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表于《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1期 一、前言 瞿秋白的游记写作是一次成长和抉择的仪式。他那两卷新俄国游记――《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实际上也是他投身左翼革命的门坎。本文尝试透过细致分析这两本游记中所包含的独特的乌托邦想象，借此阐明五四现代性论述对「真理」的独特构想。以下一节，我们首先以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的观点，点出旅行跟乌托邦想象的关系，并进而说明福柯(Michel Foucault)所提出的异托邦(heterotopias)概念，如何帮助我们分析瞿秋白游记中独特的乌托邦想象。本文第三节则会进一步探讨瞿氏在远赴苏联以前，其思想里所包含的乌托邦冲动，并阐明这种乌托邦冲动如何影响他作出前赴苏联的决定。而第四节则会以文本细读的方式，阐明瞿氏游记中的异托邦逻辑，并最终点明五四现代性论述的「真理」概念跟异托邦想象之间的关系。 二、乌托邦和异托邦的空间游戏 不同于穆尔(Thomas More)式的乌托邦典型，瞿秋白在《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中展现了一种另类的乌托邦想象。因为瞿秋白在游记中所描述的苏联并非乌有之乡，而是一个实在的地方。而且瞿秋白在游记中并没有回避苏联是一个充满着苦难的「饿乡」这个事实。因此，虽然夏济安在《黑暗的闸门》(The Gate of Darkness)中有意指瞿秋白盲目崇拜苏联，但他却只能轻描谈写的说一句：「苏联就是他(指瞿秋白)的许诺之地(promised land)，能使他实现热切的理想。」由于瞿氏的乌托邦想象的独特性，夏氏无法将之比附于以穆尔为典范的乌托邦典型，以致他只能用「朝圣者」的形象来描述瞿秋白。 我认为，在瞿秋白的游记写作中确实包含着一种乌托邦想象，但这种乌托邦想象并不是穆尔式的，而是洪席耶在《人民之地的短暂航程》(Short Voyages to the Land of People)一书中所论述的旅行者乌托邦。他认为，在旅行的异乡人的凝视(gaze)之下，新天新地的形象会随着他步履的节奏诞生和消逝。这并不单纯因为异乡人开始懂得某种语言，或因为其实际经验唤醒了他的凝视。洪席耶所展开的旅行论题，不同于一般从实证知识和理性政治对现实的建构这类框架出发所展示的现实经验，他所关注的是在海市蜃楼或乌托邦式疯狂中所开启的轻微的出神状态。对他而言，真正的乌托邦经验是事物本身所提供的无言的见证，这才是词与物真正统一的时刻。在出神状态中，异乡人坚持其凝视的好奇心，移置其观看的角度，重新构设把言词和形象结合起来的方式，模糊了地方的确定性。如此一来，这种出神状态唤醒了存在于我们身上的力量，这种力量让我们在一般被理解为现实的地方和路径的地图之上成为一个异乡人。这种力量让我们以一种新的、陌生的视角把词与物重新搭配起来。 瞿秋白在他的苏联之旅中不断遭遇事物本身所提供的无言的见证。他不断变换自己理解和观看事物的视角，力求寻找一种语言解释自己所看到的一切景象，但却一次又一次无功而还。在整个旅程中，他一直受着病魔和心灵苦闷的折磨，在各种身体和心理的异常状态中不时进入出神状态，并在这种状态中不断转换理解自身和世界的视角。他不但以一个真实旅行者的身份成为异乡人，更在自我怀疑的过程中成了自身内在的局外人。他在《饿乡纪程》中便这样说： 如此孤独寂寞，虽或离人生「实际」太远，和我的原则相背，然而别有一饿乡的「实际」在我这一叶偏舟的舷下，――罗针指定，总有一日环行宇宙心海而返，返于真实的「故乡」。 在环游心海的过程中，瞿秋白最终进入了洪席耶所说的乌托邦出神状态，成了自身的局外人。 虽然洪席耶在《人民之地的短暂航程》中分别以专章分析了华兹华斯(Wordsworth)、毕希纳(Buchner)和里尔克(Rilke)的旅行文本，但他却没有对其独特的乌托邦想象模式作进一步的系统阐述。因此，为了进一步分析瞿秋白的游记，我们必须借助福柯有关异托邦的分析框架。 福柯最早在1966年出版的《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 中提出异托邦这个术语。他从语言和经验之间关系的角度入手，讨论了乌托邦和异托邦之间的分别。其后，福柯在1967年发表了一个题为〈论异度空间〉(“Of Other Spaces”)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他进一步发展了异托邦这个概念，并将之应用到对空间想象的分析。他在这次演讲也有谈到乌托邦，认为「乌托邦是没有真实地方的地址(sites)。……它们以完美的形式呈现社会，或者社会被颠倒过来，但无论如何，这些乌托邦基本上是非真实的空间。」相对于这种以直接或倒转的方式与真实社会空间相近似的乌托邦，福柯把异托邦理解为一种类似于反地址(counter-sites)的真实地方，它们是被搬演的乌托邦(enacted utopia)。在文化里所有其它的真实存在的地方，都会同时被这种反地址所呈现、抵制和倒转。由于这些反地址极具特异性， 纵然我们能在现实中标明它们的位置，这些地方却始终被理解为外在于一切地方的地方。 然而，究竟这些异托邦指涉着哪些真实存在的地方呢?福柯在演讲中谈及19世纪以来现代的异托邦特点时提到了一系列的例子，它们包括养老院、精神病院和监狱等。福柯把这些现代异托邦称为「偏差的异托邦」(heterotopias of deviation)，因为它们都是用以安置那些偏离了社会规范的人群的地方。但福柯所举的异托邦的例子却不仅于此，他也举了一些与旅行和流徙有关的例子。比如，直到20世纪中叶，西方仍然保有一个叫「蜜月旅行」的传统，年轻女性的落红只能在「无处」(nowhere)发生，并且，当它在火车上或蜜月旅馆中发生的那一刻，的确是在这种无处的地点里，这种异托邦没有任何地理标记。又例如他在演讲的结尾把船作为异托邦的极致表现。他指出，船是空间的浮动碎片，是没有地方的地方。它既自我封闭又被赋予了大海的无限性，是不羁想象最伟大的储藏所。「在没有船的文明里，梦想会枯竭，间谍活动取代了冒险，警察代替了海盗。」可见福柯所说的异托邦不但包括了偏差的地址，也包括与旅行有关的无地之地(placeless place)。 事实上，在《饿乡纪程》中，火车这一背景正好构成了这种无地之地的异托邦。火车这种现代大型交通工具，把不同国藉、不同社会阶层和分属于不同地址的人群都移置到同一个无地之地里，如此一来，火车便成了一个对社会里其它真实地址的同时再现和倒置的地方。对此，瞿秋白是有所感悟的，并把这种感悟展示在《饿乡纪程》第一章对候车室和车厢里人群的描写之中。 此外，我们也不难发现，正是在《饿乡纪程》叙写的火车之旅中，瞿秋白开始重新审视和反省自身的生存环境和自己赴俄的决定，正是在这片无地之地里，他开始产生自我怀疑，并成了自己内在的局外人。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瞿秋白从一开始便把苏联喻作「罚疯子住的地方」，这一空间想象隐然对应于福柯所说的现代的「偏差的异托邦」。在本文第四节中，我们会进一步探讨瞿秋白这一空间想象所包含的异托邦逻辑。然而，在回到有关异托邦的讨论之前，我们得先探讨瞿氏在赴俄以前，其思想里所包含的乌托邦冲动，并说明这种乌托邦冲动如何影响他作出赴俄的决定。 三、自杀与乌托邦冲动 在《饿乡纪程》中，瞿秋白借用了管同的「饿乡说」，以比喻自己前赴苏联的心情。夏济安在讨论这个比喻时认为，这是传统儒家精神的崇高理想的表现。 然而，除了这里所说的传统儒家精神以外，在瞿秋白远赴苏联的崇高理想背后，实际上也隐含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想法、空想社会主义的信仰和佛家的思想。 在《饿乡纪程》的首三章里，瞿秋白叙述自己赴俄以前向亲友一一道别的过程，彷佛他这次一去，便要断绝尘缘，不再回来。 他说：「我这次『去国』的意义，差不多同『出世』一样，一切琐琐屑屑『世间』的事，都得作一小结束，得略略从头至尾整理一番。」 在第三章中，瞿秋白谈及了他堂兄瞿纯白遏力反对他赴俄，认为他是「自趋绝地」。对他堂兄的劝阻，瞿秋白的想法竟是「我却不是为生乃是为死而走」。他认为自己在北京住的四年，虽然都是在兄嫂的庇护中渡过，但他自己「被『新时代的自由神』移易了心性，不能纯然坐在『旧』的监狱里」，因此无论堂兄如何劝阻，他自有自己的想法，不肯屈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