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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世界，中国渐渐学会了鉴别与选择；而面对中国，世界也不敢小觑，开始凝视注视，张耳静听。所以说，当代中国的文学批评既要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也要体现我们的大国风范和中国情怀。一方面，它理所当然必须是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能体现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传统，能反映被伟大东方文明所滋养的民族的感知方式和思想风貌；另一方面，它也一定是世界格局中的文学理论批评，能够体现经过一百多年现代转型后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我们对世界文明成果的吸纳转化。换句话说，它不再是闭关锁国、封闭时代无知无畏的理论批评，不是为了与世界抗衡，而是能够在多样的世界和多元的理论批评中胜出。 蓦然回首，五四开始成为主流的中国新文学已经有百年的历史。记得它刚满10年之际，赵家壁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胡适负责编选最初10年的理论批评成果，取名为“建设理论集”，期待建设现代中国的文学理论。如今过了10个的10年，中国的新文学早已今非昔比，大学与研究机构的有识之士联合举办文艺批评高峰论坛，提出“重建文艺批评中国话语体系”，不仅是情理之事，也可以说是当务之急：国家进入新时代，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理所当然要站在时代的前沿，向世界发出中国的声音。 回望百年来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在晚清以来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中，一直是现代意识形态和现代价值观念最积极的推动者，而它自身，也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完成了历史性蜕变：从诗话文话的评点理论批评走向了现代文艺理论体系的自觉构建，有了一些出色的成果，造就了一些优秀的文艺理论批评家。当然不可否认，由于当时中国是被动加入世界的现代化进程，既要面对救亡图存的历史压力，又要寻找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发动社会革命和制度重建。因此在很长一个时期，现代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更多被时代的实用理性（或者说应用性）所牵引。拿来的东西多，自己的声音少。整整一个世纪，先是良莠不分一股脑儿地“拿来”，接着是跟着苏联走，后来又追着西方的现代主义跑，一直未能把建立现代中国文艺理论批评体系的工作提上议事日程。这时候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除了自己的时代色彩的意识形态，既少见现代中国学者提出的理论批评概念，也少见形成自洽的论述体系，因而基本上没有自己的中国特色。加上当时没有正常的文化交流，世界也听不见中国学者的声音，好长一段时间，欧美学界似乎只知道哈佛大学东亚系的几个学者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而这几个学者，学的是西方人的理论，受的是西方大学的训练，虽然也带来了崭新的视野与观感，但由于理论前提与方法都是别人的，其有效性就难免要打折扣，或许成为理论批评领域“第二次发明的自行车”也未可知。 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第一个百年，我们是被西方的坚船利炮逼着进入现代的快车道的。别人已经捷足先登，我们不得不跟着跑，或者说追着别人跑，学习、跟风或许在所难免。然而现在头一个百年已经过去，不再是学着跑、跟着跑的时代了。我们是不是追上了别人，甚至是不是一定要追赶别人？我不敢妄言，但经过100多年的修为，对现代跑道和跑法，我们现在应该还是熟悉和了解的。昨天下午我给这里的研究生讲“百年新诗的主要问题”，就跟喜欢诗歌、研究诗歌的年轻人说，当年被胡适命名，被朱自清定义为“学习新语言，寻找新世界”的中国新诗，实际上是传统中国社会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寻求现代性的诗歌运动，与其说“新诗”是一个被改变词性（在传统中“新诗”指“新写的诗”）的现代名词，不如说它是一个动宾词，即“革新诗歌”的意思，而且，它所寻求的现代性，也不完全是西方意义上的现代性，更不是现代主义。经过100多年的图变求新，中国诗歌已经由学习西方的现代性，认为现代性就是价值和目标，到了把现代性作为一个问题，自觉地反思与实践，探索自己的现代性方案了。到了这个阶段，所谓的“新诗”，就与它转型之初学别人、追别人不一样了。不只是简单求新求异，割断历史，以显示自己与传统的不同，而是希望成为价值的体现，在不断延伸的时间中发光。因此，后现代时代的诗歌立场与寻求现代性初期有重大的调整，不是与古典对抗，而是正视差异、关联与互相牵扯的境况，寻求活力与胜过的可能性。所以在与传统的关系上，已经不是新与旧、“活”与“死”的势不两立，而是发现彼此的关联、互相通约的因素，在互勘互见中展望未来。而在与西方的关系上，也由过去的“拿来主义”阶段过渡到平等相向、互通互动的阶段。 因为一个世纪的现代转型，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有了百年试验与积累，我们在另一个百年重新出发的时候，真的已经到了与世界文学平等对话，发出中国声音的时代。我们完全可以有这种文化自信。两个月前我出席“中美诗学对话”，对三种现象是比较有感触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