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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有了那份叫《新青年》的杂志后，“新青年”就永远蛊惑着那些青年。 可以设想一下，在1966年，突然有这么一天，“革命”终于由历史由传奇变成了现实时，“红卫兵小将”们为自己能够成为这一革命的“急先锋”该是怎样的疯狂。这使我常常想到梁小斌的诗作《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他在诗中写道：“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那是十多年前/我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我跑到了郊外的荒野上欢叫/后来/我的钥匙丢了”。我觉得“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是红卫兵运动一个非常形象的写照，而丢失与寻找“钥匙”可以用来描述相当一部分红卫兵的思想历程。 那些认为自己错过了“大革命”年代的青年学生，此时想到了“五四”运动。一位当年的红卫兵写道：“多年的革命传统教育，已在我头脑中形成了关于革命青年学生的固定形象。那就是雕刻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上的图像，以及画报、宣传画中几乎一成不变的形象：一群学生，男同学有的戴眼镜，有的披围巾，女同学短发，长裙;他们手持话筒，或挥洒传单，在街头巷尾宣传革命道理;工农群众、商贩店员则若有所悟地倾听着。这是宣传中典型的‘五四’运动和‘一二九’学生运动中的革命学生形象。今天，我们不是和前辈完全一样吗?”(9)毫无疑问，“五四”又在蛊惑着红卫兵。当想象中的“五四”仿佛要成为现实的“五四”时，“文革”就成了青年学生的狂欢。 这个想象中的“五四”，正是当代教育的逻辑结果。在中国的现代史上，无论是反帝反封建还是反抗国民党的专制统治，青年学生运动都有着光荣的传统。建国以后，这个传统中所包含的大无畏的造反精神和英雄主义行为，成为青年学生的榜样。我们可以从红卫兵当年的宣言和行为中清楚地找到这一明显的历史因素。但是，青年学生受到的思想教育是矛盾的。要求青年学生“做党的驯服工具”、“做螺丝钉”，在“文革”中就有了“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集体行为。这样的教育与青年学生运动所体现的精神是矛盾的，甚至是不同方向的。这种矛盾的教育和不断掀起的政治运动交互作用，不仅在思想意识上而且在实践的层面上塑造着这一代人。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党的指导思想不断左倾，“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阶级斗争教育成为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任务。源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和极左思潮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斗争实践，给这一代人形成了一个相当牢固的政治文化背景，并赋予青年学生以这一背景为依托的关于中国与世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历史与现实、个人与集体、革命与反革命等等相关的知识体系，观察与思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尤其是思维方式)，从事阶级斗争、参与政治运动的欲望等等，而这一切都使青年学生能够在操纵之中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先锋作用。当这种作用发挥愈大时，青年学生在长期的教育中所形成的精神矛盾也就转变成了一种非理性的行为，这样的行为不仅破坏了社会，而且也撕裂着青年学生自身。“文革”结束以后，一些青年学生的信仰危机，正是原有的充满矛盾的教育朝另外一个方向发展的结果。当我们的教育仍然不能正视和克服这些矛盾时，面对这样的危机只能无可奈何。 其实，在“文革”发动之前，毛泽东就多次表示了对现行教育体制的不满，但毛泽东本人和党内部分人士认为教育的危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文革”是从学校发动起来的，所谓“斗批改”的“改”就包括“改革教育”，改革教育是“文革”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而红卫兵就是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