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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关于未来文学的诸多想象中，最简洁明了、直入人心的或许莫过于歌德的那句话：“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伴随着欧洲人心灵中波澜壮阔的文学自觉和历史自觉，“世界文学”的理念，在那一时期固然体现出对人类文化公共性的展望和一个新时代的自我规划，但若以历史意识的视角观之，它与古典传统、与 “民族文学”蓬勃初兴的浪漫主义时代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又恰恰值得我们再加述说。 歌德的同代人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说过，“现存世界里充满了的那种粗率和无聊，以及对某种未知的东西的那种模模糊糊的若有所感，都在预示着有什么别的东西正在到来”。在这个时代，人们已经以一种含混粗糙但却坚若磐石的方式，把 “现时”理解为通往某种尚不明确的未来的出发点或过渡。这就意味着，19世纪的“现代”已经完全不同于单纯、宁静地持有伟大古典文化的传统社会。当“未知的东西”主宰了世界，这个时代就开始以革命和创新为己任，并为创造的脉搏所驱动。 因此，从历史主义的角度来看，浪漫主义真正的新意正在于它最终解除了文学艺术对古典的价值依附。要知道，在此之前，即使经过文艺复兴以降的文化洗礼，欧洲人对传统价值的体认在总体上仍未脱出古人之窠臼。但到18、19世纪之交，从德国到法国，从施莱格尔兄弟到斯塔尔夫人，审美标准逐渐从一个永恒的、超历史的、精神性的概念，演变为一个相对的、时间性的、身体性的范畴。在司汤达那里，新生的“浪漫主义”一语已经意味着文学的当下性：“浪漫主义即向人民提供符合当前的风俗与信仰并能够让他们获得最大限度的欢乐的文学作品的艺术。”更有甚者，在后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这里，美变得不仅是时间性的，也是个体性的。波德莱尔声称“有多少种美，就有多少惯常的追寻幸福的方式”，这预示着现代诗人将不惜一切代价地进行自我表达，从中提炼“现代的美”。 然而，浪漫主义在历史主义、相对主义方向上的推进，并不意味着现代文学从此仅仅是个体取向的。因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现代文学已被部分地回收到“国别文学（民族文学）”这一超个体的框架之中。早在德国浪漫派的先驱如赫尔德等人那里，文学已经明确地与一个民族的自我表达和自我意识联系在一起。此后，历史语言学家的研究又在实证科学的层面确认了每一个民族的语言相对于其他语言、其他文化的差异和独特。在作为欧洲共同文化遗产的古典文明的光耀之下，这种差异或许是无意义的，但如今在新一代欧洲人的眼中，它决不能被视作现代文明多余的负担，恰恰相反，差异正是值得现代文学去倾力守望、看护的东西。于是，当古典传统逐渐退隐之时，重整山河的使命就落到了“民族文学”的头上：唯有文学才能推动民族的、世俗的语言的成熟和精纯，通过普遍的、世俗的教育成为连接一切有教养的国民的共同文化纽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