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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虽说英美学界没有出现以研究艾布拉姆斯为主要内容的专著，但是，在1981年由劳伦斯· 利普金（Lawrence Lipking）选编的《浪漫主义热议：艾布拉姆斯研究论文集》 （High Romantic Argument： Essays for M. H.Abrams）（以下简称《文集》）一书，对于想进一步了解研究艾布拉姆斯的学人来说，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此书的编辑——劳伦斯·利普金，是康奈尔大学的教授，曾是艾布拉姆斯的学生，同时也是《诺顿英国文学选》编委会委员。在他的倡议下，曾专门为艾布拉姆斯的批评理论举行过研讨会，而《文集》就是那次研讨会上的具体成果。全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华兹华斯的幻想”（Vision of Wordsworth），收入两篇研究华兹华斯的文章：耶鲁大学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教授的《预言的诗学》（The Poetics of Prophecy）和牛津大学的乔纳森·华兹华斯（Jonathan Wordsworth）教授的《如思之沉默》（As with the Silence of the Thought）；第二部分是“艾布拉姆斯的学术成绩”（The Achievement of M. H.Abrams），是对艾布拉姆斯在学术研究中取得的成就进行客观的评价，收入的论文共有五篇。它们是韦·布斯（Wayne C Booth）的《作为隐喻的历史：艾布拉姆斯是镜？是灯？是泉？还是……》（History as Metaphor：Or，Is M.H.Abrams a Mirror，or a Lamp，or a Foundtain, or…?）、托马斯·麦克法兰（Thomas Mcfarland）《艾布拉姆斯批评著作中柯勒律治式的批评》（A Cloeridgean Criticism ofthe Work of M.H.Abrams）、劳伦斯·利普金的《灯中之精灵：艾布拉姆斯和文学史动机》（The Genie in the Lamp: M.H.Abrams and theMotives of Literary History）、乔纳森·卡勒 （Jonathan Culler）的《镜像阶段》（The Mirror Stage）和艾布拉姆斯本人对这些文章的《回复》（A Reply）。 在《作为隐喻的历史：艾布拉姆斯是镜？是灯？是泉？还是……》一文中，布斯进行了精要的概括，认为学界关于艾氏的写作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主题：“隐喻”（metaphor）,“文学史”（literaray history）、“阐释的正确性与有效性”（truth or validity）。关于文学史的撰写，布斯认为艾布拉姆斯是杰出代表，是“最优秀的文学与文学批评思想史家（the best historian of ideas，as ideas relate to literature anliterary criticism）”。在布斯看来，艾氏“在追述历史时不仅有明显的隐喻的世界观，而且以一种自己的固有的隐喻语言来阐释历史” [21]。马斯·麦克法兰《艾布拉姆斯批评著作中柯勒律治式的批评》一文，则是对批评重新进行了界定，认为有的批评只是“品鉴”（tasting）、“阐释”（interpretation），而真正的批评是“博学”基础上富有洞见的判断——判断一部作品是否合乎经典（canonicity）；柯勒律治之所以被认为最伟大的英国批评家正是持此种批评。在他看来，艾氏就是继承柯勒律治的批评传统，是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当时流行的“新批评”还算不上批评，它不以“博学”做基础，只不过是“教学阐释上的一种模型”（a mode of pedagogic interpretation），最后，文章给艾氏的批评做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在研究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这段时期的文学时，其他学者无不参考艾氏观点后再做定夺；在英语研究领域，还没其他学者像艾氏的《镜与灯》与《自然的超自然主义》那样，做出如此风格迥异、而又精微宏富的系统阐释，他的这两部著作如同耸立在曼哈顿上的世贸双塔” [22]。劳伦斯·利普金的《灯中之精灵：艾布拉姆斯和文学史的动机》一文，则是对艾布拉姆斯文学史写作的探讨。他的文章是以批评大师韦勒克与沃伦在文学理论中曾提出过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编写一部既是文学又是史学的文学史，可能吗？——开始的。他认为，尽管当时不少学人正从事这样的编写工作，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意识到韦勒克所提出问题的重要性；以致于造成文学史众多，而它们的价值却只能在下一本文学史的注释中幸存下来；在他看来，而经典文学史之所以能保存，“并不是靠科学的原则，而是靠观察和体验”（not on scientic principle but on observation and experience）[23]，一部文学史著作至少要四分之一世纪时间的持续关注才称得上经典；而艾氏的《镜与灯》与《自然的超自然主义》就是这样一种经典，出版以来，在相当时间里还能给人新鲜的体验；任何一个从事文学史撰写的人，都需认真细读艾氏的著作，包括他的对问题的提出与解决，这使我们受益匪浅。乔纳森·卡勒的《镜像阶段》一文则认为，对于受 “新批评” 认为诗歌是词汇的建构哺育出来的人来说，阅读带有强烈情感自然流露的浪漫主义诗歌，《镜与灯》是很好的领路人；它对浪漫主义理论的阐释有助于我们理解其与其它理论之间的关系，加深我们对浪漫主义文学是一种广泛历史现象的看法，它确实起到“镜子”的作用，从中可以看到我们自己。尽管如此，在深受欧洲大陆解构主义影响的卡勒看来，在理论体系上，《镜与灯》与“新批评”在理论体系上别无二致，它也反对多元主义立场，“并未逃离此种体系的逻各斯中心主义”（no expectation of escape from the logocentrism of this system）[24]。 在上述中我们不难发现，较之于他人的艾氏研究，《文集》中所收集的这些文章，更显得深刻，更富有启发；加上艾布拉姆斯本人又写了一篇《答复》（A Reply），对他们的文章进行了回应，成为当时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话题。在笔者看来，这些探讨艾布拉姆斯学术的作者，几乎都是美国当代批评界的主将，他们的研究也都在学界产生过不小的影响。不仅如此，这些争论的文章不仅是这些批评者们思想的自我呈现，而且在批评史上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也是理解他们批评理论的重要依据；也正因为如此，该《文集》的出版在当时立即引起了美国文学界的关注，单是对这本论文集进行专门的书评就有不少：它们是詹姆斯·艾夫里尔（JamesH.Averill）在《浪漫主义研究》 （Studies in Romanticism）[25]、乔纳森·艾拉克（Jonathan Arac）在《华兹华斯圈》（Wordsworth Circle）[26]、约翰·比尔（John Beer） 在《现代语言评论》（Modern Language Review）[27]和马克·罗伯特（Mark Robert）在《英国研究评论》（Reviewof English Studies）[28]等发表的书评。 值得一提的是，《文集》书后附有由斯图尔特·A·艾德（Stuart A Ende）编写的关于艾布拉姆斯著作的目录，这个目录对研究艾布拉姆斯的学人来说，非常有价值，它为研究者提供了不少便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