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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米勒的回应及其阐述的基本观点 米勒在回信中首先肯定，对方提出的议题是非常重要的，值得反复讨论。他对这些问题基本上都做出了回应。 首先，关于对解构主义的认识。针对张江通信中所谈到的中国学者对于解构主义的理解，米勒表达了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学界对于解构主义(至少是他本人的解构批评观点)的理解，过于强调了所谓“解构”的消极面。他说如果自己是或曾经是一个“解构主义者”，也从来不是中国学者所指的那种解构主义者，因为自己从来不拒绝理性，也不怀疑真理(虽然，在一个特定的文学文本中关于真理的问题经常是复杂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而只是希望以开放的心态进行自己的文本阅读。一部文学作品不一定就要保持某种“统一”，也许它是统一的，也许它不是，这有待于通过严谨的“阅读”来观察与展现。而且，对于“中心”与“本质”的讨论，也应该是敞开的。他还特别解释了“小孩拆解父亲留下的手表”这个比喻，说这里所表述的意思是，“解构”这个词暗示，这种批评把某种统一完整的东西还原成支离破碎的片段或部件。它绝不是说解构就像孩子为了反叛父亲，反叛父权制度，而将其手表拆开。德里达是在海德格尔的德语词汇Destruktion的基础上创造了“解构”(Deconstruction)这一词汇，不过他又在词汇“Destruction”中加入了“con”，这一词汇既是“否定的”(de)，又是“肯定的”(con)。由于他感到对解构主义的正确理解特别重要，所以在第二次通信中再次重复了上述解释，并且补充了他在英文维基百科关于“解构主义”条目更确切的表述，即解构不是要拆解文本的结构，而是要表明文本已经进行了自我拆解。之所以会有文本的“自我拆解”，是根源于文学语言的比喻(隐喻)性，它会干扰人们所希望获得的直白的字面含义，这在诗歌文本中表现得特别突出，在其他文学文本中同样如此，所以需要特殊的解读方法来适应这样的批评要求。 其次，关于解构批评与批评阐释学(阐释学批评)、读者反应批评之间的关系。针对张江将解构主义与批评阐释学、读者反应批评放置到一起来讨论的做法，米勒也阐述了他的看法，他认为这几种文学批评的观念是根本不同的。批评阐释学是从希腊开始，起源于对《圣经》等经典文本的注释；而它的现代形式则起源于施莱尔马赫等人直到现象学的不断发展，它到现在也仍然很重要也很活跃。他认为，阐释学阅读是一种“主题阅读”，阐释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力求寻找文本中单一的主题意义。“在寻找一个特定文本的单一、广泛被人们接受的文本意义时，‘阐释学’或多或少就会出现。”米勒在对话文章中，还特意引述了保罗·德曼的一段话，说明文学研究中阐释学与文学诗学之间的紧张关系：当你做阐释学研究时，你所关心的是文本的意义；当你这样做诗学研究时，你所关心的是文体或一个文本产生意义的方式描述。一个人会因为过于关注意义的问题而无法同时做到阐释学与诗学两者兼顾。很显然，解构批评观念是疏离阐释学而更接近诗学的。米勒文章中还特别提到，德里达在其职业生涯的初期，曾受到胡塞尔现象学的极大影响，他后来创建“解构”理论，正是他对阐释学所做出的一种回应。这里所谓“回应”，实际上就是反叛的意味。至于读者反应批评，则可说是从另一方面与解构批评形成对立。在米勒看来，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例如斯坦利·费什的观点)的特点在于，它认为一个文本本身没有任何意义，意义是从文本之外通过“读者社群”强加给文本的；而解构主义者却从来不会说任何文本本身没有任何意义，只会说很多文学作品都具有多个可以确定的含义，但不一定总是要相互不兼容。不过，必须仔细阅读特定文本才能够找出这些含义。米勒通过这种比较阐释，就把解构批评与阐释学批评、读者反应批评区别开来了。与此同时，他也就更明确地阐明了解构主义本身的基本观念，即它并不否定文本中包含意义，甚至认为一个文本中可能包含多个可以确定的意义；但它并不追求寻找文本中单一的主题意义，而是更为注重文本中多个意义之间的共存与兼容关系。这是米勒对解构主义及解构批评所做的进一步解释。 其三，对他所倡导的解构批评即“修辞性阅读”的说明阐释。这是米勒在两次(尤其是后一次)通信对话中，所要着力阐述的内容。他特别强调说：近来更愿意将自己所做的事情称为“修辞性阅读”，而不是“解构性阅读”(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说，可能称为“解构性批评”、“修辞性批评”更为确切)。他为什么要这样强调说明？这也许是因为，在很多情况下，人们都把米勒看成是解构主义批评的代表性人物，然而米勒自认为，自己并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种解构主义者，而是有自己独特的批评理念与追求，所以他要用一个独特的概念来标示，这就是“修辞性阅读”。那么，什么是“修辞性阅读”(修辞性批评)？米勒曾在多种场合一再对此进行阐述，在这次的对话讨论中又再次详细说明。综合起来看，大致有如下基本涵义：一是强调要“回到文本”。他说：“我的座右铭就是‘永远回到文本’。”二是强调要特别注意文学文本区别于其他文本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就在于，文学文本是修辞性文本，应当特别注意文本中隐喻以及讽刺等修辞手法的运用，而其他文本显然不像文学文本这样重视和运用修辞性(或可叫做“艺术性”)，这应当说不言而喻。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呢？这就跟上面所说的解构批评观念相关。在解构批评看来，解构不是要拆解文本的结构，而是要表明文本已经进行了自我拆解，而所谓文本的“自我拆解”(或可理解为文本结构与意义的“开放性”)，正是根源于文学语言的隐喻性，这样就会带来一个文本含义的不确定性或多义性，以及读者对文本进行多种意义读解的可能。修辞性文本会干扰人们所希望获得的直白的字面含义，所以需要特殊的解读方法来适应这样的批评要求。由此而来的第三点，也是对于“修辞性阅读”(修辞性批评)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强调文学阅读(批评)不应固守某种程式和理论，而是应当充分重视每个修辞性文本所具有的独特魅力，以及我们在这种修辞性阅读中所获得的奇妙独特的体验感受。他说自己读小说，也是因为非常喜欢那种进入小说想象世界的过程。由此可知，米勒所理解和倡导的“修辞性阅读”(修辞性批评)，并不是要通过阅读刻意去寻找某种主题意义，而是更为注重从文学文本的修辞性阅读中所获得的真切体验与认识，在此基础上才形成对文学作品的批评阐释。 其四，关于文学批评的理论方法与文学阅读(文学批评)实践的关系问题。针对对方所提出的核心问题，即“从解构主义的立场来说，到底有没有系统完整的批评方法，可以为一般的文学批评提供具有普遍意义的指导？”米勒做出了十分明确的回答：从理论建构的意义上来说，显然是存在着这样的理论体系的，从亚里士多德一直到罗兰·巴特，西方有很多这样的批评理论方法存在，其中也包括解构主义的理论方法在内。但从文学批评实践的意义上来说，没有任何一套理论方法能够提供“普遍意义的指导”。他以非常肯定的语气说道：“不存在任何理论范式，可以保证在你竭力尽可能好地阅读特定文本时，帮助你做到有心理准备地接受你所找到的内容。因此，我的结论是，理论与阅读之间是不相容的。我认为，人们实际的文学作品阅读，以及将其转变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的过程，比任何关于文学的理论都更加重要。”当然，这并不是说关于文学批评的理论方法毫无用处，而是说在文学阅读和批评实践中，它只是像仆人一样处于从属地位，理论的作用只不过是起一种辅助阅读的作用。换言之，对于文学批评实践而言，所谓理论范式与方法并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还是对于特定作品文本的阅读体验与感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