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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季进 主持人的话：对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展开研究之研究，最为基础性的工作，就是摸清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基本面貌，梳理出它的历史谱系与发展现状，然后才谈得上总结与借镜。囿于资料与视野的不足，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对其基本面貌的认识一直含混不清。王德威的《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一方面总结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三个路向，另一方面从理论层面提出了值得大家关注的三大发展方向，理论与批评、文学与历史、离散与一统，正预示着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繁复多姿的版图。此文是王德威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写的总序，先行在此发表，以飨读者。 西方学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始自一九五○年代。在此之前，虽然已经有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做出介绍与翻译，但并未形成气候。五十年代中期，旅美的夏志清教授和捷克的普实克(Jaruslav Prek)教授分别对晚清、五四和以后的文学，展开宏观研究。这两位学者理念背景有异，学术立场不同，他们所发展出的文学史观因此形成精彩对话。 夏志清承袭了英美人文主义的“大传统”(Great Tradition)，以新批评(New Criticism)的方法细读文本，强调文学的审美意识和人生观照，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1961)堪称是欧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开山之作，至今仍为典范。普实克则取法欧洲自由派马克思主义和布拉格形式主义(Prague Formalism)，以革命历史动力和“形式”的实践作为研究重点。一九六三年，夏志清和普实克在法国汉学杂志《通报》(T'' ung-pao)展开笔战，就文学史意识，文学创作的现代性意义，文学批评的功能各抒己见。这次论战虽不乏火药味，但两者择善固执的立场和条理分明的论证，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树立了良好典范。他们笔锋所及，二十世纪文学文化史的诸多议题纷纷浮出地表，成为日后学者持续钻研的对象。像夏志清对现代文学“感时忧国”(Obsession with China)精神的探讨，普实克对现代文学“抒情性”和“史诗性”的辩证(the Lyricaland the Epic)，影响至今仍然可见。 夏志清和普实克分据欧美学术重镇，他们的学生门人各自形成派别，论述不断，这样的大家风范，如今已经难再得见。继两人之后，一九六八年夏济安——夏志清的哥哥——的遗作《黑暗的闸门》(The Gate of Darkness)出版。此书论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左翼作家的美学和文化政治，从鲁迅到蒋光慈再到延安文艺。夏的政治立场毋庸讳言，但他的专书有同情的理解，也有练达的批判，首开英语世界对左翼文学研究先河。夏并不刻意标榜理论方法，但他的问题意识和分析能力，远远超过日后许多惟西学是尚的海外左翼学者。 一九七三年，李欧梵推出《中国现代文学的浪漫一代》(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详尽介绍五四之后一辈浪漫文人的行止文章。李在台湾大学时师承夏济安，与夏志清的关系也极为密切，而在哈佛大学时，他又有缘受教于普实克，以一人兼得欧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三大巨擘的真传，李欧梵所代表的意义不在话下。在他的专著中，李结合传记研究，文化史，以及文本细读的方法，纵论林纾、苏曼殊以迄萧红、萧军诸人的文采风流，为彼时仍嫌单调的文学史论提供极具思辨意义的层面。 从六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欧美学界也出现一系列以作家为重点的专论，触及名家包括巴金(Olga Lang)，钱钟书(Theodore Huters〔胡志德〕)，戴望舒(Gregory Lee)，丁玲(I-tsi Mei Fewerwerker〔梅仪慈〕)，老舍(Ranbir Vohra)，茅盾(Márian Gálik〔高立克〕)，卞之琳(Lloyd Haft)，沈从文(Jeffrey Kinkley〔金介甫〕)，萧红(Howard Goldblatt〔葛浩文〕)，周作人(David Pollard)等。这一研究方式在一九八六、一九八七年以两本关于鲁迅的专著出版——作者分别为莱尔(William Lyell)和李欧梵——达到高潮。与此同时，更有学者从事不同文类、现象、运动的研究，而且眼光扩及到十九世纪末。像是奚密对中国新诗诗学的再研究，西马诺夫(V. I. Semanov)和米莲娜(Milená Delezelová)对晚清小说及其继承者的研究，林培瑞(Perry Link)和柳存仁(Liu Ts’ un-yan)对鸳鸯蝴蝶派和民国通俗小说文化的研究，韩南(Patrick Hanan)和吴茂生(Ng Mau-sang)对现代中国文学和俄国文学间的影响研究，耿德华(Edward Gunn)对抗战时期沦陷区“生不逢辰的缪斯”的研究，瓦格纳(Rudolf Wagner)，福克马(Douwe Fokkema)，杜博妮(Bonnie Mcdougall)，谷梅(Merle Goldman)和夏志清等对中国左翼文学、文化、政治的研究等。而面对“文革”之后大陆文学的重新出发，杜迈可(Michael Duke)和金介甫(Jeffrey Kinkley)等人的专论也展开初步的观察。 时至九十年代，西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显现巨大变化，至少可以从三个方向说明。第一，“理论热”成为治学的一大标记。七十年代以来各种文学批评方法在欧美学院人文领域轮番登场，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年轻学者也群起效尤。对理论的关注当然说明学者磨炼批评工具，以便更深入探讨学术问题的用心——因此产生的史观和诠释也的确令人耳目一新。另一方面，这一现象也显示东亚研究学者不甘，也不能，自外于学院新潮理论所代表的“象征资本”交易。这是大势所趋，而国际学术对话下的利益效应一样不能小觑。 周蕾(Rey Chow)一九九○年出版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Woman and Chinese Modernity)，因此有相当象征意义。此书对现有批评典范的反驳，对女性主义、心理分析、后殖民批判，以及广义左翼思潮的兼容并蓄，在在树立一种不同以往的论述风格，也引起中国研究以外的学者的注意。同在一九九○年旅美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在杜克大学召开首届会议，议题为“政治，意识形态，中国文学：理论干预和文化批判”(Politics, Ideology, and Chinese Literature: Theoretical Intervention and Cultural Critique)适足以宣告理论时代的自我期许。以后十年，西方现代中国文学学界将不断看到各种“干预”和“批判”的尝试。 面对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又一次的理论转向，我们应该乐观其成，但也必须保持自觉。我强调所有重要的学术贡献，不分新旧，如果没有理论架构的支撑，不足以成其大。而学术思潮和方法的转换，也必须诉诸理论的辩难和思维的刺激才能够推陈出新。也正因为如此，我以为尽管九十年代以来西方中国现代文学界众声喧哗，挟洋以自重者多，独有见地者少。从后殖民到后现代，从新马克思主义到新帝国批判，从性别心理国族主体到言说“他者”，海外学者多半追随西方当红论述，并迅速转嫁到中国领域。上焉者一秉“拿来主义”策略，希望产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颠覆效应，下焉者则是人云亦云，而且游走海内海外，一鱼两吃。究其极，理论干预成了理论买办，文化批判无非也就是文化拼盘。如此的西学中用在一个号称中国可以说不的时代，毋宁充满反讽。 我必须再次强调，这样的观察不是对理论的否定，而恰恰处于对理论的热烈期望；不仅是对学界同僚的观察，也是反求诸己的省思。毕竟理论和批评的第一课就是打破我执，活络对话，开拓辩论空间，而且与时俱进。 其次，九十年代以来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早已经离开传统文本定义，成为多元、跨科技的操作。已有的成绩至少包括电影(张英进，张真，傅葆石)，流行歌曲(Andrew Jones)，思想史和政治文化(Kirk Denton)，历史和创伤(Yomi Braester〔柏佑铭〕)，马克思和毛泽东美学(刘康，王斑)，后社会主义(张旭东)，“跨语际实践”(刘禾)，语言风格研究(Edward Gunn〔耿德华〕)，文化生产(Michel Hockx〔贺麦晓〕)，大众文化和政治(王瑾)，性别研究(钟雪萍)，城市研究(李欧梵)，鸳鸯蝴蝶和通俗文学(陈建华)，后殖民研究(周蕾)，异议政治(林培瑞)，文化人类学研究(乐刚)，情感的社会和文化史研究(刘剑梅，李海燕)等。与此相应的是文化研究的大行其道，试图综合不同人文社会学科的方法，对中国社会文化转型，做出全面观察。在所有这些议题中，以电影或广义的视觉研究所收到的注目为最。 相对于以往以文本、文类、作家，时代是尚的研究方向，这些琳琅满目的议题无疑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注入了源头活水。毕竟“文学”作为一种学科研究的对象始自二十世纪初期，是一项现代“发明”，它的定义和范畴的转换因此无可厚非。但换个角度来看，所谓的文化研究也不无历史因缘。在很多方面，它让我们想起半个世纪以前夏氏昆仲和普实克等人自不同角度对文学与文化、文化与社会互动关系的强调。风水轮流转，经过了新批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以语言为基准的理论世代，新一辈的批评者转而注意文学和文化的外沿关系。比如性别、族裔、主体、情感、日常生活、离散、国族、主权、霸权、帝国等等话题，又成为津津乐道的话题。一九九八年美国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杂志(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改名为《现代中国文学和文化研究》杂志(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也说明了这一新的取向。 这样百花齐放的研究方向来自一个跨领域研究的理想。越界、旅行、跨国(cosmopolitanism)等政治/文化地理的观念因此得以落实在学科的合纵联合上。跨领域研究的优点不言自明，它能活络各行间的对话，也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所谓“再现”和“代表”(representation)的政治。所谓的“再现”和“代表”，指的不只是艺术媒介对事物的诠释和呈现，也是经由艺术媒介对身份、学科、社团、方法，立场呈现的认同(identification)和否认(disavowal)的机制。识者已经指出，跨领域的文学文化研究所带来的“再现”辩证，每有操之过急之虞。在批判、抹销已有的文学研究领域、身份、方法、立场的同时，部分研究者未必能够充分掌握其他学科的脉络章法。研究所得或是浮光掠影，或是眼高手低。当人人都自认占据边缘，或随时准备跨越活动，非但不能“呈现”或“再现”议题的复杂性，也更失去了代表或批判某一领域的辨证力。 西方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第三个方向可以见诸对有关历史论述的重新审视。以往文学史研究强调经典大师的贡献，一以贯之的时间流程，历史事件和文学表征的相互对照，所谓的“大叙述”(master narrative)于焉形成。上个世纪末以来的文学史研究则对这一“大叙述”的权威性提出质疑。除了当下政治因素使然外，在理论方面，后现代的诸多历史观——从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谱系学(genealogy)到德理达(Jacques Derrida)的解构说，再到怀特(Hayden White)等人的后设历史(metahistory)，新历史主义，以及新马克思主义学者杰姆逊(Fredric Jameson)的“永远历史化！”(Always historicize! )的呼吁——都生深远影响。在中国语境内，八十年代末以来“重写文学史”的号召，对毛文体的批判，还有以海外为视野的离散、边缘史观，尤其落实了理论的地缘意义。 据此，我们看到对胡风、路翎的重新定位(Kirk Denton，舒允中)，对写实现实主义的再批判(Marston Anderson〔安敏成〕，王德威)，台湾和香港的文学史意义(张诵圣，Akbar Abbas)，晚清文学现代性的省思(王德威，Theodore Huters)，被忽略的文类如散文，报道文学的探讨(Charles Laughlin〔罗福林〕)，还有“上海摩登”的再发现(李欧梵，史书美)，不一而足。 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对“现代性”的探讨。有关现代性的论述，由最基本的创新欲望到乌托邦(或是误托邦)想象，所在多有，不需在此重复。但在层出不穷的论述之余，我们对现代性的对立面——历史性——的辨证，仍显不足。“历史”在文学批评语境里永远是个大字，但过去二十年来有关历史性的讨论，或被后现代论说解构成不可承受之轻，或被左翼论述持续包装成最后的天启圣宠，以致不能有更具创意的发现。 历史性不只是指过往经验、意识的累积，也指的是时间和场域，记忆和遗忘，官能和知识，权力和叙述种种资源的排比可能。目前学界强调历史的多元歧义现象，多有共识。相对以往的意识形态挂帅的一家之言，这无疑是一大跃进。但这所谓的多元歧义，一样可能是空洞的指涉，有待填充。所以这应该是问题的起点，而非结论。海外现代文学学者在借镜福柯的谱系学考古学、巴赫金(M. M. Bakhtin)的众声喧哗论，或是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寓言观末世论等西学，不落人后，但对二十世纪章太炎既国故又革命，既虚无又超越的史论，或是陈寅恪庞大的历史隐喻符号体系，王国维忧郁的文化遗民诗学，并没有投注相等心力。而当学者自命后殖民研究、帝国批判的先锋时，又有多少时候不自觉地重复了半个世纪以前反帝、反殖民的老牌姿态呢？就理论发展而言，这仍然是不平等的现象。 在目前快速交汇的学术领域里，我们不必斤斤计较各种理论的国籍身份，但既然奉中国之名，身在海外的学者就不能妄自菲薄，仅仅甘于“西学东渐”的代理人。正因为现代的观念来自于对历史的激烈对话，“现代性的历史性”反而成为任何从事现代研究者最严肃的功课。归根究底，既然讨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或后现代性，我们就必须有信心叩问在什么意义上，十九、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发明可以放在跨文化的平台上，成为独树一帜的贡献。这未必全然是乐观的研究，因为在任何时代，任何文明，各种创造接踵而至，有的不过是昙花一现，有的是新瓶旧酒，有的证明此路不通，而最新颖的发明往往未必就能为当代或后世所接受。因此谈现代性就必须谈在绵密的历史想象和实践的网络里，某一种“现代性”之所以如此，或不得不如此，甚或未必如此的可能。 明乎此，在审理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成果时，我们可以有如下的论题：西方理论的洞见如何可以成为我们的不见——反之亦然？传统理论大开大阖的通论形式和目前理论的分门别类是否有相互通融的可能。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中西古今的壁垒可以被重新界定，中国文学论述的重镇——从梁启超到陈寅恪，从王国维到王梦鸥——可以被有心的学者引领到比较文学的论坛上？ 如前所述，目前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多样的发展值得继续鼓励。在此之上，也许仍有三个方向值得有心学者，不论是海内或是海外，共同贯注心力。 第一，有关现代文学批评的批评。过去一个世纪对于中国文学的批评，甚或批判的声音当然不绝于耳。甚至有一个时代批评的威胁如此之大，甚至及于身家性命。但是如果我们能将眼光放大，不再执著“批评”和“理论”所暗含的道德优越性和知识(政治)的权威感，而专注于批评和理论所促动的复杂的理性和感性脉络，以及随之而来的傲慢与偏见，应该可以为一个世纪以来的批评热做出反思。 第二，文学和历史的再次对话。文史不分曾经是传统学问的特征，也曾经受到现代学者的诟病。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理论、批评热潮之后，借着晚近中西学界对历史和叙述，历史和想象的重新定位，文学应该被赋予更多与史学对话的机会。以文学的虚构性来拆解大历史的神圣权威，以历史的经验性来检验、增益文学创造和文学理论，已经是老生常谈。文学和历史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应该是建构和解构文学(后)现代性的最佳起点。 第三，打开地理视界，扩充中文文学的空间坐标。在离散和一统之间，现代中国文学已经铭刻复杂的族群迁徙、政治动荡的经验，难以用以往简单的地理诗学来涵盖。在大陆，在海外的各个华人社群早已经发展不同的创作谱系。因此衍生的国族想象、文化传承如何参差对照，当然是重要的课题。 海外学者如果有心持续四海一家式的大中国论述，就必须思考如何将不同的中文文学文化聚落合而观之，而不是将眼光局限于大陆的动向。而乐于倡导“边缘政治”、“干预策略”、“跨际实践”的学者，不更应该跨到当今理论领域以外，落实自诩的论述位置？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和历史发展曲折多变，理应反映在文学理论的发展上。身在海外的中国文学学者既然更多一层内与外、东与西的比较视野，尤其可以跳脱政治地理的限制。只有在这样的视野下，才能激荡出现代性的众声喧哗，也才能重画现代中国文学繁复多姿的版图。 注释： ①题目系编者所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