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时常想到北上广三座“一线城市”粤派的名声不如京派、海派响亮，也许可以在文化中找原因：北京得天独厚，从元代定都至永乐皇帝迁都，一直就是“皇城根下”，此且不谈，就说上海与广州。她们的城市发育成长都与开埠开港有关，但上海的文化力量似乎更鲜明更具边界感，上海人自我优越感相当明显，偏于“洋化”力挺时尚面向世界，相比之下，广州人就要和气包容得多，不但笑迎天下客，而且宽容各种文化，当然骨子里依然自我，依然有固守不变执着的一套；或许可以比较地说，上海人性格外露，广州人低调包容内敛。从两地人的衣食住行，从世博会和亚运会的宣传风格，均可看出大大的不同。或许,上海作家写上海的艺术冲动就是要超过广州的作家写广州的冲动，同样是源于那份恃才自傲的高调、那份溢于言表的自信？
    仔细体会，你不难发现：广东的民风与内地一些城市迥然不同，尤其是列入“北上广”的广州。注重日常生活，注重休闲娱乐，注重个体开心。亚运会在广州召开，开幕式既有面对大海扬帆激浪的豪迈，更有面对都市街坊一般的亲切，而后者则为主流。广州没有北京俯瞰天下的气度，也无上海跻身全球大都市的骄傲，倒有一份“任你风吹雨打，我自闲庭信步”之淡定。你可别小看这种街坊气氛、街坊气场。风云际会，历史机缘，这样一种来自日常基于世俗的生活态度，每每影响天下，镇定全局。比如上世纪80、90年代，由于吻合了整个时代的民众心理，暗合了一种在广东稀松平常在内地却别开生面的普遍情绪，成就了一场伟大且意义深远的“文化北上”：粤语、粤菜、流行歌曲、商业观念，加之“小女人散文”、张欣、张梅的都市小说等，惠及全国。无形中证实了一条经济学的规律：“有需求，就会有供应。”
    关于城市生活正在成为人类现代生活主导的主题，上世纪90年代摆在了中国人的面前。今天，这个话题依然现实。大都市与城市群的崛起，大面积的城镇化，传统乡村遭遇冲击，都持续表达了这一主题，已然成为确凿的现实。回想一下，在对待城市的情感方面，中国内地经历了几个过程。就我个人而言，从上世纪80年代阅读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中所感受的城市生活的先锋性，杨东平《城市季风》中感受城市崛起的势头，以及上世纪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蔓延的一种对于城市病的批判情绪,比如海默的《中国城市批判》——这一类书籍大行其道：对乡村生活的挽歌式怀念，与对城市厌恶以至痛恨的偏激情绪，左右着一种文化判断。不过，无论褒贬毁誉，中国的城市都呼啸而来，北上广城市群、超大城市、国际大都市，就在我们的面前拔地而起。然而，对于城市，当代文学并没有作出及时的反应，以至于在历届茅盾文学奖评选过程中，我们不难听到“茅盾文学奖何时进城”的殷切呼唤。中国的作家——尤其是50后60后的作家——对于城市相当陌生，只有80后乃至90后的作家作品里，城市才变得可爱起来。在学术界也不难看到批判与赞扬两种态度。
    相比较而言，广州的都市文学创作却异军突起。老作家欧阳山的《三家巷》可说是广州当代都市文学创作的奠基之作。20世纪80年代，广州也出了一些具有全国影响的作家，比如陈国凯、章以武、张欣、张梅、黄爱东西等，包括稍后的梁凤莲、黄咏梅等中青年作家。还有90年代书写都市生活的“小女人散文”影响全国，具有特殊的文学史意义。值得一提的还有上世纪90年代广州影视小高潮：《雅马哈鱼档》《外来妹》《情满珠江》《公关小姐》等。广州的都市文学在内地当代文学中可谓先行一步，这一点需要文学史给予充分肯定。比如，张欣的小说始终对准广州大都市：白领的情感、时尚的生活，有生存压力、有灵魂挣扎，是中国内地最早的都市“欢乐颂”；张梅小说是典型岭南气韵，她的中短篇小说始终浮现着一个形象：广州街坊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年轻女子，不一定有大理想的献身精神，却一定有着面对生活小事的“恍惚眼神”，即便是她的长篇小说《破碎的激情》，也多是岭南阴柔的“小气象”，而有别于时代历史的“大格局”。黄爱东西的随笔，更是以“小格局”取胜，来自日常的细微感受，构成随笔散文的“生活质感”和血肉肌理。梁凤莲的几部长篇小说《西关小姐》《东山大少》也是试图传达羊城特有的街坊氛围，精心塑造根植于这块土地上的风云人物。从西江顺流而下来到广州求学的黄咏梅，将一脉相传的西江文化与广府文化做了一个对接，这位70后的作家，似乎具有更加新锐的目光，运用具有先锋文学气质的手法，重新估量这座城与城里人的精神价值。这些与广州关系密切的女作家，以阴柔的文字风格，颇具女性的视角，接续前辈作家欧阳山《三家巷》的地域传统，与岭南文化有着天然的缘分。毫无疑问，都市文学讲述了当下最为生动的中国经验，也正在讲述广州这座国际大都市的传奇故事。
    （作者系评论家，广东商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