人。路上我问:台湾允许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开车吗?允许啊!您开这么快,没人拦您的车哦?好像他们都认识我,不找我的麻烦。上山时,中大的保安略略弯腰,对他笑了笑,车子就风一样的飙起。
    至今心怀愧意:我先下车,出于好奇,不知道我当时问了一句什么话,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他下车时,头额撞在门框上沿,有点重,他停了停,又抚了抚。我十分歉疚地立在旁边,轻语地询问了几句。余先生说没事,这才拿了行李,上他的办公室。原来是车库墙上一块蓝底白字的大牌子,吸引了我的视线:
    中山大学荣誉退休教授
    余光中老师停车位
    下面还有两行英文,也让我第一次知道了诗翁的英语名字:Yu Kwang Chung。我很感动。在海边的小广场,我已见到了刻有余诗的石头。还有老人十年前受邀到同济,曾送给我一个印有西湾落晖图的诗杯。他告诉我说:中山大学每年有一笔预算,请他挑选印制有他诗文的纪念品,以便送赠世界各地的朋友或机构。真替诗人感到由衷的温暖与欣慰。
    余教授的办公室在文学院大楼四楼,编号“534”,下面是余光中三字的印刷体。还没进门呢,我们就拍了两张照片:一张我玩的自拍,不说了。刚好这时来了一个女学生,她帮余老师和我拍了一张合影。门的正中是一张菱形的浅底色的抽象画,看过去,画的左下斜边是梵高的自画像,怀疑的眼神和愤怒的黄胡子;余先生就站在他旁边,浅笑着侧耳倾听梵高的声音。画的左上斜边是红底洒金的一个“福”字,有些像毛笔,又有些像炭笔,现在看来,很像是余先生亲笔书写的。画的右侧尖向就是本人凌乱的长发,似乎通过两张画面在和余先生连线。余先生提着一个手袋,应该是那个学生刚刚交给他的材料。
    进屋放下背包,余先生第一个召唤就是去看海!不是步行至沙滩,也不是坐船远行,而是到楼西头的露台上眺海。他办公室的一排窗口朝西南,那里是一座山和一座土红色的楼房,只在远处的右前方,有一线斜斜的绸蓝。我记得,从他门口到西边的露台,中间只隔着一间办公室。步上露台,世界大开!海水一望无际,船影艘艘而点点;近海栈桥纵横,浮标漂浪;更近处和左侧,当然是海堤、山坡和住宅,是一部大蓝大绿大红的音色交响曲。这就是带给余光中画意诗情的视境,源源不断的灵感之泉。
    余先生指着远方轻轻地说:海峡的对面就是大陆,我已经眺望快三十年了!然后沉默,再然后,还是沉默。因为这一泓海水,因为六十多年日日夜夜的风波,它将诗人的情思拉得又深又细又长:
    大地多碍而太空无阻
    对这些梦与地理之间的问题
    镜中千叠的远浪尽处
    一根水平线若有若无
    是海全部的答复
    ———《梦与地理》
    其时太阳甚烈,我们都戴着墨镜。我说余先生,我们来张自拍吧?他说好啊!我们靠在露台的石栏上,阳光从东北方向瀑布似地洗下来,有些令人窒息。诗人曾说,在杜甫之前,江峡一直无主。诗人没有说的是,在光中之后,西子湾有主了,这一湾浅浅的海峡,早可别名为余子湾或栖诗湾了。
    在诗翁的办公室谈了不少话题:比如永春余光中文学馆的建设,他拿出了一张设计图给我看;比如大陆一些选本的删存与得失;他还谈到了关于他的评论和传记作品……并说:目前为止,这类作品中,徐学的《火中龙吟———余光中评传》是最有分量的。
    余先生的办公桌上堆放着很多书刊,有一册香港的《明报月刊》好像刚刚合上。沙发旁的一张小几上放着一沓学生的英文作业,余先生在整理物件的当儿,我翻了好几页,每一页都有先生勾画的笔迹与文字。最后一页原作英文只有三行,其他都是先生的手迹。在他的允许下,我拍下了这一页,以作意外的纪念。在给学生“90”分的嘉赏之下,先生花了15行对论文作了评价,认为该篇研究“见解深刻,资料翔实,其范围不囿于英国浪漫主义,还旁及世界文学。”此外,先生还引申到浪漫主义诗人雪莱,以柯勒律治笔下的忽必烈汗(Kubla Khan)构建奇异殿堂及花园为例,谈雪莱创作《古舟子咏》的直觉天赋,让学生触类旁通。大陆读者知道余先生中文书写一丝不苟,却未必见过他英文的严整漂亮,且是在学生的一份作业上!这样的诗人学者、这样的批评家教授,能不受到学生的爱戴吗?我在大学任教近40年,知道一个好老师对学生和学校的重要性。而一个大师级的好老师,其影响和荣耀,更是不言而喻的!
    离开余先生办公室之前,他签赠了三本新著给我。不过,我答应为一家大学出版社撰写一部《余光中评传》,需要的资料真的是太多了。但一看他书架上重本不多,又怕麻烦先生,故只向他借了两本黄维梁教授早年主编的两部评论集《火浴的凤凰》与《璀璨的五彩笔》,并写下了一张借条,准备半年后奉还。岂料写作并不顺利,二著舍不得按时归还。那张借条一定还躺在诗翁某一个抽屉或文件夹里。想起数年来琐事缠身,辜负了先生的期望,而我从此失去当面求教的机会,遗憾终生啊!
    在海边安静而优雅的大学饭店用了午餐,又在椰叶搭起的凉棚下拍了照片,穿过几幢教学楼长长的走廊,我们进了中山大学图书馆。下一个活动,就是参访设在该馆的“余光中特藏室”。
    这间特藏室面积不大,可是,却是中山大学和他的共同心血,它以余先生亲自设计并以收藏他从香港返台后的全部作品、图片、画像、手稿、书法、影像等为特色。由导览员开了个头、介绍了各种展览形式,并播放了他吟唱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一位女指挥家指挥合唱的《乡愁四韵》之后,余先生慢慢从中庭环形的棕色沙发上站起来,为我一个人讲解了大约半个小时以上。缓缓的语调,从容不迫的节奏,一书一稿一签一字都如数家珍,真令我这个后学喜出望外又受宠若惊!其间,他特别拿起人民日报出版社《余光中对话集———凡我在处,就是中国》说:里面有郭虹的一篇,超过一万字,是她把问题写好寄给我,我书面回应的,比较可靠。
    那时大约下午三点多了。余先生在捷运站接我时就说了:范老师一定要接我到市内的家里住一晚,床上用品洗漱之类都是新的。余先生这时也有些疲惫,说我们该返回办公室拿东西,然后到他家里晚餐歇息了。
    再进办公室,余先生斜躺在沙发上,拿一小瓶眼药水滴眼睛。我则继续好奇一书一画一笔一纸,并用带去的小型摄像机进行了扫描式拍摄。片刻,余先生谈兴再起,与我谈起了乡土文学的论争;谈到许多年来饱受一些人的指摘甚至攻击;谈这些年在华人社会的来去对他创作的影响;还有就是心理上的误解、困惑与忧闷……我这时看余先生,是那样的瘦小与羸弱,一股敬惜之情油然而生。
    这时电话铃响了,是范我存老师催我们回她的家了。余先生轻轻地说:马上就回。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我的手机也响了,校长秘书说,台风要来了,我们须明天提前飞香港,你今天一定要赶回台北。
    幸好,我赶上了左营当天最后一班高铁,一边啃面包,一边电影似地回忆起从早上开始的经过……
    2017年12月28日上海鸿羽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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