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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学边界问题的讨论展开以来，认为文艺学必须坚守边界和认为文艺学必须突破边界的论争双方，在看似对立的论战外表之下，又有一个共识的领域。那就是都承认文艺学的边界是不断变动的。随着文学本身的范围的不断改变，文艺学所讨论的问题以及研究方法也在不断变革。 如此一来，这场论争就变成了文艺学的边界应该以什么来划定的问题。坚守边界的一方划出的界线是审美自主性，而主张突破边界的一方划出的界线是文化/文学的开放性。因此，有无边界的问题被转换成了以什么为界线的问题。这两种观点哪一种“正确”呢?如果我们只在这两种中选择一种作为自己的立场，那是很容易的，每一种选择都可以有一套合理的论证来支持。但这场论争的意义远远超出找到一个正确的答案。对于这场论争，我们所应该做的不止于从自身的知识立场与知识储备出发加入其中的一个阵营或找出第三种第四种观点来加入论战，而是应该反思，这场论争的性质是什么?在当代中国的知识语境中出现这样的论争到底意味着什么? 文艺学边界问题的论争，其性质是文艺学学科体制内外两种不同的知识生产方式之间的一场正面交锋。文艺学学科体制是国家教育和科研机构管理下的一种知识生产和传播体系。它的直接的客观存在形态就是教材系统和课程体系(在此为大学文艺学基础课)，以及各大学中文系的文艺理论教研室。在这一整套的知识生产与传播体制中，文艺学作为一门知识也有自己的学科规训。比如，文艺学有一些基本问题，讨论这些问题有其特定的论证程序，而在这些问题当中也有主次之分。“文学本质”问题总是比“诗的节奏”问题“重要”，在学科体系中，文学基本原理(常以“文学概论”课程的面目出现在教学体系中)，又比“西方文论”重要。在教学体系之中，这些学科规训则具体表现为必修课与选修课之分。必修课代表着一个理论体系(包括其话语规则)在学科的主导地位，而作为选修课的知识只能在学科中占有次要和从属地位。中国当代的文学理论研究中，属于文艺学学科体制之内的研究占大多数。教科书话语仍是理论研究中的主流话语。不仅大量的知识生产仍在重复着学科体制设定的那些课题，即使是讨论这些设定课题之外的问题，也往往被教科书化，变成教科书话语体系的一部分，同时也变成学科体制之内的知识生产。这样的知识内容很容易写进教材，成为教材中的与时俱进的新内容。 学科体制之内的知识生产与学科体制本身总是保持一致的。学科体制之内的知识生产在有意无意之间维护着学科体制的“正常”运转。因此，就像教育机构不会同意一位任课老师宣布取消一门必修课一样，从事学科体制之内的知识生产的学者也不会答应一位学者以个人名义宣布文艺学已经终结。他们对文艺学的边界的维护，其实是在保护一个学科体制，只不过这种学科体制是潜隐在学术问题的背后的，这些学者对于主张突破文艺学边界的终结论的第一反应是，如果取消了边界，那么，文艺学还是文艺学吗?可见，文艺学这门学科的重要性似乎比那个“纯学术”的边界问题更值得关心。 然而，任何学科体制也都不是铁板一块，学科体制中的异质性因素也始终都存在。学科体制是在与反学科体制的异质性因素的动态关系中维持平衡，并发展变化的。在学科体制的知识生产活动中，学科化的话语与非学科和反学科的话语共同构成了一个知识生产的话语空间。在文艺学学科中，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强调文艺自主性和非政治化的“为文艺正名”思潮就是一次典型的反学科体制的知识活动。主张文艺自主性的学者们主动地质疑教科书上的论点，一次又一次地突破禁区，使文革模式的文艺学学科体制受到了极大冲击。所谓突破禁区，也就是突破“边界”。那时，学者们沉浸在知识创新的快乐之中，没有意识到突破禁区/边界对学科体制所带来的影响，但他们的各种新潮观点却在无意之中形成了一种与学科体制中知识生产相反相成的另一种知识生产。 反学科体制知识生产的主要特征首先是它的学科从属性质。学科体制话语始终在知识生产的话语空间中占主导地位。即使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文艺新思潮中，反学科体制话语声势浩大，但相对于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化的学科体制话语而言仍然是处于从属地位的民间话语。在课程设置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反学科体制话语的从属性质。各种新潮的文论只能作为选修课，在必修课的课堂上，这些新思想则只能作为大纲之外的补充内容由任课教师去灵活处理(可讲可不讲)。其次，反学科体制的知识生产具有鲜明的个人特征，与学科体制话语的集体性与普遍性相比，反学科体制话语则是个别学者的独特体验与独特思想的表达。它同时也不同于另外一个个体的体验与思考。这种个人化特征使它很难成为国家学科体制的选定对象。第三，反学科体制的知识生产具有前沿性。由于反学科体制的知识生产摆脱了体制带来的束缚，可以自由地表达个体体验，并可以自由地调动不同知识领域的知识资源，因而，它更可能触及一个论域中的前沿问题。这是问题的意义和价值可能一时还无法被专业内的人们认识到，所以，反学科体制的知识生产是孤独的。这种前沿性也决定着反学科体制的知识成果难以推广，难以被普遍接受。因为它还不是共识。 在文艺学边界问题的讨论中，主张突破现有边界的观点具有上述的反学科体制知识生产的特征。突破现有的文艺学边界，势必带来文艺学学科体系的整体改变。主张突破文艺学边界的领军人物陶东风说：“我们认为，我们的文艺学研究，特别是大学的文艺学教材必须进行比较深入的改造，其核心是反思文艺学学科中的普遍主义与本质主义倾向，强调文艺学知识的历史性与地方性。” “我们并不要求作者给出‘什么是文学’的最终答案，不作结论，把问题敞开，让学生自己去思考”。 这样的设想虽然很美妙，但是在文艺学学科体制中却仍然是一种太过个人化的设想，其从属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在大学文艺学教学中，相对于已经运行了几十年的文艺学教学体系，这样的设想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难以真正实现。它是对课堂教学活动的挑战。但是在课堂教学组织中，按现有的教学评价标准来看，这样的课程很难说是成功的，学生也未必就能接受。在大学教育体制中占主导地位的不是个人化的设想，而是制度化的大纲。陶东风自信地希望自己主编的教材能关于“使学生明白关于‘文学’本来就有无限多元的解释与理解，从而培养他们开放的文学观念”，并认为“现在是还它以多元开放的面目的时候了。” 然而，考察近几年由个人或集体编写的文艺学教材，仍然是大同小异，本质主义与普遍主义仍然是基本思维方式，本质论、创作论、作品论、接受论四个仍然是基本结构。学科体制的强大力量无处不在，不仅置根于教学体制中，而且控制着学者们的思想。突破边界的知识生产无疑是深刻的，但是它是学科体制中的异质性声音。或许是因为这样的设想“牵涉面太广”，致使它只能停留在探索之中。换言之，这种以突破边界相号召的观点，属于学科体制之外的知识生产。它是对现有的文艺学学科体制的反抗，主动地把自己定位在体制之外。 文艺学边界问题的论争牵动了学科体制内外的不同知识生产方式的交锋。这场交锋表面上看是由体制之外的知识生产者引起的，且不说论争的导火线是美国学者米勒关于文学终结的论述，以及国内与这场论争同时进行的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的讨论。单就主张突破边界的陶东风等人明确从知识社会学角度对现有的文艺学学科体制的批判来看，似乎以童庆炳为代表的坚守边界的学者处于被动的维护学科体制的地位。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艺学历时性发展语境来看，学科体制化的知识生产却极其巧妙地对体制之外的知识生产进行收编。我们所说的学科体制其实至少包括三个领域，即国家管理机构，智性学术领域和大学教学体系。学科体制化的知识生产就是得到国家管理机构支持的智性学术性活动，这些智性学术成果也将成为大学教学体系中的指定的知识体系，传授给学生。目前中国的大学文艺学教学体系中占权威地位的是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为代表的知识体系。陶东风已经指出这套以文学自主性为核心的知识体系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建立起来的，在上世纪80年代文革模式的文艺学体系成为历史之后，原来处于体制之外的文艺自主性知识体系就取而代之，成为文艺学学科体制内的一个部分。这个由体制之外进入体制之内的转化过程掩盖了两个基本问题，一是这种体制之内的知识生产仍以体制之外知识生产的面目出现，将自己装扮成体制之外的知识生产。对文艺自主性的坚持，对文艺学边界的坚守，表面上都是体制之外的知识生产，似乎是纯而又纯的学术观点，其实这套体系早已在体制之内有了自己的地位。此外，我们也还看到，像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这样的教育部规划的教材，恰恰不用国家社会科学的学科目录中标准的学科名称“文艺学”，而用“文学理论”这个更具有学术色彩的名称。不管编者的主观意图如何，其效果都是使读者觉得它更接近于坚持文艺自主性、坚持独立思考的体制之外的民间知识生产。其次，学科体制化的知识生产也在进行着知识体系内部的收编工作。各种新的(多半是西方引进的)文学理论思想都很快被吸收进这套学科体制化的知识体系之中。当然这些新的理论观点只能在这个体系中占一个次要的位置。以作为突破边界观点的重要资源之一的“文化研究”为例，当它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生产活动时，它是可以与“文艺自主论”相抗衡的一套完整的知识话语，然而，在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最近的修订版中，它只是作为一个次要章节中的一个小问题出现的(第十六章“文学批评”第二节“文学批评模式”，第二个小问题“现代批评模式”之一)。 这样的处理，表面上看，及时地吸引了新成果，但实际上掩盖了问题的重要性。 相应地，对于文艺学边界的质疑与挑战，其价值在于重新明确了体制之外知识生产的地位与立场。它意味着体制之外知识生产的觉醒。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它的意义这似乎接近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文艺正名”的思想活动。这是文学理论领域中个人化的智性学术活动拒绝被学科体制收编的抗争活动。它提醒我们应该区分两种不同的文学理论研究。学科体制之内的那种文学理论研究，应该用国家社科规划学科分类目录中标准名称“文艺学”，而学科体制之外的独立的个人化研究，应该称之为“文学理论”，这两者之间是不应该不明不白地被混淆的。从这样的角度看，“文艺学”这个名称被逐渐淡忘，什么样的关于文学的理论研究都称为“文学理论”，并不仅仅是习惯问题，背后隐藏着学科体制收编改造真正的文学理论的微妙过程。 然而令人困惑不解的是，主张突破现有“文艺学”边界的陶东风先生却在主动地向学科体制靠拢，他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也是“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立项项目”。他的这个多元开放的“文学理论”会不会成为“自主性”文学理论的替代品，在“21世纪”重走现在的“自主性”文艺学的老路?又或者，学科体制内外的知识生产本来就难分彼此，它们所呈现出来的差异只是我们从一个不恰当的角度看到的幻象?谁说得清楚。 陶东风在《移动的边界与文学理论的开放性》(《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中指出，“文艺学的学科边界也好，其研究对象与方法也好，乃至于‘文学’、‘艺术’的概念本身，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移动的变化的”，童庆炳在《文艺学边界三题》(《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中也说“没有人不知道事物总是随着实践的推移而变化，文艺学作为一个学科的边界也总是随着文学事实，文学经验和文学问题的变化而变化。” 比如童庆炳说“有人相信文学必然终结，纷纷逃离文学，纷纷转向，文学研究的合法性受到根本的威胁，所以文艺学的边界如果不越界不扩容，文艺学岂不要自取灭亡吗?”《文艺学边界三题》，载《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 陶东风主编《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页。 同上，第23页。 同上。 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修订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72-374页。 作者署名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通讯：215021，江苏苏州市苏州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