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述先生（1911—1992），字玉书，河北乐亭人。我国著名辽金史学家、北方民族史专家，是中华书局点校本《辽史》的主要点校者之一。他从青年时代起，即潜心矢志，博览旁收，专攻辽金史。陈述先生倾毕生之力完成的《辽史补注》，始撰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到先生去世之前，才基本完成。这部书是对《辽史》的全面订补，也是当代辽史研究中篇幅最大、内容最为丰富的长篇巨著。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历代先辈披荆斩棘，开发建设了我国的疆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多年积累的历史文化，曾为人类的文明和进步，作出过光辉贡献。
    契丹人起于汉末，盛于隋唐，作为祖国古老各族之一，长期隶属中央朝廷。唐末，农民起义推翻了大唐的统治。契丹阿保机和后梁朱温同年建国，大辽继承唐代在东北的疆域，历二百多年（907—1125），沟通了农区牧区，开发了东北边境，辽宋彼此影响，为祖国统一奠定了牢固基础。大石西迁，又把中原文化带到西域。辽代在各方面的贡献，久已融入祖国历史文化的整体。
    
    辽史——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全五册 平装本）
    辽史有当代留下的一份简单材料，即耶律俨《实录》。金朝两次修《辽史》，泰和六年，章宗敕翰林学士陈大任专职修纂，但因义例争论，宣布罢修（《元文类》卷四五《修端辩辽宋金正统》），《金史·章宗纪》泰和七年十二月所记“《辽史》成”，即指此次罢修。元代中统二年、至元元年经王鹗等建议修《辽》《金》二史，宋亡，复议修三史，终“以义例未定，竟不能成”（《续通考·正史考》），长期纠缠义例，对于史实搜访订正很放松。元末至正修史时，仅据耶律俨《实录》、陈大任《辽史》和《契丹国志》、《资治通鉴》等潦草编缀，由至正三年四月至四年三月，仓卒作成。
    《辽》、《金》、《宋》三史同修，按记载年数，《宋史》《辽史》相仿佛（宋320年、辽219年合西辽88年，凡307年），《金史》较短（金120年），计其所用篇幅，《宋史》当《辽史》的十倍，《金史》亦当《辽史》的二倍（《宋史》六八一五页，《金史》一四四三页，《辽史》六六六页，皆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这个数字表明《辽史》的漏略不备。清钱大昕、毕沅先后指出《辽史》阙漏（《潜研堂集》、《续通鉴》），赵翼也屡次说过“辽史太简略”，“辽史最简略，二百年人物列传，仅百余篇，其脱漏必多矣”（《廿二史札记》）。
    过去有不满意旧史而改作者，如欧阳修、宋祁的《新唐书》和欧阳修的《新五代史》等，例皆新史既行，旧史不废，及至读者感觉不便，又不得不有合钞。彭注《五代史记》，全采旧史，实际也是合钞。于是名为一史，实则三书，叠床架屋，给读者带来很大不便。刘知几《史通》有《补注》一篇，曾论裴《注》喜聚异同，不加刊定；陆《注》则仅校增阙，标为异说。又论范晔《后汉书》简而且周，疎而不漏，刘昭采其所捐作《补注》，讥为“吐果之核”。但是他没有考虑《补注》所用的材料，并不是修史时都能看到的，即使是修史时能看到的，是否仍有助于参证，这就是补注体裁的优越性，远非重新改作所能比。
    今天，作为国史代表的“廿四史”，均属历史资料，其中保存了宝贵的历史遗产，值得继承发扬；也存在着应当批判的错误观点，要古为今用，批判继承。作为历史遗产材料，那就只有订补，无所谓改作。至于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更需要丰富准确的史料，更需要广聚异同。当然在技术上要尽量便利读者，节省读者时间。
    关于史籍著作，不难于详，而难于详而不芜；不难于略，而难于略而不漏。所谓简要，须是由博返约，并非夺漏史实。在《辽史》说，只能说是漏，不能称为简。因为纂修之前，搜访工作很不够，修史时，又仓卒塞责。叶适说过：“至要出于至详，至简成于至繁。”所以今天对于《辽史》的工作，仍当广求史实的详赡。
    明清以来，补订《辽史》最勤者，首推厉鹗，他就是用裴松之的办法撰成《辽史拾遗》，所惜因时地条件的限制，见闻未广，也有未及详细核对的，如兴纪景福元年九月，厉引李焘《长编》七月以寇瑊使辽，谓《辽史》作范讽，未知孰是。实《长编》当年八月辛巳即载范讽使辽，以寇瑊病不能成行。又重熙三年十二月引《长编》八月以谢绛为生辰使，《辽史》作杨偕，未知孰是。实《长编》同年十月癸未即载杨偕使辽，谢绛以父疾辞。由于牵涉面很宽，难免顾此失彼。杨复吉撰《辽史拾遗补》，所补亦嫌未备。陈汉章《辽史索隐》多取一统志，也多有不合者。述尝校辑各家所录辽文及新获者为《辽文汇》两编，又取宋人入辽的语录、纪行诗、行程录等，汇集一编，也都属于史料校订，未能附入《辽史》正文，读者不便，因不自量度，发愿勉为《辽史补注》，补者效褚少孙之补《史记》，注者效裴松之之注《三国》。广征后魏以来诸史、文集、笔记，包括钱大昕、厉鹗诸家所考订及晚近出土资料和研究成绩，全面网罗，证其合否，一一补入辽史。考证之学，譬如积薪，现在的工作，即就前人所积者，接力积累，对《辽史》作全面增补订正。但愿返于《辽史》之前，使大辽一代，尤其是契丹及其所属各部与中原的紧密联系，汇集于此，信而有征，以备读者参考。
    司马光说过，《长编》之作，“宁失之繁，勿失之略”，此《辽史补注》，也可说是“辽史长编”。万斯同撰《明史稿》，自谓“吾所取者或有可损，所不取者必非其真”，也是极言宁繁勿略之意。范晔《后汉书》作成了才说对于后汉史实“转得统绪”，确属实践体会之言。述学无一得，才非撰造，对于辽史所知不多，只是条梳史实，便利读者。李善注《文选》，由初注再注以至五注。苏辙注《老子》，在晚年也对旧注有很多改订。现在只是一份初注长编，并非名山之藏，不敢自信为是。希望读者指出缺点、错误，以便改订。
    

    本文为《辽史补注》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