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文娟长篇小说《红雪莲》发表后有不少评论，所谓诗无达诂而见智见仁是也。作为追忆新中国援藏人历史的小说，《红雪莲》属于地道历史叙事。评论者对其叙事表现也有不同解读，涉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他者”与自我、内地文化与西藏文化、西藏故事及边地叙事特征等。历史叙事关键所在是书写主体意识与历史客体的结合，如何把握“写实”与“写意”关系到历史真实性。西方新历史主义所说历史叙事是种修辞与想象的书写，作为观点强调或许片面，但确实看到了书写主体意识的必然存在而且往往突出。有虚构性的历史小说虽不同于事事有据的修史，如《史记》被誉为“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信史”追求，但写史又非“戏说”，文学的虚构也是“带着镣铐跳舞”，主体认识应该尽量接近历史真相。即使“再现历史”未必容易，也须对历史真实抱有敬畏之心。
    李云雷《别具一格的西藏故事》认为，立足写现实西藏的《红雪莲》与常见西藏题材作品有很大不同：一般西藏题材作品存在“将西藏他者化、神秘化、抽象化，以寄托作者或主人公精神上的追求及其净化”，因此“与其说作者写的是西藏，毋宁说写的是个人的想象及其精神隐喻”。这些问题要辩证分析和具体审视。《红雪莲》固然没有抽象化西藏，但其西藏书写同样存在作者的精神追求及其净化，同样有个人想象及精神隐喻而且明显。单看《红雪莲》章节标题如东江冰舌、星星、班公柳 、水芹菜、鹰笛、驮羊、美人靠、醉马草、绿道菩提、雾林带、泥石流等，以动植物和自然现象为名，用借景抒情、借物写意、情景交融等来说可能俗套，但它们显然含有种种精神隐喻。小说选择“红雪莲”为题就意味深长。千年珊瑚万年红，同样罕见的红雪莲于此极具象征意义，寄寓了作者此次创作的诸多精神追求。“十年走访，四年书写，为了一朵雪莲花开”，如此守望怎么没有精神追求甚至就是终极追寻？
    《红雪莲》是一部充满人道情怀和大悲大爱的作品，对两代援藏人和藏族人的生存状况和心灵的关注，都传达出作者强烈的精神守望。换言之《红雪莲》显示了颇为强烈的主体意识。这也使得某些处理给人以浪漫色彩或说理想性。问题不在于主体意识存在甚至强烈，而是面对历史的总体 态度以及历史真实坐标系中的表现。正是在这个关键上，我们认为《红雪莲》体现了难能可贵的真诚和敬畏，坚守了清醒的“信史”意识。这不仅成为作者精神追求的根基，也使得“写意”始终不离历史的“写实”。笔者非常欣赏作品后记《牧草样的生命》，因为全是情动于衷的文字，不仅道出了作者艰辛的西藏经历和深沉的雪域高原情怀，同时也表达了自己明确的创作原则，关于《红雪莲》的历史“写实”就有如此说明：“尽管是小说，虚构想象和感觉是主体，但历史背景必须严谨，细节一定得真实。为此，我查阅了大量资料，走访了众多学者专家，土生土长的西藏人，老西藏，藏二代，援藏工作者，边防军人等等。随着走访的深入，逐渐发现生活工作在雪域高原的人，有着共同的品质，牧草样的生命，雪莲花般的精神。普通坚韧，生生不息，给人力量，使人坚强。为了确定雪莲花是否与杜鹃花生长在同一植被带，醉马草疫苗是个什么样子，喜马拉雅山地与羌塘无人区的气候植被食物装束，动物间的食物链等等，每一个细枝末节都花费了我大量精力和热情。”因此“素材准备远远长于伏案写作时间”。正是具有呈现历史原态的写实意识，“雪莲花开”才有厚实根基。有人指出《红雪莲》仍有“他者”眼光，这其实正常。不同民族文化有不同集体无意识，不可能完全同化消解。换个角度看，汉族作家写西藏文化也需要“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红雪莲》体现的历史原色与终极守望，主要可以从个体命运映现时代、西藏书写的还原性和文化互渗中的精神守望来分析。
    一、个体命运映现历史
    长篇小说往往能够展示长大时空的历史过程和丰富复杂的时代生活，因此也被视为“时代丰碑”，史诗性则为最高美学标准。不过长篇小说的历史叙事有种世纪演变：19世纪看重“记录历史”和“再现历史”。如恩格斯赞扬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用编年史的方式”描写出了资产阶级对贵族社会的日甚一日的冲击，这种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出发的评价，看重的也是社会历史走向。克服“阶级偏见”的巴尔扎克也重视个体命运，塑造了面粉商高老头、贵妇鲍赛昂夫人、投机商葛朗台、银行家纽沁根等系列典型。但由于注重“记录历史”，人物塑造就有“为历史代言”的明显特征，人物关系的基本框架也呈现出一种历史走向。20世纪现代主义作家开始摆脱为历史代言而进入个人言说。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在分析小说与历史的关系时指出：自巴尔扎克以来，我们的存在（世界）便具有了历史性，人物的生活发生在一个以日期为标志的时空里，小说永远也摆脱不了巴尔扎克的这份遗产。直到卡夫卡出现，小说与历史的关系才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昆德拉又认为在这种革命性变化中，卡夫卡小说并没有放逐历史，而只是突出了个人在历史中真实可感的生存情境，而生存情境就是“历史本身应当作为存在境况而被理解和分析”。这个认识非常重要。卡夫卡、乔伊斯们似乎消解了小说“历史负担”，实则是以个体命运折射历史。这种突出个人生存情境的叙事中，历史显示了更多的偶然性、不定性和模糊性，历史走向也并非那么清晰明确。正如卡夫卡《城堡》描述的土地测量员K，看见了城堡却总是无法进入。
    很难说《红雪莲》的历史叙事是传统现实主义方法还是现代主义路子，或许都有而互为交织。但读《红雪莲》描述的两代援藏人经历，我们确实能够感受到昆德拉的那种理解，即以个体生存情境来呈现历史情形。作者在后记《牧草样的生命》有如此自白：“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段历史，其实就是西藏和平解放六十多年的历史，这段恢宏的历史星空中，几代内地人在青藏高原如何生存，与藏文化藏民族发生了怎样的交融与碰撞，他们的命运如何。这便有了柳渡江和老白的形象，那个非正常女人南宫羽，自然有我的影子。”这种自白也说明作者对历史与个体的关系有清醒认知。事实上《红雪莲》对个体生存情境及其命运的血肉书写，不仅呈现了两代援藏人的艰难困苦和悲欢离合，也揭示了他们丰富复杂的心灵世界，而它们恰恰鲜活有力的映现了援藏史本原状况。个体呈现历史有两个方面特别突出：
    其一，个体命运与时代进程紧密结合。
    小说中两代援藏人分别以柳渡江、南宫羽为代表。两人的援藏选择及其命运都有鲜明时代印记，折射出共和国时代进程的历史变化。柳渡江形象就非常有说服力。革命家庭出身的柳渡江在文革政治的蛊惑下，加入阶级斗争大潮。为表明阶级立场他不惜与家庭划清界限，一封断交书将其彻底从家庭共同体除名。身处红旗漫卷特殊年代的柳渡江，将被家园放逐的悲愤化作革命理想，毅然奔赴中国气候环境最严酷的西藏寻找第二精神家园。为彻底遗忘第一家园和表达革命衷心，他易名楼卫东，并选择最偏远的藏北羌塘当小学支教老师。带着神圣理想的柳渡江也带去了知识文明，成功地教育了欧珠久美等学生，让部分边民接触并学习汉语，扎西校长、欧珠久美等汉语水平就明显提升。但柳渡江最终没能经受环境恶劣和政治气氛冷淡的挑战而逃离西藏。由此有个问题就无法回避：如果说柳渡江的毅然赴藏相当程度可谓文革一代青年的热血写照，那么最终逃离是否只是个体行为而缺乏时代证明意义呢？
    这个问题要放在历史语境中理解。援藏与当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不同：前者是内地支援边疆的长期活动，后者是特殊时代行为。但柳渡江援藏却属后者，他是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号角下，与无数热血知青一样参与了这场运动，只是他选择了赴藏。众所周知知青文学是伤痕文学重要构成，而它有个从集体记忆走向个体记忆的明显变化。如《伤痕》、《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等早期作品，控诉极左思潮导致知青悲剧时的同时，也有“青春无悔”的渲染，这也成为一种知青集体记忆。但这种集体记忆对于成千上万的知青来说有着明显局限。当时血统论盛行，很多“根红苗壮”者蜻蜓点水般掠过广阔天地而率先返城，很多“黑七类”子女则无法如愿。后来《血色黄昏》、《蹉跎岁月》、《隐形伴侣》、《桑那高地的太阳》等作品中，个体记忆取代了集体记忆，对知青历史有了更多个人思索。古华《爬满青藤的木屋》中独臂知青“一把手”李幸福与盘青青的爱情及其最后双双消失，这种知青形象完全突破了集体记忆模式。援藏史也存在主流化集体记忆，而从摆脱集体记忆看，柳渡江的逃离不仅有个体真实性也有某种时代证明意义。那么年轻又处于地理、气候、民俗巨大差异的柳渡江，其寻找新的精神家园的动力是狂热政治意识和革命理想主义，单凭一腔热血的他一旦失去特定政治信仰土壤，家园建构难免崩塌。如果说柳渡江的失败形象说明作者没有陷入集体记忆，那么柳渡江与柳巴松的关系同样值得注意：身为“逃犯”，处于生与死的边缘，身体和精神都面临崩溃，可谓自顾不暇的柳渡江为何还救助小小孤儿，并带到秦巴山地抚养成人？尤其是打破柳巴松当体育老师的规划而执意让他学医，而柳巴松最终也成为新一代援藏医生。这里面虽然含有作者的精神守望，事实上作者对柳渡江整个命运一直怀有人道关怀，但柳渡江逃亡途中救助幼小生命的恻隐之心和对生命的精心培养，这种绝望中释放人性光辉，却不能说是作者主观设置。因为柳渡江毕竟曾怀有虔诚理想，羌塘支教经历也让他受到藏族百姓敬畏生命的大爱观的感染。柳渡江对自己的逃亡也有种赎罪心理。无论是选择在秦巴山地隐姓埋名，甚至凄苦中孤独终老，还是让柳巴松悬壶济世（当时西藏非常需要更多医生），事实上都与上述原因有关。即使没能在荒芜寒冷地区实现神圣革命理想，但也无法放弃一份精神担当，这种个体写照完全可以得到经验世界的证明。
    时代是多种现象集合，援藏人命运也不能归于一种集体符号。时代过程总体看是社会群体活动，但群体由无数个体构成，个体生命种种表现也是群体史丰富所在。《红雪莲》的诸多个体形象都让人印象深刻。如与秦姨在收容站相互搀扶的离休医生老白，是建国初期较早一批援藏医务工作者，既是当年柳渡江进藏的旅伴，也是老秦的患难战友。世间大爱的人道情怀，使老白和秦姨在简陋收容站里，收留的犯人、病人、旅人和临终者不计其数，让他们在收容站获得身体安顿和心灵慰藉。如冀苗苗的曾祖父是解放阿里的烈士，父母和祖父为寻找先祖遗骨先后死于雪域高原。而冀苗苗父母生命最后时刻正是在收容所度过，身心都得到慰藉。
    其二，人物形象的“圆型”塑造。
    众所周知塑造典型人物是小说史的传统话题，而典型人物与典型性格密切相连。这种传统话题虽有历史局限，但并未过时。如类型人物与圆型人物的差异，至今仍然是人物塑造的重要问题。福斯特《小说面面观》曾指出：“十七世纪时，扁平人物称为‘性格’人物，而现在有时被称为类型人物或漫画人物。他们最单纯的形式，就是按照一个简单的意念或特性而被创造出来。如果这些人物再增多一个因素，我们开始画的弧线即趋于圆型。所谓圆型人物就是性格丰满复杂的人物，用黑格尔的话说，这种人物“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反之则是“寓言史的抽象品”。按简单意念塑造的类型人物，其性格多是定势化。如中国当代小说曾大量出现的阶级政治的模式人物，包括二元对立的“神圣化”与“妖魔化”，就多有“寓言史的抽象品”特征。所以刘再复在新时期有“多重性格组合”的研究。《红雪莲》书写个体命运的又一鲜明特征，就是人物塑造显示了圆型或趋于圆型的特征。换言之其人物性格都较丰满复杂。这更符合人本身状态，也能更真实照射历史复杂。历史中的个体命运既与历史风云和时代潮流相连，但也与人的性格相关。所谓性格决定命运并非虚言。《红雪莲》塑造圆型人物形象，关键在于人物性格与具体环境的处理，把握了环境对性格形成的重要作用。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主要强调先天遗传，遗传也重要，但性格形成主要在后天环境。性格是综合指数，包括思想、情感、性情、情趣等，而环境对这些性格因素的形成显然影响巨大。这方面南宫羽的形象特别成功，不妨作些分析。
    与柳渡江援藏原因不同，南宫羽援藏是改革开放时代，因此她的选择不仅有新时代色彩，也更具个性化。在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大潮裹挟下，南下广东淘金为人们提供了极具吸引力的致富想象，尤其对于老、少、边、穷地区，南方沿海城市俨然成为梦想者的天堂。来自秦巴偏僻山区的南宫羽也加入了梦想者行列，在致富幻象召唤下，她毅然放弃原本平淡安稳的生活，唆使恋人李青林南下淘金。不料李青林遭遇不测，被当作“三无人员”强送劳改，不但失去家族引以为豪的公办教师资格，母亲也在思念成疾中死去，归家无门的他只能切断与南宫羽和家人的联系，从此浪迹都市。南宫羽也成为众矢之的，她不但埋葬了爱情，而且背上丧门星的骂名，无路可走的她只能远离故土，去找李青林弄清原委。然而两人的广东相遇让她大失所望，经历系列变故后的李青林患上了严重的强迫症，变得沉默寡言，也无法再爱南宫羽，昔日情人的温存消失殆尽，终于沦为熟悉的陌生人。
    李青林南下遭遇的一切，南宫羽自然不知。生活总得继续，带着愧疚和遗忘的她逐渐在都市站稳。但有反讽意味的是，当她实现了都市繁华梦时，灵魂却已千疮百孔。在偷尝第三者、一夜情、艳遇系列禁果后，又多负一笔道德之债。就这样，南宫羽结束了自己的爱情和青春，沦为都市边缘人。一次偶然的摄影展，南宫羽被西藏某种力量吸引，在精神救赎和某种怀旧情结的指引下，以支教身份走进西藏。而因高原反应得到秦姨收留的南宫羽，亲眼目睹了冀苗苗父母的临终场面，甚至与已去世的他们同处一炕。南宫羽在惊悸中领悟了这种人道精神的伟大，也慢慢放下过往的情感纠葛，加入了建设西藏电力联网工程大军。如此等等，不难看到南宫羽性格发展始终与生存环境相连。也由于其思想情感的形成与变化扎根于生存土壤而令人信服。
    二、西藏书写的还原性
    评价援藏题材小说《红雪莲》，当然必须关注其西藏书写。这个问题直接关联《红雪莲》历史叙事的成功与否。西藏书写是援藏史构成的重要根基。评论者所说边地叙事、西藏故事、西藏风情画和“他者”眼光等都涉及西藏书写。而这些都涉及中国当代文学对少数民族生活的书写及其问题。评价《红雪莲》的西藏书写，以往相关书写历史是个重要参照背景。
    中国当代文学的少数民族生活书写，新时期前后有明显变化。新时期前的书写基本是加入主流认可的时代合唱。长篇小说如玛拉沁夫《在茫茫的草原上》、李乔《欢笑的金山江》、陆地《美丽的南方》、乌兰巴干《草原烽火》和敖德斯尔夫妇合著的《骑兵之歌》，这些代表作就是如此。新时期以后的少数民族生活书写逐渐走向多元，就代表作看，长篇小说如霍达《穆斯林的葬礼》、张承志《心灵史》和阿来《尘埃落定》，中短篇有乌热尔图的《一个猎人的恳求》、《七岔犄角的公鹿》和《琥珀色的篝火》，张承志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和《黑骏马》，以及扎西达娃被称为“西藏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少数民族文学有个基本定义，即少数民族作家写少数民族生活的创作。上述作家作品都是如此。如果不言族裔，很多汉族作家写过少数民族生活。但因为涉及“他者”文化身份，作家族裔恰恰变得重要。如马原以现代主义元叙事写的西藏故事很有影响，而作者自己就不避“他者”眼光，自称小说是“汉人马原”在讲故事。由于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历史状况，有论者认为汉族作家写少数民族生活全是“他者”眼光，而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往往也寻求汉族文化认可而缺乏民族性。不少学者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更有严厉批评，如认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存在西方话语、汉族话语、精英话语的三重压迫，已经文化上的大汉族主义。
    那么《红雪莲》的西藏书写又如何呢？
    这首先要谈谈“他者”问题。杜文娟作为汉族作家写西藏，多少难免“他者”眼光。这不仅是族裔身份问题，更重要的是生长于陕西的杜文娟一直受到汉族文化和关中地域文化熏陶。因此有“他者”眼光也很正常。但值得注意的是杜文娟的“他者”确实不同寻常，它融合了知识分子的良知、难得的女性作家的悲悯与担当、十年西藏经历的磨砺和化入灵魂的雪域高原情怀。这也使得作者对藏族文化有种精神家园的感悟，对藏族习俗充满将心比心的情感。
    因此《红雪莲》中看不到精英话语或文化汉族主义痕迹，看不到观光猎奇的踪影。关于这些，全是言为心声的作品后记的一段叙述也为证：“非常感念有机会接触公益慈善领域，特别是西藏公益慈善，我随志愿者一起四处走访，过县进村，救助大病儿童，将他们送进拉萨医院，送往内地的火车和飞机。回到内地，我把在西藏的所见所闻讲给众人，尽微薄之力宣传西藏，得到了爱心人士的支持，有人因此走上援藏和支教之路，捐款捐物属于常事。有次我在西安讲座，一位老师当着听众说，几年以前，杜文娟脸上布满惆怅嫉恨，现在满脸都是温和友善。这位老师的评价一点不过分，西藏的确赐予我宽容和悲悯，这种变化以经历死亡和无常为代价。”以如此劫难换来的宽容悲悯，其实是一种生命的大彻大悟。正是不同寻常的现实经历和精神洗礼，《红雪莲》才能够在真诚与敬畏中呈现了原生态的西藏，也可谓一种还原性的西藏书写。这种还原本色西藏的描述和呈现，概言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出色描述了西藏地理自然环境的本真风貌。
    人们常说人是大地之子、自然之子，地理自然环境确实重要，对任何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都具有巨大影响。不仅导致了农耕、游牧、渔业等不同生产方式，也影响到种族繁衍和文化形成。北朝民歌《敕勒歌》（敕勒为当时中国北方少数民族部落）如此描绘：“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古诗的经典性恰恰在于写出了地理自然环境特征，也映现了游牧民族的精神世界。而《红雪莲》对西藏自然环境的细腻而有力的真实描述，可以说是其西藏书写最具魅力的一个方面。
    邱华栋评《红雪莲》以《上帝眷顾的地方》为题，邱文用浪漫题目自有其意，而从严酷的地理自然环境说，西藏也可谓“上帝遗忘的地方”，因为自然环境恶劣到已经不适合人的生存。寒冷的喜马拉雅山脉阻隔了交通，也导致了青藏高原地区社会发展的缓慢和艰难。多次身临其境，对西藏恶劣自然环境深有体会的杜文娟也难免困惑，正如她在后记中感叹的：“这里长冬无夏，风吹石头跑，氧气吃不饱，连一棵树一株草都不长，人怎么生存呀？”甚至连藏北牧草也是种肩负沉重使命的沧桑凛冽形象。由此作者对祖祖辈辈与飓风雪山为伍的边民充满敬意。而这种敬意也使得作者非常重视人与自然关系及后者的影响。如柳渡江支教的藏北羌塘气候环境就恶劣到极致，长冬无夏，氧气极其稀薄，荒无人烟的无人区大范围覆盖，方圆几百公里以内没有高过小腿肚子的绿色植物。这甚至导致柳渡江将自己的政治热情和英雄理想寄托在一个盆栽植物上。他执拗地呵护着全县只有县长才能养活的一棵小树，然而小树终究还是枯萎。极端气候环境中的小树生命和最终枯死，固然隐喻了柳渡江的革命英雄主义和理想最终破灭，藏北羌塘的严酷自然条件却也让人畏惧，高寒干旱气候还导致柳渡江数次便血。这些给他带来身体和心理的极大挑战，也是促成他逃离的重要原因之一。
    前面说到《红雪莲》章节标题多以动植物和自然现象为名，而它们都含有精神隐喻，但这也体现了作者对西藏地理自然环境的多方位呈现。这些名称都不无诗情画意的动植物，如东江冰舌、星星、班公柳 、水芹菜、驮羊、美人靠、醉马草、绿道菩提、雾林带，不仅与自然联系一体，也显示了西藏不同地区的自然特征。“泥石流”现象和“鹰笛”这类藏族人常备器物也与不同自然环境相关。这里还涉及人类生态问题。欧美生态批评经历过长期探索，如史怀泽的“生物中心”论、泰勒的尊重自然说、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雷根的动物权利论和辛格的动物解放论、坦斯勒的植物生态学说等，最终走向人与自然必须保持多重和谐的生态整体主义。不管作者自觉与否，《红雪莲》对西藏自然环境的描写，既没“自然中心主义”也没“人类中心主义”，而是体现了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生态整体意识。
    其二，深入揭示了藏民族人文习俗的精神特征。
    地理自然环境对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的形成有巨大影响，而自然之子在与自然的相伴相生中也会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而逐渐形成民族自身的文化精神。中国是多民族国家，而各民族人文习俗都有其文化精神结构，包括宇宙观、思维方式、图腾意识、宗教信仰、风俗人情等，这些已成为根深蒂固的民族集体无意识。而深入揭示藏民族人文习俗的精神特征，由此展示藏族文化特性，也成为《红雪莲》还原性西藏书写的重要构成。
    西藏的阔大偏僻，地理环境的复杂，自然条件的恶劣，传统的游牧与简单的农耕，使得藏族人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和民族习性，如淳朴而野性的民风、随性而涣散的生活方式、自由而执着的精神信仰。但时代更替也使得藏族人的某些文化习性发生改变。据史料记载，藏族原是骁勇尚武的游牧民族，盛极一时的吐蕃王朝曾抗衡中原政权，战争中一度还所向披靡。而佛教对藏族文化影响极大。佛教是在唐代松赞干布时传入，并与当地的苯教及活佛转世制度相融合，形成政教合一的藏传佛教。吐蕃王朝衰落后，“生死轮回”、“重来世轻今生”的教义也作为苦难的解药，多数藏族人每日口念六字真言，早起上山捡拾牛粪，余下时间磕头念佛，昔日骁勇善战的习性已转变为对精神世界的至死追求。经历了象雄古国、吐蕃王朝和古格王朝等兴衰变迁后形成的藏族文化模式，事实上内涵也较复杂。如对大自然的敬畏，对一切生命的尊重，对苦难的隐忍，对外来的现代文明较淡漠，感恩意识与膜拜意识结合（如藏族人也将毛主席视为活菩萨），如此等等都集合一体。
    按民族平等思想，民族文化模式也难有简单的优劣之分。如欧洲中心论与东方主义的文化争论就问题重重。民族文化只能在比较与参照中得以理解。但不管哪种文化模式，尊重生命的精神总是令人感动。《红雪莲》对藏民族人文习俗的精神揭示就特别关注了这种特征。比如柳渡江对扎西为死去的驮羊默念祈祷，食物匮乏的藏族人不吃死掉的牛羊等行为表示困惑时，扎西说道：“你，我，所有人，就像牧草，牦牛，黄羊，狼，全都会死，土地不会死。土地是万物之本，有了土地才有牧草，有了牧草才有牦牛羊子，有了牦牛羊子才有你我……”。显然扎西已经将敬畏生命、生命平等的观念内化为自己的基本信仰。而藏族人关于乞讨与布施对等关系的理解，无疑也是尊重生命并且具有普泛意义的人道意识。
    杜文娟在西藏就亲身经历过这种人道感化：“第一次讨饭，实在有些难为情。往后，无论在寺庙还是村庄，藏西还是藏东，经常能讨到饭吃。一位藏学专家对我说，藏族人的理念中乞讨与布施对等，这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位藏学专家，几年后在欧洲讲学的时候去世，只比我年长几岁。”可见乞讨与布施的对等观念，藏族人不仅普遍信奉而且身体力行。或许正因为藏族文化和人文习俗有些令人感动的精神，哪怕是在复杂甚至不无悖论的文化中产生，西藏成为很多援藏者挥之不去的又一精神家园，有种难舍的情感寄托甚至带有心灵皈依。
    三、文化互渗中的精神守望
    后记《牧草样的生命》告诉我们，当作者对祖祖辈辈的边民和很多援藏者能够在藏北恶劣自然环境中生存有所困惑时，有位教育工作者指着雪山对她说“那边就是邻国了，有的地方还属于争议区，边境上如果没有边民居住，多年以后这地方可能就是别国的领土了”。作者由此及彼而感叹：“一生一世，从出生到老去，当地人，边防军人，援藏者，千千万万，芸芸众生，流水般来到边疆，来到西藏，目的只有一个，稳定边疆，建设边疆。边疆稳定了，内地才会繁荣富庶长治久安。”边疆与内地的唇齿关系无疑，建设和稳定边疆的目的亦然，但内地援藏者与西藏本土边民的人文习俗毕竟不同，汉族文化与藏族文化的思想差异明显。这种民族文化的差异与交流，当然也是援藏史中非常重要的内容。而《红雪莲》这方面的历史叙事也是另辟蹊径，与以往文学创作展示的民族文化交流情况有明显不同。
    前面说过中国当代文学少数民族书写，新时期以前是迎合主流的时代合唱，民族文化差异在革命理想和国家目标中得到统一。新时期以后走向多元，但在描写民族文化差异与交流方面，还是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极力展示民族文化自身特色而不在意文化交流，这种展示相对单面但也是一种无可非议的选择。当然也有不同情况，如乌热尔图小说重在展示少数民族文化的自然性与神奇魅力，而张承志《心灵史》则表达了对民族宗教的皈依；二是关注民族文化但又带有现代启蒙意识。这类书写主要从现代与传统、文明与蒙昧的关系中揭示民族文化特征，如阿来《尘埃落定》以傻子视角展示土司制度。扎西达娃创作也可作如是观。
    与上述选择及倾向有所不同，《红雪莲》的文化叙事，不仅既关注民族文化差异也关注交流，与此同时又特别注重了民族文化碰撞过程中的互渗性。《红雪莲》显示的文化互渗，并非简单意义或一般意义上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而是文化意识的设身处地和将心比心。前面说过作为汉族作家写西藏，杜文娟即使难免“他者”眼光也正常，但在理解民族文化的互为影响方面，其“他者”眼光恰恰最为稀释。如果说注重民族文化互渗是《红雪莲》最值得注意的与众不同所在，那么其文化叙事由此也显示了两个鲜明特征：
    首先，作品体现了平等的文化交流视角。
    建设和稳定边疆是援藏者和西藏本土边民的共同目的。而无论历史还是现实，相对内地发展，西藏边民生存状况的相对落后是个不争事实。也因此尽管各种身份和职业的援藏者所处时代不同，但普遍都怀有以知识和技能帮助落后地区的使命感。援藏中这种使命意识也在开花结果。如怀着革命理想的柳渡江在藏北羌塘当小学支教老师期间，在培养学生、教藏族人汉语等传播文化知识和某些文明方面就做了切实工作。南宫羽进藏原因较特殊，是在都市梦破灭后，重寻精神家园甚至带有为自己赎罪的选择。而一旦进藏，切身体会到藏区物质匮乏、知识缺乏和医疗条件差的南宫羽，同样产生了援藏者普遍具有的那种使命感。南宫羽从支教回归专业而成为西藏电网的建设者，就是希望为西藏建设作更多贡献，并且鼓励已是医药代理商的李青林进藏支援。从援藏者能够发挥知识技能，藏族人又确实需要知识技能来说，援藏者的工作实际上也带去了某些文化意识的启蒙。但问题在于文化意识这种存在非常复杂，尤其是文化模式和文化类型都具有自我性的深层价值结构。而有些深层精神观念往往与工具主义文化和物质文明存在本原性冲突。而《红雪莲》文化叙事在这方面就显示了清醒意识。
    如作品在展示援藏者使命感和传播文化知识的切实工作时，恰恰注意到了不同文化类型深层精神的复杂与特殊，并且以平等的文化视角来审视当地人文化差异。由此民族文化的互渗性也得以真实呈现。换言之，援藏者在传播文化知识甚至就是进行某种文化启蒙时，藏族人也以他们的精神信仰来感染和影响援藏者，而这些精神信仰也有种别样的启蒙价值。如柳渡江认为牧民日常式的守卫边疆缺乏神圣性，以神圣必须具备手握钢枪战士那样的崇高感和仪式感来启蒙扎西，并且痛感雪域高原不适合人居而建议当地人迁移，扎西却质疑道：“咱们这里尽管贫瘠，战争却没有断过，牧民打架争夺牛羊牧场，国家打仗争夺土地，边疆如果没有老百姓居住，就像学校没有围墙，人马牛羊随便出入”。这种朴实话语其实传达出了边民的精神信仰。柳渡江被藏族人文化的敬畏生命所感染或说启示，特别体现在执意让养子柳巴松学医。这不仅因为雪域高原医疗极度落后，也因为悬壶济世、救死扶伤最能够体现敬畏生命的文化信仰。
    文化互渗性在南宫羽身上同样有明显体现。南宫羽进藏后，在为当地人服务的实践过程中，也被老百姓的善与爱所感化，从藏民族独特文化中获得很多人生启示。无论支教还是加入青藏电力天路建设，南宫羽一直处于藏族文化环境中，而经历了生与死考验的她也终于采撷到“千朵一红百年一遇”的红雪莲。如果说红雪莲象征着自由、纯洁、善良、顽强和博爱的精神汇集，那么这也意在说明南宫羽已经领略到了人生真谛，以往的负罪灵魂也得到彻底洗涤。这无疑也是文化互渗性的开花结果。
    其二，充分传达了具有终极意义的精神守望。
    关于各民族文化的地位关系，如今有两种通行主张：一是“和而不同”，二是“多元共存”。不过互为交织的两者，意思还是有所差异。“和而不同”肯定了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但更强调民族文化关系的和谐团结；“多元共存”则更突出了各民族文化的平等地位。因此两者必须综合起来理解。如果说“和而不同”与“多元共存”都是稳妥也合理的提倡，那么与此同时还必须承认一个客观事实：即任何文化模式或文化类型本身都很复杂，都包含良莠成分，用流行话说就是有精华也有糟粕。虽然对民族文化不能进行优劣之分，但也不能忽视良莠成分问题。民族文化交流中，接受文化的精华部分显然重要。而不难发现《红雪莲》在展示民族文化的互渗中，所关注和突出的文化现象，恰恰是那些具有普适意义和终极价值的精神信仰。事实上这种寻找终极意义的精神守望，不仅是《红雪莲》文化叙事的灵魂所在，也是其历史叙事的根本支持。因此普适意义的人道主义和大悲大爱的生命意识，也贯穿了《红雪莲》的整体叙事，浸润在人物塑造、自然描写、情节进程、细节刻画等等之中。
    无论柳渡江、南宫羽还是扎西，身上都体现了作者的精神守望。柳巴松形象亦然。获知父亲是个援藏失败的叛逃者的柳巴松，其援藏之举明显带有替父赎罪的强烈意识，最终也彻底洗刷了养父当年的耻辱，当王县长将那顶本该属于柳渡江的帽子戴在柳巴松头上时，柳巴松终于完成了替父赎罪。寻找终极意义的精神守望，在秦姨和老白身上体现得更为鲜明。秦姨是第一代援藏者老秦的妻子，老秦在修筑青藏公路时牺牲，作为烈士遗妻，她拒绝相信这个残酷事实，从千里之外追随丈夫踪迹，执拗地在青藏一带苦苦寻找，最终接受了丈夫牺牲的事实。但她选择将自己的简陋住处设为人道救助站，这种将悲伤化为人间大爱的善举，除完成丈夫老秦的援藏心愿，显然与她深刻感受到的藏族人敬畏生命的精神有密切关系。这就是一种文化互渗性。也因为这种敬畏生命，秦姨的救助站不仅给病人提供温暖热炕和及时救治，也给临终人提供临终关怀。而不管是旅人还是犯人，藏族人或外来者，在救助站都得到作为人类个体的无差别关怀。很多援藏人都将西藏当作第二精神家园，也是因为援藏的使命意识与藏民族的精神信仰产生了深刻化合，而化合的精神特质都令人刻骨铭心。援藏作家马丽华在其《走过西藏》中就有如此感慨：“西藏是个令人神往的佛界净土；对于此在者，西藏是一种生活方式；对于离去者，西藏，你这曾经的家园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西藏，就其实在的意义来说，更是一个让人怀想的地方。”
    作者选择“红雪莲”为题极具象征意味，也画龙点睛地道出了作者终极意识的精神守望。正如作品引用的彦语所说：“红雪莲，开在冰山，盛世开花，乱世迹绝。千朵一红，百年一见，常人难见，采到她的是圣人神仙，拥有她的快乐无限。”经过十多年生死考验的西藏经历，也使作者发出了深深感叹：“我把我的风华正茂中的激情飞扬，激情飞扬中的才华锦句，全都给予了那方高寒之地。那就是我的西藏，流淌在血脉中的雪域情怀。”这份情感或许一般人难以体会，但我们相信读了《红雪莲》后，很多人能够引起强烈共鸣。一部杜鹃啼血般的《红雪莲》，既是杜文娟将宝贵青春年华献给雪域高原的珍贵证明，更是她援藏心路的精神总结。而我们也为作者感到欣慰，因为《红雪莲》这朵文学之花给读者带来了一次难得的精神洗礼。
    作者简介：李运抟 ，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评论家
    林业锦，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青年文学评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