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以高等院校教职工为主人公的学界小说，着重关注学者的学术活动和日常生活，揭露学界内部的森严等级及纷纭乱象，爬梳大学体制与大学精神的失落与变迁，既延续了知识分子小说和大学叙事的文学传统，亦彰显了生存问题与性别意识等极具现代意识的当代人文主题，其中对知识分子精神、学者责任、大学精神的探讨和追问，既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亦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
    中国现代文学虽有知识分子小说的书写传统，也不乏现代大学的身影，然而“学界小说”作为一种可能的题材划分，虽已在1980年代初露苗头，但确实要等到1990年代大学扩招后才真正成为一股潮流，新世纪之后更势不可挡，新作品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学界小说既与现当代文学中的“大学叙事”、“校园文学”、“知识分子叙事”一脉相承，亦与英美文学中以大学教职工为主人公(staff-centered）的Academic Novel（学界小说）遥相呼应，日益体现出全球化时代日益趋同却又各有个性的大学生态、学界风云和学者众生相。
    那么，何谓“学界小说”？学界小说就是以高等教育机构和研究机构中的教职工为中心人物或线索人物，讲述高校教职工的日常生活、学术活动、社会活动，特别注重探讨学人的生存状况与精神状态，探讨“知识分子”如何生存；揭露学术界内部的等级规则和丑闻腐败，引发学术界和社会的关注；爬梳大学体制的变迁和大学精神的失落，描绘大学行政化与功利化环境中自由与权力间的博弈、底线与诱惑间的对峙。
    准确来说，各国文学其实都有关注知识人、书写大学的传统，可以借鉴克莱默(John Kramer)的分类方式，将其细分为以学生为中心(student-centered)的校园小说(campus/college novel) 和以大学教职工为中心(staff-centered)的学界小说(academic novel)。校园小说关注大学生的校园生活和成长变化，可视为“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的变体；学界小说关注学者生活、学院政治、大学文化，更关注成年人的世界。国内外国文学研究中常见的“学界小说”、“学院小说”、“学院派小说”其实多是对academic novel这一术语的翻译。
    中国文学中的学界小说自然不是凭空出现的。古代文学中脍炙人口的《梁祝》、《牡丹亭》、《红楼梦》，虽多多少少有些古代书院或私塾学堂的场景，却只是爱情和其他主题的配角甚至点缀，确如陈平原所说，“古往今来，成功的‘学堂（大学）叙事’，不仅数量不多，而且很难进入文学史视野”。真正可称为“前辈”的，也许只能追溯到清代吴敬梓创作的《儒林外史》，其中揭露的科举制度的黑暗和假名士的无耻，正是后人批判知识人庸俗虚伪的先声。
    中国现代大学乃是学习借鉴西方大学的结果，但在传承学术文化之外，中国的大学往往也是孕育革命力量的摇篮，多少意气风发的知识青年以大学为起点，投入时代洪流，因此以知识青年为主人公的小说，多多少少都会有大学的背景，但也只是“背景”对新文学家来说，承担启蒙重任的“文学革命”以及承担救亡重任的“革命文学”才是新文学的使命和主流。
    然而，中国文学对现代大学的书写终究不是一片空白。1930年代，沈从文《八骏图》等作品都不同程度地表现过大学校园中教授们的日常生活和情感心理，往往描绘出一副黑色幽默的图景与其中荒唐可笑的人，讽刺意味溢于言表。1940年代钱钟书的《围城》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也为人熟知，其展示的知识界众生相以及对文化教育界黑幕污垢的揭露，使其有“新儒林外史”之称，亦被学者誉为可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学界小说”。然而《围城》1980年代才得到关注，似乎再次印证了学界小说在文学史中的边缘化。
    1949年之后，工农兵不只在现实生活中当家作主，也占据了文学叙事的绝对主流。十七年时期，虽有扎拉嘎胡的《红路》、汉水的《勇往直前》、康式昭和奎曾合著的《大学春秋》三部公开发表的大学题材小说，但“名曰大学题材，却都浸染着彼时意识形态斗争的浓烈色彩”。
    高校知识分子在“文革”后复出归来，在1980年代用文字记录、回忆、反思历史。《马兰草》（亢彩屏）、《一个探索美的人》（施昌东）、《何直教授》（江萍）回顾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经历，《人啊，人！》（戴厚英）、《无爱的情歌》（汪洋）、《空中的足音》（戴厚英）则接续书写着“文革”之后大学中及学者间隐秘的路线之争和权力之争。1980年代的学界小说，从记录到反思到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关联着“政治”这一主题的同时，也将目光集中在了以高校为代表的各类教育、研究机构上，为“学界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90年代，中国进入了市场经济时代，扩招将大学从少数人的象牙塔推向了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国家对大学的支持以及个人对大学的向往，都使大学重获荣光。在此背景下，以大学生为主人公的“成长叙事”大量出现，无论是较早的《草样年华》（孙睿）、《此间的少年》（江南）、《中文系》（李师江），还是近年流行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辛夷坞）、《小时代》（郭敬明）、《匆匆那年》（九夜茴），其中的同窗情谊、爱情纠葛、年少轻狂，既是成长过程中逃避不了的疼痛，又因青春“终将逝去”而令人无比怀念。但同样引人注目的还有一系列以大学教职工为主人公的学界小说在继续书写着学界生活的新篇章。
    戴厚英在1980年代以学界知识分子为主人公写出《人啊，人！》及《空中的足音》两部作品，自与当时的伤痕、反思浪潮息息相关，但其在1990年代所著的《脑裂》一书则展现了学人在新形势中的挣扎沉浮。马瑞芳1990年代所著的“新儒林系列”（《蓝眼睛·黑眼睛》、《天眼》、《感受四季》）至今仍为人称道，李洱的《导师死了》和格非的《欲望的旗帜》则可视为先锋派对学人和学界的“黑色”书写，缺少了“幽默”的讽刺便只剩下一片压抑和灰暗，正契合了先锋派小说的现代性。新世纪之后学界小说创作更呈井喷式繁荣，史生荣的“大学系列”（《所谓教授》、《所谓大学》、《大学潜规则》）和《教授之死》，汤吉夫的《大学纪事》、石盛丰的《教授横飞》、阎连科的《风雅颂》、阎真的《活着之上》，张者的《桃李》、《桃花》、《桃夭》三部曲，纪华文的“高校反腐三部曲”（《角力》《底线》《迷途》），虽被冠以“校园小说”、“大学叙事”、“教授小说”、“学院小说”等不同名号加以归类解读，但都以大学教职工为主人公，关注学者的生存状况、精神状态，学术界不为人知的规则与乱象，以及大学精神的覆灭与重建等等学界小说已蔚为大观。《桃李》、《风雅颂》曾被认为是以荒诞故事影射现实而备受争议，但杨绛先生却认为《桃李》写出了“20世纪和21世纪交替期间青年知识分子的生存和生活状态”，有《围城》和《洗澡》之余韵。《所谓教授》、《大学潜规则》一经出版就受到市场欢迎成为当年的畅销书，《活着之上》则在2014年斩获首届路遥奖。可见，学界小说已逐渐获得文坛和市场的认可。
    以“学界小说”归类命名论述对象，不仅是因为“学界”一词在汉语中既指学术界，又指教育界，恰好集合了“学界小说”中的三大主体学人/学者、学林/学术界、学堂/大学，亦是因其能与世界范围内的学界小说进行对话：个人层面中国学者已逐步走出国门融入戴维·洛奇笔下覆盖全球的学术“小世界”；群体层面国内学界日益意识到打破西方学术范式垄断和文化失语现状的重要性，积极应对内外质疑和挑战；整体层面中国大学在向世界名校看齐的同时，在教育改革的路上亦是举步维艰。因此，学界小说这一小说类型内部的丰富性便有了挖掘的可能与必要。
    二
    细读不同年代的学界小说文本，则可发掘学界小说蕴含的丰富意蕴。学界小说的主人公大都是大学教职工，因而与中国文学中的知识分子书写传统联系了起来，但他们还有为师为学的学者身份，因而又与学术界、教育界紧密联系，加上他们大多身处高校之中，又延续了对大学的书写。若把目光从群体转向个人，便可注意到学界小说中极具现代意识的生存问题与性别意识。
    学界小说的主人公大多是大学教职工，他们是不是知识分子？是，又不一定。如果说在《生命与爱情》（蔡观华）、《人啊，人！》、《空中的足音》等1980年代作品中，大学学人尚能坚守自身的信仰和立场，在艰苦的环境中继续自己心心念念的学术科研，在平反之后不忘初心依然为民族国家的复兴而继续科学研究。1990年代特别是新世纪的学界小说中，学界知识分子与其他领域的知识分子一样，更倾向于专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学术声望，成为一个单纯的知识人或专家，而不太投身于社会的公共事务；又或沉溺于文人相轻的意气之争或学院内部的权力之争，甚至因沉沦于各种欲望而一步步丧失底线，成为斯文败类的“叫兽”或“砖家”，单从学界小说的各种类似“教授变形记”、“教授死了”、“教授也疯狂”、“教授横飞”的书名中就可见一斑。
    如果说1980年代的学界小说是在回顾和反思建国前后知识分子整体命运，1990年代和新世纪之后的学界小说则更关注知识分子内部的分化和堕落，聚焦于知识分子劣根性，甚至深入到了对文化的拷问。学界小说对知识分子命运变迁的记录，同样也是对时代的记录，从一个有着坚定信仰却饱经风霜的时代走向一个信仰缺失、价值迷惘的时代，对知识分子精神的叩问更令人感慨万端，学界小说的主人公们，是否还担得起历史赋予他们的重担？知识分子精神的陷落，是该归咎于知识分子本身的脆弱，还是要归咎于时代的宿命？
    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学界小说并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小说，也不完全在探讨知识分子问题，学界小说同样注重学界中个人的生存状况和众人的精神状态，还有为师为学的学者立场身为学者，他们既关注学术的创新与传承，又关注学术的自由和学界的清明。
    对年轻一代的学者来说，在学术相对自由的时代，他们也有自己的困扰。科研虽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但真正实行起来却十分艰难，既要有远大的抱负，又要有脚踏实地的精神，因此对孤独的忍受、冷板凳的煎熬，也挑战着学者个人的信心与耐性，而“不出版即死亡”、“非升即走”是全世界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面临的困境，这种压力无时无处不在，导致一种若有若无的失望乃至放任，甚至把学术作为谋生的工具，视职称为生命，因此才会有《教授横飞》中侍郎因没有评上教授死不瞑目、又因追加教授职称死而复生的荒唐故事。
    狭义的学界小说也许确如学者所说，算是行业小说的一种，只是“写写大学院墙内的恋爱与性爱，拿专业术语相互调侃，在主人公炫耀自己的道德和知识水准时展示他们内心较为低级的真实想法”。从《教授横飞》中对“涉及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气候学及其引申出来的大气物理学、园艺学、生态保护和环境工程等许多学科”的“秋风学”的描述中便可发现一个学科原来真的可以养活那么多人，而南翔在小说集《大学轶事》写到的博士点、硕士点的争取和维系，则展示出每一点变动涉及的利益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所有人都成为了一根绳上的蚂蚱，利益攸关。
    频繁现身于各种学术会议的学者们则像戴维·洛奇《小世界》中描写的一样，带着论文东奔西走，享受着各项研究基金的资助，不只要在一国之内建立自己的学术名誉，更想在世界范围内提高自己的学术名声，因而无论是主办会议还是参加会议，学者们都热衷于强调会议的“国际性”。可大多数学界小说都会告诉读者，学者们是如何将学术会议转化为狂欢派对，在学术会议上铿锵发言的学术泰斗们的私生活又是如何糜烂，看似自由的学术讨论背后隐藏着多少私人恩怨，年轻学者又是如何受固化的学术层级束缚而有才不能伸，国内学者又是如何地迷信外国专家……种种乱象，不一而足。
    至于学院政治则是学界小说更为常见的主题。学术地位看起来只与职称、论文这些学术成果相关，实际上大学就如官场，甚至比官场还要复杂，学者渴望的不只是学术地位带来的经济利益，还有与官位相连的权力。正如《所谓大学》中所说，“比如你想参加一些学术会议或者外出搞些调查实践，如果你没有行政职务，你就没有出去的理由，出去了也没人给你报销费用，如果你有行政职务，你不仅出去的理由很多，而且花多少钱你一概不用操心。这一点你当上了你就明白了，而且一旦当上，就永远不想下来”。不甘寂寞的学者们也许真愿意像《教授之死》中的东学潮那样通过出卖自己的科研成果攀附校长，继而节节高升，实现权、利、名的大丰收。
    然而许多描述学界、大学官场化的学界小说往往浮于表面，未曾写出乱象的核心问题，因为，“如果没有在大学中作为教师生存过足够长的时间，并上升到足够高的位置，要想描写大学校园中的权力政治及其运作机制，终归会隔着一层”。恰如纪华文的“高校反腐三部曲”和《招生门》、《招生办》等一系列小说刻画信誓旦旦想要扭转乾坤的教授“小白”们一旦走上行政岗位，就会发现现实中居然有那么多的利益纠葛，任何一点改变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的不仅仅是学校的声誉和实际利益，还有他不忘初心时心心念念的学生，最安全的做法居然是按部就班。
    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当许多历史、政治、社会的宏大叙事都退缩到日常生活领域，面对庸常生活和理想主义的破灭，学界小说的主人公们大多察觉到了个人的渺小与无力，作家也借主人公之口，一同汇入了反思现代性和反思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浪潮之中。学界小说的主题也从“国家的命运”走向了“个人的存在”，开始审视人生，追问人生意义为何。是如《风华正茂》般单纯写出困境，让人直面那“可能要与无根的空寂为伴”的生存世界，还是如《荒原问道》般看破红尘回归大道，甚或如《教授出家》般皈依宗教甚至回到“东方”去重探文明起源和未来出路？学界小说的结尾，主人公的探索，大多都只留下了茫茫的虚空，没有指出一条现实出路。文明的疯癫、死亡的阴影，“无根”也许确实是消费时代的“隐痛”和“痼疾”，从而揭示了后现代人心灵的无所依托。
    女性的身影也一直飘荡在学界小说之中。谈到知识分子、学者、生存、死亡，人们脑中浮现的都是严肃、理性、正经的男性形象，似乎与女性无半点关系。正是出于这样的成见，学界小说中的女性写作和女性形象才更值得关注。戴厚英的“知识分子三部曲”，除了《诗人之死》，《人啊，人！》中的孙悦、《空中的足音》中的云嘉洛都是学界知识女性，关注的、探讨的亦是如何净化教学队伍、重建教学秩序这种忧国忧民的大问题。马瑞芳在“儒林三部曲”中则着力刻画了现代学界女性错综复杂的精神世界，无论是《黑眼睛·蓝眼睛》中尚不太耀眼的米丽、汪弋，还是《天眼》中的“金陵新十二钗”，抑或是《感受四季》中着力描写的女历史学家葛菀葭和女校长邹南翔，学界中的女性，既同男性一样面对着在学界生存和发展的压力，又承担着“身为女性”的“原罪”，面临着比男性更多的性别困境及流言蜚语，各有各的人生悲苦。新世纪后，阿袁的学界女性叙事异军突起，她卸下了学界女性“知识分子”的光环和压力，更沉迷于男女间暗香浮动的情感故事，沉迷于女性与女性之间绵里藏针的针锋相对，在林白、陈染的私人化小说外，用文雅细腻的文字开辟了一条解剖女性幽深心理的新路，以“逆女权主义”的倾向聚焦于女性之间的残酷竞争。从戴厚英笔下“女主光环下对男性的依赖”到马瑞芳笔下“强势才女的孤寂人生”再到阿袁笔下的“雅俗间的惊世大戏”，学界小说中的女性写作汇入了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大潮中，已然成为一道炫目的风景。而这，甚至是西方“学界小说”中难以看到的一幕。
    三
    大学常被视为知识人的世外桃源，然而中国的大学自胎里就暗含着一种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现实指向，始终与现实社会息息相关。学界并非只有沉沦之辈，学界小说中还有那么多正面积极的形象带给人希望，比如《人啊，人！》中的何荆夫，比如马瑞芳“新儒林三部曲”中的鲁省三、南琦、葛菀葭，比如《荒原问道》中的夏好问和《活着之上》中的聂致远。虽然追求钱权名利者络绎不绝，虽然外界诱惑源源不断，但对那些在“活着之上”仍有追求的学人来说，他们至少有了那么一点选择的权力，有了一点安贫乐道、坚守底线的可能。就如马瑞芳所说，“子午大学要拥有着任何大学没有的校长，却让许多人受感动的校长，认为他是一个极有魅力的校长；要拥有任何大学没有的教授，却让许多教授觉得是自己中的一个；有任何学校都没有但可爱聪明的学生，让许多学生乐意做那样的人。”这些代表正义与希望的正面人物，在一定程度上修复了人们对当代知识分子的失望或误解，他们不是“孔乙己在当代的另一类较为幸运的变身”，不是为了“才子佳人、富贵及第、荫妻封子”，⑦他们延续了启蒙现代性烛照下的现代知识分子传统，撑起了当代知识分子的脊梁，也暗含着写作者的一片丹心。这些充满正气的知识分子形象是现实生活中无数严于律己、奋发有为的知识分子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