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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的写作，并非是“去民族化”的同义，也不是对个体经验的漠视，它强调的是由殊相映射出的共相，是特定情境中从“人类的希望和恐惧的角度把握人类的状况”的自觉；它关乎文学的尊严和品质，关乎对无穷的人们和远方的休戚与共的担承和耻感，而不是什么普遍的规范，后者很容易蹈入另一种“中心”与“边缘”的隐蔽文学秩序。 “世界文学与汉语写作”为我们观照今天华语文学的样态提供了一个很有参照意义的视角。今年10月，我在古城西安参加了一场主题也恰好包含“世界文学”与“汉语写作”的文学活动，邀请的最有分量的嘉宾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近来长期在中国生活的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先生。克莱齐奥在活动开幕式上作了一个很精彩的发言，其中有句话让人印象深刻，他说：“中国最伟大的建筑不是长城和高楼大厦，而是中国的文学。”这句话令所有的汉语写作者振奋，但也值得我们深思：在克莱齐奥的发言中，他列举的之于他产生深刻共鸣的、堪称伟大的中国作品包括《论语》、王维的诗歌、《红楼梦》、老舍的小说等等，但绝少提到当下作家的创作，在克莱齐奥的解读中，这些中国作品与西方那些正典化的文学一样给予他重要的精神滋养和审美涵蕴，是他的文学橱窗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个例子启发我们，今天我们谈论“世界文学”时，除了后殖民与解殖民的辩证、翻译的中介、民族文学在全球秩序中的身份问题、国际文学奖的风向及其隐蔽的霸权意志、歌德以降“世界文学”概念的流变等范畴外，是否还有一个重要的维度，一种更人文性的判断，即回到文学理解的原点，将“世界文学”从等级序列中释放出来，视其为可以通约的被不同地区和时代的人们共同推重和守护的一种文学品格，一种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解的可以共享的文学价值观和审美共识？就像法国的批评家帕斯卡尔·卡萨瓦诺在她著名的《文学世界共和国》中谈到的，远离强势文化中心的作家并不必然是外在于“世界文学”的，文学有其自然的评判、接受和传播逻辑，正是这种文学逻辑可以让文学拥有不同于政治标记的领土和疆界。 事实上，我们在讨论代表汉语写作最高成就的那些作家作品时，总会触及这一点。有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例子，鲁迅在《阿Q正传》等作品中对“精神胜利法”的描述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被我们认为是汉民族国民劣根性一面的集中凸显，但后来在日本和韩国学者的相关讨论中，他们认为在他们民族内部同样有相当普遍的“精神胜利法”的民众心理基础，因此有学者提出将“精神胜利法”理解为一种儒学文化圈影响下的“东亚国民性”。然而，又有很多学者发现，在《堂吉诃德》等不少西方名著里，也能找到这种“精神胜利法”。这个例子至少说明，鲁迅的创作从社会的实际和民族的具体性出发，但以其深广的忧患和境界的超拔，而达至了“世界文学”的高度，属于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此外，鲁迅在《孤独者》等作品中对于孤独情境和心灵异化的探讨，也具备一种存在主义的深度，这是学界早已有的共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