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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传播学派中的“巴罗阿多学派”在其提出的理论假说中指出：“传播活动……有两种语言，一种是说的语言，一种是讯息的语言。一种是功利性、经济性交换的手段，要求肯定性、迅速性、单义性，要服从经济秩序以便进行服务和商品交换；另一种是开拓一个可以分享的模糊的文化空间，是世界观，表达了人的文化属性和人对这个世界的象征交换关系。” 1 进入 1990 年代以来，大众传播在中国的发展，经济利益的驱动因素日益突出，媒介经营的产业化方向渐趋明晰，传媒变革成为市场经济建设、新经济秩序建构中一个举足轻重的环节，并且与政治制度变革密切相关。与此同时，大众传播对文化领域产生了空前的影响，催生出以大众文化的兴起为标志的新的文化空间，“人的文化属性”和人对世界的“象征交换关系”因此而发生变化，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传播的结构性转型因此而产生。在此过程中，“可以分享的模糊的文化空间”，其丰富而混杂的内涵当然需要不断被提示出来，为此，一个重要的工作即是对大众传播媒介的产品及媒介自身作用、运作方式进行理性思考和价值评判。具体到文学，当发行量、码洋、收视率、点击率、版税、稿酬、版权交易，不断涌上文学传播的前台的时候，文学所包含的精神、思想、情趣等无形之物，以及其与当代的社会意识、思想观念之间的多方面联系，客观上呼唤着文学批评以冷静、理性的眼光将文学心灵的价值从单一的商业价值中剥离出来，将精神的意义从非理性的喧腾中拯救出来，将文学的独特性从文化的丰富性中凸显出来。问题是，面对大众传媒的文学批评，其自身也在大众传播主导的文化语境之中，而并非在另一个超然物外的空间里存在，文学批评的声音也要通过大众传媒发出，而无法建立独属于自己的话语频道。那么，文学批评在大众传播格局中是否拥有一席之地？如何拥有一席之地？ 一、媒体批评走上前台 法国学者阿尔贝·蒂博代指出，文学批评行业的诞生是十九世纪诞生的教授行业和记者行业的延长，教授的批评用于总结历史，记者的批评用于剖析现实，二者之间存在着对立和斗争。 蒂博代的说法有其特定的法国历史背景，但撇开其间的宗教因素来看，大体上也适用于中国近现代文学批评的起源和分流。这种区分也意味着学院和媒体这两种不同的批评空间的对峙。以此观之，我们今天所谓学院派批评和传媒批评，实际上是由来已久。二者的对立也许本来是在一种自然的状态中存在，尽管互不相让，可也各得其所；而随着大众传播日益拓展的覆盖面和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学院批评似乎遭遇被“屏蔽”的尴尬，偶尔为人们所注意，也不是在高校讲堂、学术研讨会以及学术杂志上，而是在电视、广播、大众报刊和互联网上。 这种空间的区分，其意义显然不止于物理的层面，即不仅仅是文学批评的载体不同。如果仅仅从言论的载体来看，我国的现代文学开始以来，文学批评就与其他言论一起在作为现代传媒的报刊上发出自己的声音，由“时务文体”到“四大副刊”，到《新青年》，再到《申报·自由谈》，现代报刊成为文化思想启蒙运动的前沿阵地。并且这种思想启蒙也向更具大众传媒性质的通俗文学期刊渗透，像茅盾对《小说月报》的改造，巴金等“新文人”对《春秋》这样的杂志的介入，等等。 但是，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程度、教育普及的程度以及媒介自身运作的商业机制等方面的限制，尚未达到对社会的广泛渗透，大众传播以及大众传播催生的大众文化尚未真正形成，大众报刊媒介上的言论空间基本上可以看作知识分子精英们的书斋和讲堂的扩展与延伸。 及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此后的三十年，传播媒介为文学批评提供的空间，实际上成了政治权力角逐的一个场地，因言得祸抑或以言得势，都在文学批评领域频频发生。 1980 年代，文学批评经历了同政治斗争相剥离的过程，大众传播也开始显示其对公众生活的影响，不管是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很浓的文学批评还是受西方哲学文艺思想以及批评理论启发的新方法热，都表现出对社会热点的积极呼应，并开始更多地通过现代大众传媒发生影响。但是，这时候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所赖以生存的市场经济环境并没有形成，而且就对当下文学的具体批评活动而言，大部分是现代文学研究、文艺理论研究等学术活动的延伸，具有突出的历史感和学理背景。 进入 1990 年代以后，大众传播以其巨大的能量楔入文学批评的空间，形成文学批评的新格局，其突出表征乃是文学批评成为传媒合唱的一个嘹亮的声部。我们看到，电视里的文化类节目、人物访谈、谈话节目，大众报刊（晚报、周末报、都市报、周刊）上的文艺副刊、读书和书评版块、文学专栏、文学报道，以及在 1990 年代最后几年兴起的互联网上各种文学类网页和论坛，等等，成为公众获知文学信息和文学价值评判的主要渠道。在许多从事文学研究和批评的人看来，正是从这里产生出所谓“媒体批评”或曰“传媒批评”，它“在前台占尽风光，人们一般都看不到或者是干脆不屑于去看学理批评的身姿” ，而“随着文艺娱乐版在各媒体版面上的比重的增长和扩张，这种媒体批评实际上已经位居文学批评的‘中心''位置，对于公众变得愈益庞大和具有控制力。这是 90 年代以来新近获得急剧扩展的新的批评形态”， 它对原有的批评格局的冲击之大，表现在文学批评的文本呈现出“一次性消费特征”，批评因为成为“文坛速递”而“速朽” ，“批评主导趋势不再是强化学术品质和理论含量，而是变成一些消息、奇闻和事件。……批评变成制造事端的工具，变成现场的记录者，变成流行的快餐。” 从以上引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媒体在文学批评空间中的这种“前台”和“中心”位置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显然是在比较中给出的，它采用了分边游戏的策略，包含着对文学批评空间的对比 / 对立状况的对抗性构想。这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凸显问题，引起关注，尤其是为学理（学术、学院）批评在获得道义上的同情的同时显示其优越和尊严。但是，当我们充分注意到大众传媒为文学批评提供的空间与其他空间之间的交往与联系时，就不会简单地确认“势不两立”的情况，相反，我们将会看到不同的批评空间表现出的相当程度的一体性，而对这种一体性加以辨析，是我们透视大众传播对当代文学批评产生结构性影响的基础。 二、批评空间的向心结构 如果以大众传媒为中心来对不同空间之间的交往与联系进行考察，那么可以说，文学批评的空间呈现出一个多层的结构。离中心最远的是各级社会科学研究院、文学研究所的学术刊物，各高等院校哲学社会科学类的学报，它们代表着学术的空间层次。这些刊物大都载有关于当下文学的批评和研究文章，这些文章也是写给专家学者同行看的，其发行量极少，覆盖面有限，看起来与大众传媒系统基本处于隔绝状态。但是，对大众传媒来说，这里潜伏着巨大的“学理资源”和“专家资源”，在必要的时候，大众传媒会调用这些资源，达到传媒系统与专家系统的“嫁接”，而实现传媒服务 。其次是专门研究当下文学的理论刊物和行业报纸，它们多为文学机关报刊，更贴近文学在当下的现实，关注当下文学的热点问题、焦点问题、重要作家和作品，这些刊物中刊发的当下文学评论文章相对集中，是最为纯粹的文学批评阵地。其对大众传媒上的批评的斥力也较小，大众传媒则往往直接从这里获取文学批评的人力资源，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许多批评家在行业媒介与大众传媒之间穿梭自如。第三类情况是各种文学杂志上所设的评论类栏目，文学评论在这里虽然是“配料”，但无疑更接近文学的现场，能够较为迅速地跟进文学趣味的变动，加上文学杂志与大众传媒在媒介性质上又十分靠近（有的文学刊物正在努力突破有限的发行范围，加入大众传播系统），大众传媒往往从这里的文学批评获得关于文学的最新行情，甚至直接以之进行自身关于文学的议题设置。 我们可以将这个多层的空间看作一个以大众传媒为中心或者说原点的向心结构，它由包含着方向相反的两股力量的合力构成，即向心力和离心力。上述三种情况中的每一个都具有作用于原点的离心力，如果其离心力大于原点的向心力，那么它就会从结构中逃逸，向心结构就会崩解。如果离心力和向心力相等，那么合力为零，它们会处在相对静止的状态，多层结构的空间区隔分明，虽相安无事但也因毫无生机而陷入死寂之中。向心结构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原点的吸附力和指向原点的向心力大于离心力，从而原点会以加速度运转。正如我们上面分析的，处在原点的大众传媒的运作不断吸纳着其他层次的资源，强化着指向自身的向心力，确保着大众传媒系统的加速运转。 不仅如此，这个空间结构中的各个层次都在试图向原点借力，从而维系着这个空间。拿离原点最远的学术空间层次来说，如果它真的与大众传媒系统处于隔绝状态，那么它就会从这个向心结构中摆脱出来，而实际上，学术的空间层次则表现出对大众传媒的趋赴。颇能说明这一点的是，某些高校将教师在电视上露面——做佳宾、当主持、开讲座折算成定岗、晋级的考评分数。最极端的情形是，即便是来自学术界的激烈批判和否定大众传媒的“斗士”，往往也是通过大众传媒确立其形象的。就当代文学批评领域来讲，其中的专家学者、权威人士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大众传媒的“身份授予”之功，用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的说法，他们由此将文化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 。至于上述第二和第三个空间层次，则更加有意识地借鉴大众传媒的方式，如开辟批评家专栏、设立栏目主持、汇集文坛资讯、刊载作品印象、点评，等等。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当大众传播楔入文学批评空间的时候，建构了批评空间的新的一体性，这也从一个方面表明，“将学者文化与大众传媒文化进行对照并将他们从价值上对立起来，这种做法是毫无用处且荒诞不经的。” 即便是在最远离大众传媒的空间层次，学界的浮躁在精神氛围上与大众传媒也表现出相当的一致。所以应该警惕的是，将大众传媒视为文学批评失范的终极原因，而因此忽略文学批评整体的症状。汤林森在论述文化帝国主义问题时指出：“媒介是最明显的一个目标，因此也就是最为公众所熟知。但这也正是危险之处，由于媒介是那么触手可及，我们也就可能认为媒介的种种问题正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实质问题，殊不知媒介问题只是更为深层结构文化过程的指标而已。” 同样，我们对大众传媒格局下的文学批评空间的描述，不应将任何问题归结为大众传媒的存在，而应逼近时代的更为深层结构文化过程。 三、批评的活力与困境 一个来自学院体系的批评家，当他出现在电视节目上的时候，他显然无法按照课堂授课的方式面对观众，更不可能按照他的论著或论文方式发表评论，他在电视媒介的作用下意识到需要调整策略，如果他调整的不够好，电视编辑会在后期制作中对他的评论进行编辑——删节、调序、配上音像资料背景，等等。于是，专家对媒介的介入实际上变成媒介对专家的重塑，媒介的功能在悄然作用于文学批评的方式和内容。传播学家 麦克卢汉从传播媒介的功能角度提出的“媒介即讯息”的论断，启发我们对媒介功能的关注，他指出：“所谓媒介即讯息只不过是说：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对人的组合与行动的尺度和形态，媒介正是发挥着塑造和控制的作用。” 当我们考察 大众传播对文学批评空间的影响时，应该看到大众传媒所发挥的不仅仅是载体作用，而且更是由此而产生的空间结构的功能与规则的作用。就像足球比赛的场地一旦划定给出，必然伴随着一系列规则：端线、中场、发球弧、禁区，等等。对这些或隐或显的规则的分析，当有助于我们揭示大众传媒建构的一体性的具体内涵。 大众传媒的规则和特性首先表现为对文学批评主体的选择和建构。在 1980 年代的文学批评活动中，有学院和科研机构工作背景的人员，构成了当下文学批评的主力阵容，而到 1990 年代，这一阵容发生了分化。一些人远离了当下的文学现实，遁入更为纯粹的学术领域，甚至告别了文学。另一些人则携带着在 1980 年代形成的名声和影响力，介入到当下的文学批评，与大众传媒发生亲密而频繁的接触，以“公共知识分子”的姿态和身份对公众发言。我们可以看到，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教授学者们，身影活跃于报纸的读书版面、文化新闻、电视相关栏目和网络论坛上；他们的名片被各路大大小小的文学记者、编辑、出版商们小心收藏，他们随时会被邀请到作品研讨会上，被约请撰写评论，参与媒介选题策划、书刊宣传，接受记者采访；他们在这些活动中传播批评理念，提供关于当下文学的价值判断，引导读者对文学的消费，从而成为沟通大众传媒与“小众”学术之间的桥梁。除了专家学者，不可忽视的是文学新闻记者、编辑、出版商，他们虽然一般没有直接发表形式标准的文学评论，但通过对文学生产和消费过程的介入，在文学价值评判和价值导向上同样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有的时候，可以称之为“准评论”的东西从他们这里产生，文学记者从追赶文学潮流变成引领文学潮流，文学编辑从幕后为人作嫁走向前台指点江山，他们往往因为同时具备文学中人与传媒中人的经历，既对文学有极强的现场感，又对传媒有自觉的适应能力，能够对大众传播语境下的文学作出敏锐及时的判断。可以说，专业的批评家（教授、学者）联合刊物和图书的文学编辑、传媒文学记者共同营造了文学批评空间。 大众传媒对文学评论的构成的影响和制约最直观的表现还是言说方式。作为社会各种信息的中介，大众传媒要求尽可能地接触最大数量的受众，所以，它必须尽可能地采用人们容易理解的书写方式或表达方式。正如传播学研究者所指出的，一篇报纸的社论要做的声明可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但是，要是这篇社论写得只能被大学以上程度的读者看懂的话，那么它将失去 80% 以上的读者。 因此，大众传媒所期待的文学批评，是通俗易懂、直截了当的批评。进入 1990 年代以来，大众传媒上活跃着的批评，刺激了诸如随笔、札记、印象、书评、书话、谈话、访谈录之类的批评文体的广泛采用，它们不仅成为大众报刊和图书出版中受欢迎的方式，也在专门的文学批评报刊和文学杂志上大量出现。同样，适应于大众传媒尽可能接触最大数量受众的需要，那种富于刺激性和冲击力，耸人听闻、吸引眼球的语言方式受到极大的鼓励，其极端便是所谓“酷评”和“艳评”的走俏。相应的，文本细读、微言大义式的批评，长线的、历史总结式的批评，注重学理规范、讲究技术法则的批评，则无可逆挽地受到大众传媒的排斥。设想这样一种批评文本：关于一个女作家的评论，先介绍他人对这个女作家已经研究到了什么程度，再把她放到女性写作的历史或文学史中确立其位置，并且要阐明采取什么方法研究这位女作家，然后才开始进入正题。可以肯定的是，没有哪一家大众传媒会刊载这样的文章。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学院批评的语言方式在其产生的过程中与传媒格格不入，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但是，当它或主动寻求大众传媒的关注或被动地被大众传媒捕获与吸纳的时候，往往会经由大众传媒一系列的“改写”、“翻译”，而或快或慢地进入大众传媒的表意系统；而这时候批评为自身的凸显和流行付出的代价是歧义、误解和曲解的衍生。 与追求通俗易解相联系，大众传媒因其对公众吸引力的永无止境的追求，发展出对新异奇特的无尽癖好和偏嗜。这对文学批评在对象选择上产生了制约和影响，其突出的表现之一是，文学批评与批评对象之间的时间距离趋于缩小：作品一经问世甚至还没公开出版，文学事件刚刚发生甚至还没有发生，即有评论像抢早市一样迅速跟进。与此相应的是， 1990 年代批评界对文学现象的命名之频繁更新，到了疲于奔命的程度，这不仅体现在一系列以“新”、“后”做前缀、“代”做后缀的概括中，也体现在对紧跟时尚的写作概念的推举中。前者如“新生代”、“新状态”、“新人类”、“新新人类”、“后先锋”、“ 70 后写作”、“现实主义冲击波”，等等；后者如“小女人散文”、“中产阶级写作”、“小资写作”、“美女作家”、“反腐小说”、“行走文学”、“低龄写作”，等等。应该注意到，这些概念并非都是大众传媒率先炮制，而是在专业领域提出，因为契合或者迎合着大众传媒的方式而很快流行开来。另一个突出的表现是，文学批评往往对文学事件的关注超过了对文学作品的关注。大众传媒出于其自身的特点，对越出常规、新鲜奇特、具有冲突性和戏剧性的事件总是青睐有加，对文学事件也不例外。像三毛自杀，顾城杀妻后自杀，“马桥风波”，“顽主”挑战“大侠”，“长江读书奖”事件、“二余之争”，各种文坛官司，等等。这些事件和现象当然也应该得到文学批评的关注，但是，批评的声音一旦要在大众传媒发出，便往往会为大众传媒所限定，总是在传媒所设定的框架内进行。一方面，大众传媒通过对批评的选择而使之成为炒作事件的手段，它往往鼓励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偏激、片面的批评声音得以传播，而与其不一致的声音则遭到删削或者忽略。 另一方面，大众传媒对文学事件或者现象的报道，对作家作品的聚焦，也对批评家们对批评对象的选择产生了微妙的影响。尤其是当大众传媒有意识地设置某一议题的时候，密集的信息传播往往产生“我不能决定你怎么想，但我可以决定你想什么”的效应，那些吸引和占据了社会公众视听的热点、焦点，实际上也极容易刺激起批评的欲望，因为这样似乎能够使批评对当下文学充分地介入，并且迅速地生效。 大众传媒以其自身的规则所产生的上述影响，对文学批评来说并非毫无积极意义。它对那种刻板的、学究式的批评是一种有力的反拨，激发出一种尖锐泼辣、活跃轻灵的文体风格；它作为一种批评策略和战术，使批评通过大众传媒走出象牙塔而面对大众成为可能；它促使批评对文学现实保持应有的敏感，迅速地作出反应。如果我们将长线的、有稳固对象的学院派批评比作固定靶赛，那么，适应大众传媒特性的批评则更像是移动靶赛，后者在难度上并不逊于前者。也就是说，上述影响给文学批评带来的危机不是表意策略的通俗易懂抑或高深莫测；真正的危机是意义的匮乏或丧失。对大众传媒要求的通俗活泼的语言方式的顺应，可能导致文学批评在产生快感的同时将快感作为目的，而未能将其作为接近和通往批评对象并生产出意义的途径，文学批评成为即时消费、即用即弃的别一种“创作”。对大众传媒的新闻时效性和新鲜性原则的顺应，文学批评与对象之间时距的缩短，对时间刻度标示出的“新”的追奉，则可能导致文学评论作为“时评”，而放弃对恒久的精神价值的关注和丧失对和美学趣味的敏感。而传媒先于文学批评提供甚至规定了批评的对象，为后者省去了寻找与发现的过程，同时也动摇着批评的独立与公正，从而销蚀批评应有的批判精神。 四、功能转换与价值迷失 进一步看，文学批评的意义危机突出地表现为文学批评功能的削弱，也就是说，文学批评难以发挥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作出价值评判的作用。文学批评的空间并非孤立自足，而是置身于同时代的文学 / 文化空间之中，同经济秩序、政治生态密切关联。从文学 / 文化的角度看，与 1980 年代相比，进入 1990 年代后文学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它不再是引发和折射思想事件甚至政治事件的场所，不再是社会公共空间建构的重要方式，涵括文学并在文学中得到反映的文化状态由“共名”走向“无名” 。这与整个社会的急剧变化有着复杂的关系，大众传播是其间最为突出的因素。大众传播的迅猛发展及其催生出的大众文化兴盛，一方面既是社会变化的结果，譬如市场经济的推进，媒介产业化政策的拓展，权力运作的公开化程度相对提高，等等，另一方面也是这些方面的社会变化的助动器。在此过程中，大众传媒无往弗届的覆盖，部分地取代文学在公共空间建构中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与此同时，大众传媒将文学纳入到其娱乐功能的实现——满足社会公众的文化接触和消费需要、提供个人休闲和逃避的途径。 至于文学批评，大量的生产，需要大量的消费，大量的消费需要大量的劝服，大量的劝服依赖的正是大众传媒。这是现代工业生产与传媒产业的逻辑联系，文化的生产与消费就其经济利益的实现过程而言，也概莫能外。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在谈到大众文化产业中的知识分子问题时指出：“大众文化产业，正因为它是一种产业这个明显的事实，最关心的是销路。产品必须打入市场。在正常活动过程中，销路的要求优先于所有其他考虑。大众文化产品的生产者私下里也许和其他人一样十分关心美学价值与人类显示，但是，作为生产者的角色，他们必须首先考虑商业利润。” 当文学批评被纳入大众文化的生产 / 消费的链条中的时候，它便或自觉或不自觉地尊从“销路优先”的原则。在当代中国文坛上，我们并不陌生这样的情形：一部作品出来，接下来是新闻发布会，作品研讨会，组织书评，等等，这些都是需要文学批评的地方，或者说用得着文学批评家们的地方；更重要的是，这些活动必得有大众传媒的关注。大众传媒在确认批评家身份的同时，又将他拉入“身份授予”的活动之中。如果说媒体像一个旋转的舞台，那么批评就充当了这个舞台上的追光灯，光源来自舞台背后观众以言无法看到的所在，灯光打在谁身上，谁就赢得了观众的瞩目。在这个过程中，重要的不是产品本身的价值判断，而是大众传媒的关注程度如何，传媒关注的程度决定了生产者社会身份的高低，从而决定了其产品的销路。当文学批评进入大众传媒的信息传递系统，作为文学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桥梁和纽带的时候，商业利益必然地渗透进来，模糊乃至消解文学的价值判断。美国学者黛安娜·克兰在《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中，援引奥曼的研究成果表明，《纽约时报书评》的评论在一本书得以畅销的过程中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书评对评论对象的选择与投放广告的出版公司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也就是说，文学批评的价值判断实际上被先于它和外在于它的经济利益的链条所决定，于是批评被仪式化、表面化。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批评空间在被大众传媒凸显和扩大的同时，也在被经济利益共同体分割、挤兑、压缩和利用，而在实际上成了一个非常虚幻和脆弱的表象。 文学评论自身的价值评判功能的萎缩，在 1990 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中有着触目的表现：某个平庸的作家突然间大红大紫，众多评论家将高规格的词语和句子都堆放在对他的评论之中，好像在为自己曾经错过了天才而竭力补过；某部缺乏创造性而只是善于借势用力的小说，被出版商设定为畅销书，书一出来便有批评家冠以“理想主义”、“扛鼎之作”的评语，在各种大众传媒上传布开来；某部乏善可陈的话剧居然能在北京连演数十场，获得可观的票房收入，其秘诀在于一批专家学者把它抬到了可以跟老舍《茶馆》相媲美的高度……文学批评于是成为其他利益主体与大众传媒为了商业价值而进行炒作的一个常规手段。对此，有学者非常清醒地指出：“炒作并不承诺和保证对于批评的责任，但它能够极度充分地利用批评的形式。……在这种情势下，文学批评很难做到不为所动，始终如一地保持自身的情形和独立会变得十分困难，而身不由己地随波逐流却是最常见的现象。炒作的可怕之处在于，它能够造成一种既定而强大的事实，这种事实将剥夺你的怀疑能力，逼你缴械，甚至将你一同席卷进去。你在为虎作伥却又根本不能自觉。于是，文学批评沦为一种话语工具，它的丰富性和多元性消失了，单一的目标主宰了它的价值取向。” 在大众传播的格局中，文学批评在价值判断的功能遭到削弱的同时，面临的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它所持守的价值尺度陷入暧昧不明、恍惚无定的状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大众传播的发展和大众文化的兴起促生了多义、矛盾的价值空间：有的着眼于文化民主的取向，看到大众文化对过去的政治意识形态独断和文化专制的颠覆性，譬如王蒙对王朔的赞扬 ；有的看到其对世俗物欲、商品经济的追逐，痛心于精英文化地位的动摇和文学的精神价值的丧失，譬如王晓明等对“人文精神”的呼唤 ；还有的则持有双重标准，即在意识形态的纬度中肯定大众文化，但是又站在精英文化的立场上对其文学趣味和艺术性予以贬低，譬如李泽厚对王朔作品的看法 ，等等。应该说，这里显示出的价值多元化是历史的进步，如果每一“元”都得以坚持和贯彻，从而形成价值观的碰撞、交流、博弈，谋求尽可能大的公共空间，那将是最理想的状态。 然而，文学批评领域却出现了在文化价值多元化的名义下将价值相对性推向极端的价值观。充分注意价值相对性的批评观，对独断论不言而喻是有力的冲击，为处于弱势和边缘的文化和文学形态争取到获得表达自身的权利，开掘出文学存在的丰富的可能性。然而，当这种价值相对性被绝对化之后，它便走向了反动。它抹煞了批评的批判性和否定性特质，而一味地用肯定句描述文学的存在，从而导致了另一种独断论，即在价值论的层面认可“一切存在的即是合理的”。你只要留意就会看到这样的情形：有批评家昨天还在为小资写作摇旗呐喊，今天却大谈要为无产者写作；有批评家在一个场合痛心于文学写作没有灵魂，在另一个场合却在为物欲大声辩护；有批评家一面肯定非主流、民间性，一面又转过身去高唱主旋律……这种没有价值尺度的价值尺度，没有立场的立场，除了透现出文学批评主体精神的虚无状态，也暗合着大众传媒的商业化原则，即按照供需平衡的原则，什么好卖卖什么，什么时新走俏卖什么，名利的回报至关重要。只要有市场需求，只要能占领市场，二流、三流的作品也可以包装成一流作品，平庸无奇之作也可以夸耀成传世杰作。反过来也如此，如果没有市场，杰作也会视为垃圾；而为了引人注目、耸动视听，同样也可以将白璧微瑕可以夸大为致命硬伤。没有立场和原则的批评正可以参与到这种游戏之中，并且成为这种游戏的一个组成部分，一切都是策略，一切都是权宜，应时而动和相机而行才是不变的原则，就像在股票交易所里，随时作出抛出和买入的决定。 应该说明的是，当我们试图厘清大众传播对当代文学批评的空间构成所产生的影响的时候，我们应该警惕将文学批评的危机全部推给大众传播负责，就像布尔迪厄所说的：“知识分子的批判力受到摧毁，这不能由记者这个整体来负责。如果说，约束和控制是通过记者才得以实现的话，那么，也是通过记者，通过他们中的某些人才在这里或那里开辟了自由的空间。” 大众传播给文学批评带来新的生机的同时也带来新的制约，如此形成的抗力当是催生真正有效的批评的动力源；任何一种社会情境中都存在着类似的抗力，不同的是具体的结构形式和表现方式而已。可以说，大众传播格局中的文学批评，在以自身的健康状况检测着大众传媒在建立真正的公共空间上所达到的深度；但是，文学批评主体能否承受上述抗力而激发起批评的热情则冀望于批评人格和批评伦理的建设，它意味着文学批评能否承担与反抗我们时代的精神困境。 注释： (01)陈卫星：《西方当代传播学学术思想的回顾和展望》，《国外社会科学》 1998 年第 1 期。 (02)阿尔贝·蒂博代：《六说文学批评》，北京三联书店 1989 年版，第 2 — 5 页。 (03)中国近现代文学中大量存在的通俗文学期刊，性质上无疑最为接近现代大众传媒下的大众文化，但是，这些期刊仍然无法构成大众传播的系统，一方面它们专注于通俗文学，另一方面它们局限在上海（后来延至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其影响所及不出市民阶层，而无法构成现代大众传播所定义的“大众”。这方面的具体情况参见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下卷）·通俗期刊编》，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04)拥有大众传媒并不意味着就进入大众传播的时代，参见张国良著：《现代大众传播学》，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88 —— 95 页。 (05)贺绍俊：《热闹的批评和静悄悄的批评》，《人民日报》 2000 年 6 月 17 日 第 6 版。 (06)王一川：《批评的理论化》，《文艺争鸣》 2001 年 2 期。 (07)张清华、佘艳春：《批评为何速朽》，《长城》 1999 年第 4 期。 (08)陈晓明：《媒体批评：骂你没商量》，《南方文坛》 2001 年第 3 期。 (09)参见陈力菲：《传播史上的结构和变革》，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06 页。 (10)参见鲍亚明主编：《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电视》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11)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 2001 年版，第 107 页。 (12)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14 — 115 页。 (13)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第 33 — 34 页。 (14)参见沃纳赛·佛林等：《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华夏出版社 2000 年 1 月版，第 129 页。 (15)这方面，“马桥风波”可以说是一个突出的个案。 1996 年 4 月，在《马桥词典》被指为对《哈扎尔辞典》的“粗陋的模仿”和“完全照搬”之后，全国四十余家报纸以及《文摘报》、《报刊文摘》刊载了有关韩少功《马桥词典》“剽窃”“抄袭”的文章，甚至中央电视台于 1997 年 6 月 3 日 晚的“文化视点”的节目主持人，也批评韩少功“不能正确对待批评意见”（该栏目后来既是作了更正和道歉）。实际上，并非没有别样的声音出现，只是传媒没让它出现，或者将其淹没。譬如，批评家南帆在此之前和在此过程中，都有对《马桥词典》的肯定性评价，但是，大众传媒置之不理。 (16)参见陈思和：《当代文学史教程·前言》，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17)刘易斯·科塞：《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55 页。 (18)黛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译林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74 — 75 页。 (19)吴俊：《发现被遮蔽的东西》，《南方文坛》 2000 年第 4 期。 (20)王蒙：《躲避崇高》，《读书》 1993 年第 1 期。 (21)王晓明等：《旷野上的废墟 —— 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上海文学》 1993 年第 6 期。 (22)譬如，李泽厚与刘再复在一次谈话中涉及王朔小说时，就表现出这样的矛盾的评价，他说：“现在玩世不恭的时髦所谓痞子文学，可以满足暂时的心灵的虚空，也能撕毁一些假面具，但艺术境界不高，我不太喜欢。王朔的小说毕竟出现在中国的现实土壤上，应该说有其真实意义的一面。”“它（指王朔小说 —— 引者）恐怕属于大众文学范围。我对大陆的“大众文学”的兴趣超过对“精英文学”的兴趣，大众文学乃至大众文化，对僵化的意识形态具有很大的解构作用。”见李泽厚：《世纪新梦》，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版，第 361 页、第 381 页。 (23)皮埃尔·布尔迪厄、汉斯·哈克：《自由交流》，北京三联书店 1996 年版，第 20 页。 《南方文坛》 2004 年第 4 期，发表时署名林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