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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个胶卷 “我很珍惜，每摁一张，心里都要数一下。整个大典只用了三个半胶卷，舍不得啊!那天拍的照片，几乎每一角度都只有一个底片。” 新政协筹备会召开以后，侯波便一直在中南海忙碌着，她端着相机四处抓拍新政协筹备会的重要场面。如参加政协筹备会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合影，第一届政协会议的全体女委员合影等。那么多重要的人物，又是那么重要的事情，侯波真怕拍不好。可是真接触起来，侯波感到越是这些著名人士越是好打交道，他们一点架子也没有，很为侯波他们这些搞摄影的人着想。像宋庆龄、邓颖超、康克清等，在照片拍完之后，总是拉着侯波的手说些亲热话，这使得侯波的紧张心理渐渐地放松了。那时，她的单位还是北平电影制片厂，白天到中南海拍摄，晚上就回去。她拍的照片，无论是领导人的重要活动，还是日常生活，全部保存在一个保险箱里。 在侯波的摄影生涯中，最让她永远铭刻于心的是开国大典这天。当天，她与丈夫徐肖冰同在天安门城楼上拍摄。 “作为一个20世纪的中国人，在我的记忆中，没有一件事能与开国大典相比。接到10月1日到天安门城楼拍摄开国大典的任务后，我们领到了一个条子。那大概就相当于今天的记者证，佩戴着这个条子，就可以自由上下城楼了。他负责拍摄电影，我则负责照片的拍摄。”生前谈起当年拍摄开国大典的情景，老人的言语和表情仍流露出抑制不住的激动和自豪，“我是在开国大典那天惟一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女摄影记者，拍下了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新中国成立的那个令人激动的瞬间。” 当时经济条件很困难，侯波平时用的相机都很旧，有的还是缴获的战利品。开国大典当天，侯波用的是德国的禄莱120相机、阿克发胶卷，相机一次只能装12张底片。那时候胶卷都是从香港购买，非常稀缺，当天也只带了8个胶卷。面对举国同庆的历史时刻，她却“舍不得”拍了。“我很珍惜，每摁一张，心里都要数一下。整个大典只用了三个半胶卷，舍不得啊！那天拍的照片，几乎每一角度都只有一个底片。当时我的照相机只有标准镜头，没有广角，所以我想再多照一些人就照不下了。其实这张照片从光线、构图和技术上来讲，我是不满意的，但它有特殊的意义。” 为了拍好照片，侯波在上午不到10点就先到天安门城楼上看地形，快到中午的时候苏联专家带着彩色纪录片的拍摄设备也都纷纷就位。可是连午饭都没吃的侯波，要赶到中南海勤政殿拍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结束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及各位委员集体出发，乘车出中南海东门，前往天安门城楼出席开国大典。此时，参加开国大典的北京30万军民早已齐聚天安门广场，翘首期待着伟大历史时刻的到来。 “下午2点半多拍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我再赶到天安门跟着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们一起登上城楼。等我上去一看，好位置都被他们拍纪录片的摄制组占了。那天有两个摄制组拍彩色纪录片，还有一个组是拍黑白纪录片的，加起来至少有好几十人。”侯波说，最主要的是，苏联记者是中国方面请来拍摄纪录影片的，最佳的拍摄位置当然要先满足他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