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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也是能力和精神 王蒙对中华文化的定义，远远超出了传统文化。他认为中华文化不仅是一个庞大的体系，还是一个历史的概念： 既有孔孟提出后被官方提倡的修齐治平、忠勇仁义，也有替天行道、造反有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激越拼搏；还有“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的对阶级剥削的指责。而后者，正是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山沟里成长壮大起来的理据。 还有新文化运动时以鲁迅为代表的反思批判文化，那是知耻近乎勇的传统，是海纳百川的传统，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传统。五四运动表现了中华文化“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雷霆万钧的革命性的一面，使得中华传统文化经受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激扬历练，激活、挽救了中华传统文化。他不认为五四运动中断了文化的传承，因为读读《红楼梦》《金瓶梅》《儒林外史》就知道，中国的文化停滞危殆远在明朝已经露出了端倪，正是中国文化的危机和社会危机才引起了革命。五四吸收了很多新名词、新观念，赋予中国文化以新的生命，推动了它的重生，创造了中国文化的复兴契机。 以井冈山、长征、延安为代表的革命文化传统，也是浸润着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的产物。我们还有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改革开放、通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在完善成熟起来的传统。面向现代、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展才是硬道理，一国两制，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这些思想都带有中华文化特色的智慧与品质。 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它们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 中华文化不仅仅是内容，而且是能力和精神。王蒙认为，中华文化中最宝贵的就是它的道义崇尚、精神崇尚。中华文化的生命力不在于它的古色古香、奇葩异彩、自成经纬，更在于它生生不息的活力，它的反思能力，它在多灾多难中锻炼出来的应变调适能力，它的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精神，它的水滴石穿的坚韧性，它的接纳与深思的求变精神，还有它的屡败屡战、永不言败，“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精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