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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身处个体的文学和民族的文学日益勃兴的时代，“世界文学”所为何来？“法国文学”最重要的奠基者之一斯塔尔夫人所著《论德意志》一书或许能解开我们的疑惑。斯塔尔夫人写道，“古代的文学对现代人来说是一种移植过来的文学，浪漫的或骑士的文学才源自我们的本土”，因此“拟古的诗无论有多么完美，都很难受到大众的欢迎，因为在这个时代，它们毫无民族的气息可言”。在古典和现代两种文学的断裂中寻求法兰西文学的合法性和“现代性”。然而正如书名昭示的那样，她立刻谈到了法国人的邻居：“有些法国批评家断言日耳曼人的文学还处在艺术的童蒙时期，这样的见解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日耳曼人的诗则是美术的基督教时代，它利用我们个人的印象来触动我们，激荡起这种诗歌的天才总能直接诉诸我们的心灵，仿佛那一切幽灵中最强大、最勾人心魄的一个，将我们的生命召回。” 就在这跨越莱茵河两岸的深情注目中，《论德意志》和歌德的视野交融了。现代法国文学在它获得自我意识的最初时刻已经告诉我们，它片刻也不能被封闭在自己的世界中。就像浪漫派表面上急切地渴望割断与“异教的古代”的联系，却每时每刻都感受到古典传统这一固有之血脉一样，即便波德莱尔也不忘提醒我们“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现在，浪漫派将目光同时投向自身和同时代的“他者”。德国文学为法国文学提供了正反两面的镜像：一方面，作为“北方”即忧郁、感伤的日耳曼文学的代表，它反衬、定义了法国文学在欧洲当代文学地图中的位置；另一方面，德意志文学对自身历史性和民族性特征的担当和发掘，以及它对英、法、意大利等民族文学持久的借鉴（歌德和席勒正是最了不起的代表），又从正面引领、激发着法国人自我塑造的想象力。更进一步看，斯塔尔夫人对德国文学的生命力的赞颂，终究不同于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人对意大利文学，或者启蒙时代他们对英国哲学和文学的崇仰之心，而是在赞颂背后，又隐含着对边缘的、相对弱小的“他者”的关注、宽容和尊重，隐含着对自身的相对性和边界感的把握。正是在这最后一层意义上，作为后世中欧文学代表人物之一的米兰·昆德拉被“世界文学”中所蕴含的多元化精神深深感动。 壮阔的浪漫主义时代构成了广阔的舞台，个体与群体、自我与他者、往昔的传统和生成中的现时，正在其上交互沟通，它们共同目睹了“世界文学”的诞生。在某种意义上，歌德设想的是一种天下大同的理想之境，是在确认个体感性、民族传统之后对它们的再度超越，是现代人向古希腊公共领域观念的无限复归。因此，与他的预言相反，“世界文学的时代”其实并不会真正到来，它不是、也不应该是某种凝定的、既有的状态，更不能成为任何现实的文学史的分期，因为任何业已实现的历史都是对“世界文学”的潜力的一种限制。在笔者看来，这样的理解可能也符合歌德自传之名“诗与真”的本义：捕捉最瑰丽乃至最缥缈的理想，用形象给予它公共的展现。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