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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引自网络 （现居美国的方仁念先生曾写过《对尊重与理解的执著追求—— 钱谷融 先生剪影》一文，其中谈到：“研究生入学， 钱谷融 先生给他们上的第一堂课，讲‘文学是人学''，他便强调文学是写人的，是写给人看的，是以影响人的思想感情为目的的，因此要真正懂得文学，研究文学，必须首先做一个心地坦荡、人品磊落的人，因为只有一个真诚的人，才能感受和欣赏真的美。谁要不是以‘赤子之心''来对待人，对待文学，他也就不可能读通文学”。这确实是 钱谷融 先生一贯的思想。然而，要真正理解和把握这种思想的来源和经受磨砺的过程，并非那么容易。其实， 钱谷融 很少谈及当年写作和发表《论“文学是人学”》前后的情况，除非感到非有必要，不可推卸的时候。但是即便如此，当我们回顾往事的时候，仍能感受到一种思想理论是如何饱蘸着生命和心血的苦难体验和追求，才得以产生和成长，并在人们的内心深处扎下根来。） 殷国明：钱先生，我第一次读到《论“文学是人学”》这篇文章，是在1980年。当时我在新疆大学中文系读书。而伴随这篇文章的就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论“文学是人学”批判集》（第一集），对我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批评的魅力，同时也明白中国存在着如此截然不同的文学批评。从此，我也许和很多人一样，都很想多知道一些当时的情况。 钱国融：我想，我之所以被人知道，无非是因为我写了《论“文学是人学”》并受到了批判。大家比较感兴趣并愿有所了解的，恐怕也是与《论“文学是人学”》有关的事。虽然我已先后两次在别的文章中谈过这方面的情况，这里不妨再讲一讲。 这已经是30年以前的事了。1957年3 月华东师范大学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学术讨论会，全国各地许多兄弟院校都推派了代表来参加。校、系各级领导在此之前早就为召开这次会议作了多方面的准备，并多次郑重地向教师们发出号召，要他们提交论文。我在各方面的一再动员和敦促下，遂勉力于那年的二月初写成了《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现在回想起来，如果不是在那里刚宣布不久的“双百方针”的精神的鼓舞下，如果没有当时那种活泼的学术空气的推动，单凭一般的号召和动员，我也不一定会写。即使写，文章的面貌，恐怕也将大大的不同了。后来，许多批判我的人都在这个写作的时机问题上大做文章，尽管他们不免有用政治批判来代替学术争论的偏向，却也不是全无道理的。何况，在当时那种形势下，他们这样做也是很自然的事。 殷国明：当时写文章的时候，您并没有想到会有什么“危险”，是不是？所以对后来发生的事并没有思想准备。 钱国融：没错，我一向只知道教书，很少写文章，在领导上的号召下，也就不得不勉为其难了。当时是“双百方针”提出不久，学术界思想比较活跃，我那时也不懂得什么顾虑，只求能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写出来就是了。同时我也没有想到自己的文章一出来就遭到如此多的批评意见。在学校举行的那次讨论会上，许多与会者都对我的论文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几乎没有人表示同意我的观点，只有一个毕业班的学生（他就是陈伯海同志）最后站出来为我辩护了几句。在学术问题上，总免不了会有不同的意见。受批评，遭反对，也是常有的事。但看到自己的观点竟如此地得不到支持，却也不免有些懊丧。 殷国明：看来您当时对政治一点都不敏感，很多人显然在这方面要“聪明”一些，您只是从学术出发考虑问题，所以真诚到不测风云，不防小人的程度了。 钱国融：是的。当时讨论会后不久，《文艺月报》（即《上海文学》的前身）的一位编辑，由校内一同事陪同来访，我不知道他访问的目的是否与这篇文章有关。在谈话中，我这位同事向他提起我有这样一篇论文。我随即告诉他们，我这篇论文已在讨论会上受到了许多人的批评。也许是出于通常礼貌关系吧，他要我把文章给他看看，我就给了他一份打印稿。没过几天，这个杂志的另一位编辑跑来找我，说那篇文章他们编辑部理论组的同志看过了，并且经过讨论，认为它“既不是教条主义的，也不是修正主义的”（这是他的原话。我不知道这话究竟是否真是编辑部的意见，或者仅仅是他个人的一种随口而出的说法？）编辑部准备发表，要我再仔细校阅一遍后尽快给他们寄去。我也就依言照办了。本来，一个稍有自知之明的人，或者一个处世比较谨慎的人，在讨论会上听了那么多批评意见以后，是不会轻率地同意把文章公开发表的。个别同志知道《文艺月报》将要发表这篇文章后，就警告我说：“别是钓鱼呵！”但我既缺少自知之明，又一向不甚懂得处世要谨慎的道理。何况，我还满以为自己的意见并不错，正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来评断。能够公开发表，当然是很欢迎的。至于“钓鱼”之说，我决不相信学术界会有这等事，因此，甚至对这样说的人很有些反感。 后来，《文艺月报》正式刊出了这篇文章，出版日期是1957年的 5月5日。就在这同一天， 《文汇报》在《学术动态》栏里特地发了一则消息介绍了这篇文章，并冠以“一篇见解新鲜的文学论文”的标题。校内同事见了，有的为我高兴，有的则认为这是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号召大家起来批判。实际上，五月五日这一天，《文艺月报》还没有送到读者手中，书店里也并无出售，《文汇报》这则消息的来源以及作此报道的背景究竟如何，是难免要引起人们的猜测的。但我自己对此也一无所知。因此，对周围的人的种种不同反应，只能一概抱着将信将疑，姑妄听之的态度。我也知道，文章发表后免不了会受到很多的批评和指责的，但根据“双百方针”，我也完全可以进一步申述观点，为自己辩护，并提出反批评。真理总是愈辩愈明，最后服从真理就是了。本着这样的认识，所以我对《文汇报》的报道中不符我原意的地方（如说我“否定了文学反映现实的理论”）也不想急于更正，认为尽可留到以后的答辩文章中再加以说明。谁知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于我的意料之外。反右运动扩大化的偏向愈演愈烈，对我的批判也逐渐从学术转向政治，调子越来越高，最后终于被判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的大毒草。上海文艺出版社还专门出版了《〈论“文学是人学”〉批判集》（第一集），看样子是准备一集一集地编下去的。 殷国明：那本批评集好像出得很快，但是后来却不见续集了，不知道为什么？ 钱国融：这事是进行得很快。 大约是在那年的八、九月间，即文章发表的三、四个月之后吧，上海文艺界曾由叶以群同志主持召开过一个小型座谈会，针对我这篇文章作了初步批判。那时《文艺月报》大概已经接连发表过好几篇批判文章了。记得那天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代表曾在会上说，他们准备把有关文章汇编成集公开出版，这就是后来大家看到的《〈论“文学是人学”〉批判集》（第一集）了。但后来却始终没有看到第二集出来，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才从批判我的大字报中得知，据说是因为周扬同志讲了话的关系。而这，大家很清楚，在当时自然也就成了我的罪证之一了。反右运动中，我虽然没有被划为右派，但此后每有运动，不管规模大小，也不管是社会上的，还是学校里的，我都逃脱不了挨批的命运。 不过，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就在上海文艺界召开的座谈会上，以群同志虽然不赞成我文章的观点，但他是坚持把它作为学术问题来处理的。当会上有同志在发言中说到我的某些观点与胡风很相类似这样的话时，以群同志连忙叮嘱各报记者在报道中不要提这句话，说这太可怕了。第二天《解放日报》在头版右上角以醒目地位报道这次座谈会的情况时，措词也是极平允的。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30年，我对以群同志这句话和《解放日报》记者黎家健同志的实事求是的报道，却始终记得。 殷国明：钱先生，这种群起而攻之的批判肯定给您心灵上带来很大压抑和痛苦，但是您总是对当时一些对您示以关心、理解和宽容的人念念不忘，多次提到他们。 钱国融：因为人的理解和尊重太宝贵了，也太难得了。这也说明当时那套左的专制的文艺思想并非真得人心，很多人一开始心里就有抵触。因为它是和人心中的善的东西，美的东西相抵触的。其实，在那一段时期以及以后相当长的年月里，全国各地的报刊杂志上经常有批判我的文章发表，这些文章对我都是程度不同地有所启发，有所帮助的。虽然在态度上不免有点剑拔弩张，个别措词也或失之尖刻，但在当时那种气氛下，这些都是很自然而正常的，不这样倒觉得可怪了。在华东师范大学内部的批判中，过火的现象当然要突出一些，但批判者大都是一些青年学生，他们年轻，对当时“左”的路线下所宣扬的一套东西，深信不疑。他们是抱着满腔热情来进行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的。今天，大家一起来回顾这段历史，相信各自都是能够从中吸取自己应有的教训的。 殷国明：听说当时批判您最积极的，有的正是您的学生，为此您最感到痛苦？ 钱国融：是，那是我最感痛苦的，因为我是教师，最爱自己的学生，希望他们成长成才，但是他们都把我当作敌人来对待，毫无丝毫的理解和尊重，真让人难以想象。 殷国明：看来人的心灵是很容易被扭曲的。这种痛苦的体验应该是您在发表《论“文学是人学”》之前没有的。当时《文艺月报》发表这篇文章恐怕也不那么简单吧。 钱国融：对于《文艺月报》竟会发表我这篇文章，当时也有种种传说。有的说发表的目的就是为了批判；有的说是因为想展开一些讨论。在此文受到公开批判以后，一位同事告诉我，他参加了一个会议，姚文元在这个会上公开说是他竭力主张发表这篇文章的。因为他认为这是一篇典型的修正主义文章，公开发表出来，就是为了便于让大家来批判。这一说法，在“四人帮”粉碎以前一直是广泛流传，并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但“四人帮”粉碎以后，我却又听到了另外一种说法，说是姚文元当时是真心赞成发表这篇文章的，但后来政治形势变了，他就又转过来，以批判我的急先锋的姿态出现了。我不知这两种说法究竟哪一种更可靠。尽管前一种说法是当时就有的，而且是有人亲自听到姚文元本人在一个会上公开讲的，似乎不容怀疑。但后一种说法，却也并非全然不可信。因为不但持这种说法的人是当时《文艺月报》理论组的一个成员，而且像姚文元那样的人，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是完全可能的。尤其是在当时那种政治形势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之类的事情，真是司空见惯，毫不足怪的。就像《文汇报》那则消息，当初有些人就认定那是为了要对我进行批判而预先发出的信号。等到《文汇报》被指责是代表资产阶级方向以后，这些人又把这则消息说成是对我的吹捧，并以此作为我的文章思想反动的一个证据了。 殷国明：从此您的人生恐怕就和“受批判”结下缘了。 钱国融：至少有一段很长的时期是这样。 《论“文学是人学”》的批判，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 大约到1958年的下半年渐渐的停下来了。 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批判集》出了第一集以后，也没有再出第二集。1959年是我国建国十周年大庆，华东师大各级领导又号召和动员教师提供科研论文了。我虽然受到批判，但未划为右派，自然也是号召和动员的对象。于是我又写了《〈雷雨〉人物片论》（后改名《〈雷雨〉人物谈》）一文，写成后交了一份给教研组，另外抄了一份寄给《上海文艺》。教研组认为我的观点有问题，《上海文艺》也决定不予发表。系里并召开了一次名为讨论实是批判的会议，还请了外校的同行来参加；会上几乎又是一致认为我的文章美化周朴园和蘩漪，宣扬人性论，是《论“文学是人学”》一文中的反动观点的具体运用，受到了相当严厉的批判。接着是1960年，文艺界的形势又严峻起来。上海作协举行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文学讨论会，我当时并不是作协会员。会议却特地通过学校指名邀请我参加，学校在我第一次赴会时还特地派车子送我前去。我本来不想发言，会议主持者却一再打招呼，希望我谈谈。我不便固辞，又听到一些同志在会上对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文学否定过多，特别对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人的批判过于粗暴，于是忍不住讲了几句，这下就被抓住不放。这个“讨论会”断断续续开了七七四十九天，从批判资产阶级文学，转到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主要对象是我和蒋孔阳同志。罗稷南同志也被捎带着批了一下。与此同时，华东师大内部也召开了对我的批判会，开过几次以后准备结束了，领导上一定要我谈谈自己的感想。我一面对大家的帮助表示感谢，一面也稍稍申述了一下自己的观点，作了一些辩护。于是就又受到了更大规模的更加严厉的批判。会后不久，我十二指肠溃疡大出血，住进了医院。这样，大约到了1961年将结束时，学术界气氛又缓和下来了。我一直不肯相信我的《〈雷雨〉人物片论》会是毒草，这时就另外写了几句附记，把它改名《〈雷雨〉人物谈》寄给了《文学评论》。在该刊1962年第一期上发表后，反映不错，来约稿的很多。于是我又写了周冲和周萍两篇。周冲一篇写得早，发表了。周萍一篇写好后，正逢系里要开讨论会，经过教研组的讨论，又被认为观点有问题，我就没有再向外寄。与此同时，我还写了《管窥蠡测——人物创造探秘》一文，寄给了《文艺报》。《文艺报》编者立即来信表示要用，并要我以后多为他们写稿。不久，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发表，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我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的《〈雷雨〉人物谈》，又立即受到了批判。这样，《文学评论》约我为他们写的《曹禺戏剧语言艺术的成就》一文，也就不能发表了。寄给《文艺报》的那篇，也许因为有言在先吧，拖到1963年的3月，总算还是发表了。形势如此， 我就自然只能搁笔了。自那以后，学术空气一年比一年严峻，不久就来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许多人被逼含冤死去，我总算幸存下来了。“四人帮”粉碎以后的开头几年，像我这样的人，仍是被另眼相看的。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算真正得到了解放。这时，我已经年近花甲。 殷国明：当时您的职称还是讲师，可能算得上资格最老的讲师了。 钱国融：是的。当了38年讲师。不过这算不了什么，在那个年代，像我这样一个适应性很差的人能幸存下来，算是福气了。 殷国明：由于这个原因，您对于过去批判过您、甚至伤害过您的人和事，都采取了很宽容的态度。 钱国融：宽容是我人生的一种基本态度，其中包括对于他人对自己提出批评的宽容。 我的文章缺点和错误，发表出来受到批评，本来是意料中事。在学术问题上，不可能没有不同意见。当年在学校举行的报告会上，早就有许多同志对我的文章提出过不少批评了。这些批评，包括后来在报刊上发表的一些批评在内，都是出于善意，不管我是否同意，能否接受，对我都是有帮助的，我对批评者也是衷心感谢的。但发展到把我的错误当做政治问题，甚至当做敌我问题来批，却实在是我始料不及的。 顺随在这里提一下，有一位我一向尊敬的比我年长的同志。这位同志在那次学术讨论会上也对我的某些观点作了批评。后来《文艺月报》向他组稿时，他就把这些意见整理成文，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他对我的批评，都没有超出学术争论的范围，有许多意见是很值得我去作进一步思考的。态度和措词，也许从今天看来，也可能会有某些略嫌过火的地方吧，但在当时真是平常得很，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突出。“四人帮”粉碎以后，常同这位同志一起开会，每当在会上谈起这段往事时，他曾屡次当众对我表示他的歉意，这是很使我惶愧而感动的。 殷国明：这也许体现了一种人间学术上的尊重和理解，虽然来得晚了一点，但毕竟是您平生最看重的和追求的。我记得方仁念先生在写到您的时候特别提到这一点。他说，只有一个真正感受到不被周围人尊重和理解的人才会懂得，尊重和理解对每个人来说，就如空气和水那般的重要、可贵，他必然把尊重人、理解人，奉为人至贵的天性，而作为“人学”的文学，也该把唤起对人的尊重和理解，发扬人的这种天性作为自己终身执著追求的目标。他还写到：“钱国融先生便是通过自己痛苦而坎坷的人生道路，而越发重视这一天性，并把它作为自己从事文学评论、培养研究生，待人处世的一把金钥匙。” 钱国融：方先生也是过来人，对于人性的苦难有很深的理解，他说得好，尊重和理解对“每个人”都是重要的。既然是对“每个人”，就不能光让别人尊重和理解你，而你不去尊重和理解别人，或者自己不懂得别人对自己的尊重和理解；这就需要彼此尊重和理解，使每个人都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勾通和慰藉。 殷国明：您是说尊重、理解他人和自己实际上是不可分离的。一个人不尊重和理解他人，也不可能真正懂得尊重和理解自我，也不可能真正获得他人的尊重和理解。 钱国融：我想是的。不过，在生活道路上，尊重和理解并不是那么容易获得的，有时候得经历漫长的追求，遭受种种误解、打击和伤害，这很可能是一个充满痛苦的过程。我想，人们之所以需要文学和艺术，也是因为这一点。因为优秀的艺术作品总是能体现这种对人的尊重和理解，使读者感受和体验到这种尊重和理解，即使一个人在现实中再感到孤独和无助，他总是能够在艺术作品找到知音，获得心灵上的朋友的。 殷国明：这给我很大的启发。难怪自从1957年发表《论“文学是人学”》以来，您经受了那么多年的磨难，不断遭受批判，但是仍然能在高压下不改初衷，不人云亦云，坚持自己的文学信仰，想必这就是一种对尊重和理解的执著追求。我觉得，关于“文学是人学”的道理，人们也是经过几十年痛苦而坎坷的生活经验和历史教训，才越发感到其可贵和正确的了。看来理论也是需要生活打磨的，一种好的理论并非一下子被人们认识其价值的，它或许也需要一个被发现、被认识的过程。 钱国融：这是一种对理论的考验，我只能说自己不能不经受这种考验。我已经说过，当时我写《论“文学是人学”》时，只是想把自己对文学的理解表达出来，并且很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当我读到最初一些批评文章时，我本来是想就一些问题进一步申述我的观点，提出答辩的。但后来，反右运动的浪潮愈卷愈猛，对我的批判也愈来愈凶，我也不由得愈来愈感到自己世界观方面所存在的问题的严重了。我真诚地认为我最应该做的工作是自我检查，而不是什么对别人的批判进行答辩。于是就在这一年的10月26日，写了一篇自我批判的文章——《〈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的自我批判提纲》。文章的写法是这样：按照《论“文学是人学”》一文中所涉及的五个问题，先列出“原文要点”，次说明我“当时的想法”，再谈一谈我“今天的认识”。不知你读过没有？ 殷国明：读过。确实称得上是一份“没有‘自我批判''的自我批判提纲”。与其说是“自我批判”，不如说是在进一步阐发自己的观点，以获得人们的理解。 钱国融：当时我的态度是真诚的。我在自我批判中，是极力在强使自己接受当时一些批判者的观点的，自然难免有违心的地方；有许多提法，在今天看来，更显然是不妥当的。但总的来说，我的态度还是严肃的，的确是想检查自己的错误，并认真探讨一些问题的，决不是一味的苟合取容，一味的随风倒。特别是对我当时的想法的叙述，更是经过思考的，十分真实的。并且我觉得，其中的有些意见，即使在今天，还是很值得讨论的。后来我基本上坚持了自己的观点，也并非是固执己见，而是在生活经历愈发感到了人道主义的可贵价值。再说在大量的批判我的文章和演讲中，也并没有真正令我十分信服的。所以，我常说“文学是人学”当今之所以得到很多人的赞同，是中国长期文学实践的一种历史选择。 殷国明：这话对极了。（这次谈话已经持续了好长时间，接着在闲谈中钱国融先生讲了自己小时候上学堂的一段小故事） 钱国融：在小学里读了六年，我一向是班上成绩比较好的一个，老师都很喜欢我。特别是五年级时候的一位老师，我还记得他叫王自治，字眺越，是绍兴一带的人，据说是大夏大学毕业的。他对我特别好，教了我一年就离开了。临走时，还特地把他的一部《天雨花》送给了我。并郑重地把我托付给一位同他比较要好的徐老师，要他以后多照看我。升到六年级时，教语文的级任导师谢老师，是新来的，刚从江苏省有名的省立无锡师范学校毕业。一次上作文课，我的卷子他批阅后发下来时，写了这样的批语：“从别处抄来，何得掩人耳目？”我很惊诧，去向他说明这是我自己写的，不是抄来的。他非常主观，仍一口咬定我是抄来的。我要他指出是从哪里抄来的？他非常自信地说是从《模范日记》上抄来的。当时这本《模范日记》很流行，我就找了一本拿去要他指给我看是抄的哪一篇？他当然找不到，但还是支支吾吾地不肯爽快承认是他冤枉了我。我小孩子家，受不得这冤屈，就在他的批语后面反批道：“批评之权在老师掌握之中，学生何敢乱道，然而……”这还不算，又在要交给老师看的日记中，把这件事写了出来，不指名地说，有一个老师硬把学生自己写的文章说成是抄来的，像这样的老师实在是太没有资格了。而且还标上《胡批》的题目。老师看了，并没有就我所记的内容表示什么意见，只在文后批了“字写大一些”这样几个字。老师是近视眼，但他之所以这样写，也许是是为了可以让人理解为他根本没有看过这篇日记吧。事情本来可以到此为止了。不想我的一个正在江苏省立扬州中学高中部读书的表兄，忽然来我家玩，看到了老师的这句批语，并听我说了事情的经过，便怂恿我说：“他要你字写大一些，其实你的字已够大了，谁叫他自己是个近视眼呢？你可以反问他：‘你看不见吗？''”我当时实在不懂事，又抱着一肚子的委屈和愤懑，就真的照他的话在老师批语后面反批上“你看不见吗？”这样一句十分无礼的话。这下子这位谢老师就忍无可忍了。第二天上课时，他怒气冲冲地把我叫到他的讲台旁用戒方当众打了我十来个手心。他别的不提，只抓住我的“你看不见吗？”这几个字，说：“我今天就打你的‘看不见''。”我当时年幼，太不懂道理，实在做得太过分了。不知道我的谢老师如今是否还在，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了，而且我当时已经为此挨过打，我仍旧要在这里诚恳地请求他的宽恕。后来，王自治老师临走时拜托他对我多加照看的徐老师知道了我被打的事，特地找我谈了一次话，一面安慰我，一面也责备了我。他说，谢老师最初对你不了解，冤枉了你，后来也有些失悔。但你太不懂事了，怎么可以一再冒犯老师呢？不过，他又说，谢老师还是喜欢你的，你以后要好好听谢老师的话。后来谢老师果然对我很好，我是班上他最喜欢的两个学生之一，跟我很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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