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春节，周恩来出席北京人艺茶话会 1957年9月，周总理、邓大姐看完《骆驼祥子》演出后，到后台向舒绣文表示祝贺。 为什么周恩来同志逝世的公报发出以后，剧院里的人们会哭成了那个样子？ 为什么在那种恐怖的压力下，剧院一定要召开隆重的追悼会？ 为什么当年清明节大家都抢着去了天安门而谁也没有告发谁？ ……——于是之（北京人艺老演员） 又逢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已经42个春秋了。大家感情上却总觉得还是新丧，大约是由于我们经常不断地、深邃地思念起他的缘故吧。 周恩来，作为北京人艺的奠基人和良师益友，他的音容笑貌总是一次次出现在眼前。笔者这里忍不住再一次用文字把一桩桩小故事记录于此，展现出来，传播下去，为了永远不能忘却的思念。 站得最远的人，也是最担心握不到手的人，尽量不要让他们失望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周总理立即想到并提出“建立一个全国性的专业话剧团体，很有必要”。他问北京市委书记彭真：“这个团体你们要不要？”彭真立即表示北京市肯定要，又表示：“这个话剧团可以叫做‘北京艺术剧院’，但是全国都已经解放了，我认为再加上‘人民’两个字为好。”于是，他在和周总理商量以后，正式确定“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名称。彭真进一步请示由谁来当院长。周总理胸有成竹地摆着手说：“就让曹禺同志来当院长好了！他很合适。” 可以说，周总理是“北京人艺”名副其实的奠基人。 每次见到周总理，无论是在什么场合，他都极为主动、满怀热情、真心实意地与你握手。几乎每次周总理到来之前，剧院的领导人都会嘱咐大家：“总理在长征当中骑马摔伤了胳臂，握手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能用力，要轻点儿，再轻点儿。”大家都会纷纷点头同意。 然而，真到握手的时刻，我们倒是小心翼翼，周总理却满脸带笑地、兴奋地、手用力上下摆动好多次才肯停止。真是让人又高兴，又心疼，我们就像是自己做错了什么事一样。 更值得一提的是，每次他总要从离他最远的同志握起。如果握不到，他就走到对方跟前去，从不怕麻烦，不怕辛苦。秘书解释说：“总理认为站得最远的人，也是最担心握不到手的人，应该尽量不要让他们失望。” 1957年5月12日深夜，周总理看完戏陪着我们演职员，从首都剧场一直步行回到史家胡同56号宿舍。途中，遇到正在扫马路的女清洁工，周总理走过去，拉起对方的双手紧紧握着说：“同志，辛苦了。感谢你呀，人民感谢你！” 让人难忘的是周总理握手的具体方式——他总是先伸出手来拉住你，然后再用那双明亮的眼睛专注地对准你的眼睛，凝视片刻以后，握紧你的手并用力地上下摆动几次，最后才肯缓缓放开。有人说：“这不仅仅是肢体的接触，更是心灵的沟通、交流和补偿，是一种让你终生难以忘怀的、精神上的满足和享受。” 迟到了，就坚决要求到最后排的导演间里去看戏，不能有任何特殊安排 周总理工作忙碌是可以想见的。他经常是等到工作结束，才问秘书还有没有安排，如果没有那就去人艺看戏。首都剧场杨经理每天都要存下几张保留票，等到演出以后再处理。一天，保留票刚处理掉，突然接到电话——周总理要来看戏。杨经理急得满头大汗，真不知道如何是好。最后他只好把第7排中间几个座位的熟悉观众，用好话请到边上的座位上去。这时，周总理也已经到了，就悄悄地被带到第7排座位上去就座。 中间休息的时候，周总理来到小休息室，赶忙问：“我坐的座位原来是不是有人啊？”杨经理只好说出了实情，周总理一下子激动起来：“世界上根本没有这样的道理，人家是先来的，我这个后来的反而要把人家赶走。不能这样，一定不能这样。杨经理，休息以后你要把人家请回到原来座位上去，而且要向人家赔礼道歉……要道歉！”他停了一下又交待：“你们剧场里不是有一个导演间吗？我就坐在那里看戏好了。”杨经理只能点头照此办理。 休息以后，几个熟悉的观众回到了原来的位子上，周总理却坐到了观众席的最后方，又远又看不大清、听不大见台词的导演间里。从此以后，似乎有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周总理只要是迟到了，就坚决要求到导演间里去看戏，不能有其它的任何特殊安排。 周总理到导演间去看戏，还发生过这样的一个小故事。一次演出开始后，周总理来到了这里，房间里没有灯，很暗，只能摸索着坐在椅子上。他顺手拿起桌子上的专用望远镜，看着舞台上的戏。突然，一位志愿军文工团到剧院学习的导演走进来，径直坐在了周总理的身边。这位导演是个近视眼，忙着对周总理说：“劳驾，让我看看。”于是，周总理便把望远镜递了过去。导演一直用望远镜看戏，等到幕间换景时灯光亮起来，他才发现身旁坐着的竟然是周总理，便很不好意思地大叫一声：“啊！总理原来是您呀？……我还抢了望远镜！”周总理立即大笑着，拍拍导演的肩膀说：“小同志，我们一起看得很好嘛！……没有关系，我的眼睛要比你好一些嘛！”说到这里，导演也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 拒绝众星捧月般坐在大家正中间，尽可能地在合影众人当中淡化自己 还有一次，周总理来看《武则天》。由于观众席没有座位，便在舞台的副台上看戏。看戏当中遇到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扮演唐高宗的演员董行佶，在戏里穿的是厚底服装鞋，不方便也不舒服，只要一下场就赶快换上自己的皮鞋放松放松脚。 那天董行佶下场以后，却找不到放在景片旁的皮鞋了，身边的四个“宫女”演员赶快帮忙找皮鞋。突然，董行佶发现又多了一个人在跟着找皮鞋，那就是周总理。后来，一个“宫女”笑着把皮鞋找到了，交给董行佶，皆大欢喜。 董行佶换上皮鞋以后，走到周总理身边不好意思地道谢。周总理悄悄地对他说：“小董，你大概是得罪了什么人！”董行佶笑了，四个“宫女”笑了，周总理也大笑不止。 每逢看戏过后，周总理都要和演职员们一起合影留念。他总是拒绝众星捧月般突出地坐在大家的正中间，而是尽可能地在合影的众人当中淡化自己。 看《明朗的天》，周总理看到合影中专门为他准备了单人沙发，马上提出反对：“现在不是‘反对个人突出’吗？为什么这样突出我呢？”于是，撤掉沙发，让周总理和大家挤在一起拍照了。 看《枯木逢春》时刚好是“三八”妇女节。周总理提议说：“今天是妇女节，请女同志坐在前面，男同志都站在后面好不好？”他带头来到了后排，与男士们站在一起。事后，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发现照片里还有周总理。 看《武则天》时，编剧郭沫若也陪同观看。演出结束以后就在布景里合影。周总理连连摆手，不肯坐在正中间的桌子后面，坚持要郭沫若坐在那里，自己站在旁边说：“我今天来看戏，只是表示祝贺和感谢！” 看苏联名剧《带枪的人》，周总理提出，要在斯莫尔尼宫的门前台阶上，与红军战士一起，听着列宁、斯大林的讲话合影。他说：“我是他们的学生，怎么能与他们平等地站在一起呢？”周总理站在左边的一个角落里，面带微笑，眼睛望着正在讲话的列宁拍了照。 这就是总理伟大的人格魅力之所在。每一个人在生活中的位置，只有自己把它摆准、摆对、摆好了，你才能在群众心里成为永恒。 演员台上要“目中无人心中有人”，我爱你们心切，所以要求苛刻一些 1961年的夏天，剧院正在演出《雷雨》。 1949年以后，《雷雨》是由北京人艺首演的，演员也全部换上了新的阵容——郑榕扮演周朴园、朱琳扮演鲁侍萍、吕恩扮演蘩漪、于是之扮演周萍、胡宗温扮演四风、董行佶扮演周冲、李翔扮演鲁大海、沈默扮演鲁贵。 几十年来一直支持曹禺这一代表作的周总理，一而再地来看戏。6月6日，第一次来，由于有要事中途退场；6月8日，接着第二次又来。 中场休息时导演夏淳匆忙跑到后台来，告诉于是之：“多注意，总理对你的台词不满意，声音太小。”演出结束后，中央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先来到后台，也对于是之说：“你要准备听取总理的批评。” 接下来，周总理来到了小休息室。大家落座，于是之心里很是紧张。然而，周总理并没有一开口就批评于是之，而是首先谈到当时“大跃进”当中一些过火失当行为，劳逸结合注意不够、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他说：“你们都是善于演戏的了，都有一定的基本功训练，可以把戏演得很好，这次演出是因为赶任务而影响了戏的质量，一图快，就往往不容易把人物刻画得深刻。我总觉得应该在质量上好好研究一下，别只为了赶任务而降低了质量。” 最后，周总理才把话题转到了于是之身上。他说：“是之，你的台词读的声音太轻，观众听不清，不好。”接着，又很快扩展开来说：“一个演员在台上要做到‘目中无人，心中有人’。眼睛不要看观众，但是心里要有观众。眼睛老看着观众就忘了戏里的环境和人物关系，但是只顾自己的‘真实’，心里忘了观众，声音小得叫人听不见，也就没有了群众观点。是这样吧？” 事后，于是之从剧场杨经理那里了解到，周总理是第一次看戏时，就已经感觉于是之的台词不清，杨经理说：“总理，可能是你坐的7排座位声音效果不大好。”第二次来看戏时，总理就问杨经理什么位置声音好一些？得到的回答是：第10排左右。于是，周总理执意要坐在第11排的座位上，谁也劝不动他。他在那里听到了第二幕，自己仍然听不大清楚，于是又问身旁的观众：“同志，你听得清于是之的台词吗？”结果得到了否定的回答。 周总理认真地对曹禺老院长说：“我是爱你们心切，所以要求苛刻一些！” 尽管我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观众，但毕竟也是个个人嘛 几乎无一例外，只要北京人艺演出新排剧目，不论是历史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总理总是要于百忙之中抽时间前来观看。每次看后，还都坚持要到舞台上来，向全体演职员表示衷心的感谢。他常常是站在舞台上或坐在小休息室里，谈出自己具体的看戏印象和感言。最后，还要和大家一起拍照留念。 所以，每当一出戏大幕徐徐落下，掌声响起，我们便会不约而同地将期盼的目光投向舞台南边的副台。用不了多大工夫，周总理便会从小休息室的门里走出来。他常常身穿一套深灰色的中山装，右手横放在胸前，两眼炯炯有神，面带微笑。这十几米的短路他走得很慢，因为要从见到的第一个人开始，不论是演员、导演，还是舞台工作人员，都要一一握手致意。最后，他再站在大家中间像老朋友促膝谈心一样，有问有答地说出自己的感受。 有一次，周总理来看现代剧目《年青的一代》。演出结束后，他照例来到舞台中间，让我们围成一圈，请他坐也不坐，硬是站在那里兴致勃勃地谈了二三十分钟。自然，他谈了对演出的肯定意见，也有对演出的批评意见。比如，指出某个女演员的裤子过短不大好看，等等。 有时周总理的话音刚刚落下，站在一旁的导演就立即表态：“我们一定按照总理的指示，从明天演出起就进行修改。请总理放心!”大家热烈鼓掌表示支持。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周总理对于这一切没有表态，而且神情突然严肃起来。我们也就停止了鼓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周总理沉默了好一会才开了腔，声音很轻，但是语调是非常坚定的：“今天我谈的并不一定对。我看，艺术作品的好坏是要由群众来回答，而不是由一两个领导回答。今天谈的话如果是经过集体讨论的中央决定，我会告诉你们，那是一定要执行的。至于我个人的意见，只能作为一个普通观众的观后感提供你们作参考。”他说到这里，摇摇头，微笑了一下，“尽管我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观众，但毕竟也是个个人嘛。” 我们一下子愣住了，仿佛没有反应过来。又过了好一会儿，大家才重新鼓起掌来，掌声更热烈，更持久。周总理却非常郑重地摆摆手，表示不必要再鼓掌了。 掌声再一次停止，谁也没有吭声，似乎都在回味和咀嚼着周总理那简洁而又分量很重的话语。 现在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花生米留起来有机会给需要的人吃 1959年秋天的一个夜晚，北京人艺史家胡同56号宿舍大院里，一株根深叶茂的核桃树下，停放着一辆黑色的吉斯牌轿车。剧院的员工甚至家属们一看便知，这是周总理来了。 宿舍楼东侧二层老演员舒绣文的家里，绣文正在和青年演员刘华聊天。突然房门打开，周总理微笑着走了进来，绣文和刘华一下子惊喜地呆住了。周总理亲切地说：“绣文，那天在晚会上我向夏淳问起你，听说你的心脏不大好，所以来看看。”绣文感动得连连点头。周总理在沙发上坐下以后，详细地了解对方的病情，询问吃了什么药，饮食怎么样，嘱咐着：“一定要多多保重”。 消息传开，人们陆续地来到，有的是周总理点名邀请的，有的是自己主动来的。不大的工夫，便把那间20平方米的小房子挤得满满的。在周总理面前，大家无拘无束，谈笑风生，如同接待一位最尊敬的长者和最亲密的朋友。话题更是广泛有趣的，无所不包。 其间，周总理还让刘华把小儿子杨烨赶快抱来给他看看。杨烨叫了一声“周爷爷”，周总理亲切地把孩子抱在怀里。谈话过程中，顽皮的杨烨一直在周总理的身上爬上爬下，一会儿摸摸老人的脸，一会儿又摸摸老人的皮鞋。突然，杨烨出神地看着周总理的下巴。周总理笑着问：“怎么了？不认识周爷爷了吗？”杨烨说：“周爷爷，我爷爷有胡子，你怎么没有胡子啊？”周总理摸着自己的下巴答道：“周爷爷天天刮胡子，要是不刮，那就比你爷爷的胡子还要长啦！”大家一阵大笑。刘华看着十分不安，急忙要把杨烨抱过来。周总理却挥挥手说：“让孩子和我玩玩嘛！”说完又是一阵爽朗的笑声，并把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 那时，每年的元旦和春节除夕，周总理经常是在人艺度过的。大家吃着冰糖葫芦、花生米，喝上一点点茅台酒，有时还跳舞，唱歌，唱京戏，说笑话，欢歌笑语，亲如家人。 经济困难时期，周总理自己带着白酒和花生米来参加联欢会。一个青年女演员抓着花生米吃不停。有老演员小声提醒：“要注意影响！”青年女演员慌忙把已经拿到手里的花生米又送回去。周总理说：“你吃嘛！年轻人长身体正是需要营养的时候。” 事后听工作人员讲：“在困难时期，周总理经常夜里办公，我们给他送去夜宵。一个小盘中只放一点他喜欢吃的花生米，他都给退回来。他说，现在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我能吃到一个馒头就很不错了。以后不要加其它的东西，花生米留起来有机会给需要的人吃嘛！” 为这一切，老演员于是之曾经激动不已地说：“为什么周恩来同志逝世的公报发出以后，剧院里的人们会哭成了那个样子？为什么在那种恐怖的压力下，剧院一定要召开隆重的追悼会？为什么当年清明节大家都抢着去了天安门而谁也没有告发谁？……人心啊！人心的力量是无比强大的！” （本文作者为北京人艺老编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