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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叙述的危机 在文学的历史叙述中，1966—1976年的“革命”一直是叙事的中心内容之一。 但是迄今为止，虚构文本关于1966—1976年的叙述基本上偏重“知青视角”，便因此以“知青文学”构成了“新时期文学”的潮流之一。虽然“知青文学”已经隐去，而“知青视角”一直影响着这么多年来的文学写作。如果从这一层次观察便不难发现，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写作其实在偏重之中有缺失。在当年的“革命”中，曾经是运动主体的青年一代经历了重大的角色转换，这就是由“红卫兵”到“知识青年”的心路历程，这一转换改变了那一代青年自身的命运，改变了他们与中国社会的关系以及此后中国的命运。在“后革命”时代的叙事中，“知识青年”曾经是叙述的主体，关于他们命运的讲述成为讲述当代中国命运的一个长久不不衰的节目。和“知青”在文本的悲剧基调相比，他们的前身“红卫兵”则像影子一般在文本中晃动，而且通常漫画式的。比较例外的是，而且笔墨最集中的关于“红卫兵”的叙事文本大概就是张承志的那本《金牧场》了(批评界对《黑骏马》、《北方的河》的重视远远超过《金牧场》，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历史叙事的“断裂”)。这一“失重”的现象，恰恰说明我们尚未完成关于“文革”的叙事，甚至连叙事的焦点也模糊起来。对历史叙述的危机，我们始终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而这背后则是一个远比这一危机更为严重的论述历史的思想危机。 1968年是“红卫兵”转身为“知识青年”的关键一年。如果我们把1966—1976年那场“革命”作为一个整体的过程加以考察，就不能不注意到“年代”的选择之与历史叙事的意义，“60年代”因此成为一个不能忽略的概念。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60年代断代》中说，“要谈60年代的‘情景’，必然要从历史时期的角度去考察，而且要运用眼下至少从理论上来说已经不再时兴的历史分期模式。”在对“文化革命”的认识上，我并不完全赞同詹姆逊的一些看法，但他切入历史的角度和方法并非毫无借鉴的价值。我在这里提出“60年代”，恰恰是在与“70年代”的联系之中进行的，当历史叙述偏重于“70年代”时，重视“60年代”的意义变得十分重要，“70年代”以后当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表明，“60年代”是诸多重要问题的源头，因此如果不能认识“红卫兵”，就不能认识“知青”，而事实上，我们至今在许多问题上南辕北辙地纠缠不清便是历史叙述危机中的一种反映。 二、 断代与年代 在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等人编纂的《一份不完全的年表》中，“中国”与“世界”是作为一个整体来记载的，这份年表中涉及到的中国事件有：1960年中苏分裂，1965年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1966年 《毛主席语录》出版，1967年上海公社成立，1969年文化大革命结束，1976年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北京去世。这个年表关于中国的纪事，至少在“文革”的起始分期上和我们有明显的不同，虽然国内也有一些研究者和他们的意见一致。另外，有一些重要的事件，在这份不完全的年表中付之阙如，比如1968年毛泽东会见几大红卫兵领袖 ，1971年的“913事”等，这些对那一代青年、对当代中国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事件都未在列。从年表可以看出，倘若如他们所标示的那样，1969年文化大革命结束，那么1968年应该是这整个世界最富有“内容”的一年：布拉格之春，华沙和墨西哥市的学生运动，纽约州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运动，巴黎的“五月革命”等。而在这一年，中国的“红卫兵”开始大规模地成为“知识青年”。 1990年代以后，“1968年”在中国知识界的叙述中开始活跃起来，和1968年对话，成为当时知识界的一个事件，与此相关的是“六八年人”概念的提出。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朱学勤为《苦难与风流》一书所写的文章中，他贴一张“寻人启示”，寻找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六八年人”。 朱学勤对“六八年人”的寻找，不仅突出了“六八年人”在当代思想史上的意义，也表达了他对中国当代学界在九十年代以后远离“问题”的批评。在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9月出版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序中，朱学勤再次提出了“六八年人”的“失踪”问题：“从精神履历上说，我属于1949年以后出生的大陆第三代人。这一代人的精神觉醒，大致可以1968年为界。那一年正是他们以各种纸张书写他们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思考的年代，也是他们卷入思潮辩论的年代。这种辩论后来延续到农场，延续到集体户。我清楚记得，当年上山下乡的背囊中，不少人带有马迪厄《法国革命史》的汉译本。从此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难摆脱这样一个精神特征：以非知识分子的身份，思考知识分子的问题。用梁漱溟总结本世纪初他那一代人的话来说，1968年的这一代人是‘问题中人’，而不是‘学术中人’。尽管他们中间后来有人获得知识分子身份，但是1968年产生的那些问题始终左右着他们的思考，甚至决定着他们终身的思想命运。” 无疑，1968年只是“60年代”中的一个点，提出“六八年人”的诸学者比较侧重的是“六八年人”的觉醒以及他们对中国问题的思考对此后中国社会的影响等。我想，这是观察“60年代”的一个角度。其实可以讨论的问题是多方面，如果以“觉醒”与否作为一个视角，我们可以追问的是，前此，“六八年人”的思想是如何发育又是如何蜕变、分化的。而在这当中，思想的发育过程涉及到这一代人与现代中国思想的诸多关节点。另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他们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或者说是一种修辞的方式，也特别的有趣。在1990年代中期议论“1968年”的问题时，相对而言，文学界只是视之为一个关注的话题，而不是叙述的中心，许多知青作家想反复申明的是对那个年代的青春“悔”还是“无悔”。这也是文学1990年代转型之后，对宏大命题缺乏兴趣的一个例征，“知青文学”逐渐失去着力点暴露了写作者缺少了可以汲取的思想资源。文学中关于那个年代的叙述，也逐渐成为写作者维护他们在当下立场的一个工具。我把这一现象称为历史叙述的危机。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看到，可以视为“六八年人”之一类的南昌们在王安忆的《启蒙时代》中出场了。那个叫“南昌”的主人公在小说中活动的时间，开始于1967年和1968年的冬春之交，终场于1968年和1969年的相交之际。这两个时间的标示，在王安忆的小说中是确凿清晰的。南昌离开那座城市上山下乡后的经历，我们在王安忆以及她同代的其他小说中早已熟悉。而她笔下的南昌已经不是当年的雯雯，小说中感性的女人已经被理性的男人代替：无疑，南昌也不是“六八年人”的注脚，和知识界把“六八年人”的阐释集中在思想的觉醒上不同，王安忆的兴趣似乎在人物的思想发育过程之中;我们不必把1968年初中毕业的王安忆划入“六八年人”中，但她无疑耳濡目染过比她高几届的“六八年人”;我们已经习惯于把与写作者有大致相同背景的故事看成写作者的自叙传，但南昌们显然不是王安忆的“分身”，尽管我们可以从中推测她的精神背景;王安忆在历史的断代中重新截取一个年代，并并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塑造人物，其匠心何在……我所说的这些不同于既往的初步阅读感受，提醒我必须认真对待《启蒙时代》之于王安忆和当下文学写作的意义。 而且，这部小说写作于2006年，这一年是“文革”发动三十周年、结束四十周年。 三、思想事件 在王安忆发表《启蒙时代》之前，我们都已经熟知柏林的《启蒙时代》;而描绘和解析现代中国的启蒙图景亦一直是学界的重要工作。关于现代中国的“启蒙”问题，通常的说法是“救亡”压倒了“启蒙”，而在当代，则是“启蒙”的断裂，所谓回到“五四”，要承接的便是“五四”的启蒙传统。在讨论1966—1976年的“革命”时，将法国“大革命”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进行比较，也是在更广阔的视界中认识中国问题的一个途径。在我们现在的认识中，“文化大革命”自然是不能和法国大革命前的“启蒙时代”相提并论的，而且，我们通常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反“启蒙”的。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当我们追问南昌他们这些“革命者”是如何塑造的这一问题时，我们就必须要回答，“革命”是如何被灌输的，“革命”的思想是如何被“启蒙”的，而思想又是如何表述的?——在这个意义上，，王安忆用“启蒙时代”来命名她的小说也就不能不说是有深意在此中了。 这里首先关涉到如何叙述“文革”的问题。对于这个有着巨大的阐释空间的历史事件，这些年来，我们通常是作为一个政治运动来论述的。既有党史的方式，也有民间的方式;既有社会层面的探讨，也有个人命运的兴叹。而这场“革命”同时又是一场触及灵魂的“思想革命”，因此，我们是否可以把这个巨大的历史时间看成“思想事件”? 当我们把1966—1976年“革命”视为一个“思想事件”时，我们可能会祛除掉许多皮相的东西，从而有可能在另外一个时空中更接近“事件”的“内核”即“思想”。当我们用文学的方式来对一代人的心灵历程“揭密”时，叙述“思想”及“思想资源”无疑是一个途径。当然，我在使用“思想事件”这个概念时，也无法对其本身做出多少条分缕析的阐释，因为，那个年代的思想并不如我们一般认为的那样贫乏，相反，是庞大和芜杂的。我之所以使用这一概念，无非是抽象出我们观察这个巨大历史事件的另外一个向度和视角。 其实，在新时期文学中，小说和散文文本中的“文革”作为一个“思想事件”已然存在，只是我们尚未从这个角度加以论述。在老一代知识分子那里，关于“文革”的回忆，有不少是思想命运的叙述，比如韦君宜的《思痛录》、周一良的《毕竟是书生》和季羡年的《牛棚杂忆》等。在我所读到的一些朦胧诗人的回忆散文里，也显而易见地触摸到思想的脉络。张承志的《金牧场》、李锐的《无风之树》、韩少攻的《暗示》等都呈现了关注和叙述“思想事件”的特征。但在王安忆的《启蒙时代》写作之前，“思想事件”作为文学写作的“素材”意义还不够充分。我在前面说了，关于那场“革命”的书写，也是王安忆小说写作的一部分。但在既往的叙事中，王安忆的笔法和我们现在读到的《启蒙时代》并不相同。像我们熟悉的《“文革”轶事》、《流逝》、《叔叔的故事》、《长恨歌》、《好婆和李同志》和《冷土》等，都感性地、或主或次或多或少地叙述了“革命”年代日常生活场景中命运和人性的挣扎，这些特点在《启蒙时代》中仍然保留着，小说中穿插着的那些感性生活的书写，是这部小说富有滋味的部分，也许更多的读者喜欢的是这一部分的文字。 但是，《启蒙时代》从一开始就把它的人物置于一个巨大的“思想事件”之中，而人物性格和心灵的展示无疑在思想的表白和对话之中。在小说的两个主要人物南昌和陈卓然出场时，王安忆几乎都是从“思想深处”落笔的。在叙述陈卓然的思想路径和几次转向时，小说写道：“这场运动，无论它真正的起因是如何具体，落到远离政治中心的地方，再落到这些尚未走进社会生活的学生中间，已经抽象成一场思想的革命。你可以说它是空洞盲目，可毋庸置疑，它相当纯粹，它几乎是一场感情的悸动，甚至带有审美的倾向。”南昌之所以引起沉、陈卓然的注意，很重要的是南昌“有一种思想的表情”，而陈自己则是一个“热衷于思想的人”。王安忆对陈卓然思想特质的分析优先于对他性格的刻画，从某种意义上说，对由思想而引发的内心冲突的描写也胜于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小说中有一段文字，可以视野为陈卓然的思想肖像：“由于年长，由于读书，还由于思考的习惯，他比南昌了解事物的复杂性，也对事物的复杂性感兴趣。他喜欢事物里的矛盾性质——当一种主义明显优于另一种主义，却又明显地难以实施，反是另一种劣质的主义可能顺利贯彻;而优质的主义常常要经过劣质的才可接近，在接近的途中常有被腐蚀的危险，不等抵达目的，已经变质;那许多主义，其实都是由一个起源性质的主义派生出来，就好像一个家族;也像是亲缘关系，血缘接近的越容易反抗，往往是差之分毫，失之千里，每一种主义，都拥有自己修辞上的逻辑，由这修辞的逻辑拓开一个又一个独立空间，远远超出了世界的容积量，是可无限扩张，无限大的。这就是理论的愉悦感。”这段关于陈卓然思想特质的文字让我想起徐迟当年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描绘，在《启蒙时代》中，关于思想的叙述常有这样的风采。当然，这段文字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传递了小说中“革命者”的思想“密码”，小说中的所有冲突，几乎都与这样的思想特质有关。 南昌、陈卓然这些“革命者”思考的是关于中国命运的宏大命题，“有时候，陈卓然会提出一些问题与南昌讨论——比如红卫兵打响了文化革命的开局战，自己的前途又在哪里?比如文化革命的用意究竟是什么?还比如，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模式应当如何?可见，陈卓然一直没有停止思考，而且思考的问题更加切合中国的实际。”王安忆还敏锐地呈现了这些“革命者”在运动中的变化：“革命还在继续，但表情性格都大变了。原先那狂飙式的青春、反抗、狂热，还有盲目消失了，显得冷静和有计划，似乎呈现出一种潜在的理性。革命换上了成人的面孔，不是因为他们成长了，而是更替了角色。他们还处在漫长的青春期里，以空谈取代实践。” 对南昌他们的思想模式，南昌的父亲，这位和南昌演“对手戏”的老革命对南昌说：你们有一个知识系统，是以语言文字来体现的，任何事物，无论多么不可思议，一旦进入这个系统，立即被你们懂得了。这个并不是夸奖的批评，给一个“启蒙时代”写上了眉批。而此时，南昌就要离开这座城市，他的眼前有舒拉奔跑的影子。 叙述一个“思想事件”，这不仅对王安忆，而且对当代作家来说都是一次大的挑战。所以，《启蒙时代》和王安忆之前的小说写法不同，她仍然细腻丰富，但是这部小说呈现的“革命者”的思想肌理，这对阅读者的耐心程度无疑是个考验。 四、思想与修辞 《启蒙时代》在描述思想场景时，使用到“谈话”、“演说”、“大辩论”等措辞，而且时常有很长的篇幅叙述“谈话”、“演说”、“大辩论”的内容，这不仅是那个年代的写照，而且也成为小说中的一种修辞方式。南昌父亲对南昌他们以语言文字构成的知识系统的揭示，其实也简明扼要地点出了南昌们思想言说的特征。经历过那场“革命”的王安忆显然对“谈话”、“演说”、“大辩论”这些场景有过深刻的记忆。 “思想事件”之所以会成为“思想事件”，自然有其独特的修辞方式。在描述思想场景和思想陈述的过程时，王安忆常常提到这些思想者的修辞问题： 你不知道他们的思想有多么远大和高亢，而言辞何其华丽与光芒四射。马克思著作的英文句式，比如“宪法、国民议会、保皇党派、蓝色的和红色的共和党人、非洲的英雄、讲坛的雷鸣声、报刊的闪电、整个著作界、政治声望和学者的名誉、民法和刑法、自由、平等、博爱以及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比如……再比如……翻开书来，闭着眼睛一指，就是这样繁密的排比、从句、俏皮的隐语，好像魔术师，一下子抖落出袖子里的宝贝——真理。他们被这欧式的修辞法迷住了，沉醉在说话里。他们从语文课本上学来的现代汉语，多是杨朔式的散文，或是郭沫若的‘杨树和柳树’，以抒情婉约的笔调，人与物性质的转换替代，陈述人生与社会的哲理，有些书生气和文艺腔。也有鲁迅的文章，可鲁迅的简练对于少年人来说，似乎过于‘瘦’了，不够丰腴。少年人又总是口重的。而译文却如一江春水，直泻千里，真是畅快啊!它将谨严的汉语变得汪洋恣肆。 “革命者”的思想来源问题，在这里已经有所触及。陈卓然初中时候迷的是文学，接下来是生物学、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再有恩格斯对达尔文的高度评价转向对马恩的兴趣。等到了高三年级，他已经读过《资本论》全文。这是当时许多青年学生的思想路径，与六十年代前半期的社会意识形态相吻合。“文革”开始，离高中毕业只有一个月的时间，陈卓然手头上的书本是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那个初中生南昌在他的思想处于低潮时读的也是马克思的这本书。当然，来自西方文学名著中的浪漫主义传统也影响着这些年轻的思想者(不仅是浪漫主义，文学中的人道主义等也成为后来的“四五”青年的思想资源之一)。陈卓然在大辩论时用马克思的话来批驳造反派，对此，王安忆有趣地写道：“他的理论很难说能让人真正理解，甚至连他自己，也不敢肯定运用的是马克思的原义。可问题是，有谁能引用马克思的原著?谁能够将马列主义经典引入当下的运动?陈卓然当然就能!”在这个意义上，这场运动已“抽象成一场思想的革命”，而最终是“东风”压倒“西风”抑或相反，就看谁掌握了源自经典著作的话语权。陈卓然引经据典的雄辩势必占了大辩论的上风。当“革命者”在用这种修辞方式来陈述自己的思想时，修辞本身也就成为他们思想发育和成长的一部分内容，而不仅仅是一种“辞格”，所以才会“沉醉在说话里”。 这段可以玩味斟酌的文字，还连带说到了中国的汉语文体。当代思想中的汉语问题和汉语中的思想问题其实一个命题的两面。新文化运动以后，汉语的文体问题也是困扰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难题之一，“革命者”修辞的传统有来自“欧式”的一面，也有汉语自身的变革力量。如果细加考察，1950年代以后，通行的汉语特别是集中反映了文体特征的社论与大字报，其实是马克思的英文句式、毛文体、鲁迅杂文的综合。在陈卓然滔滔不绝之前，毛文体已经将将谨严的汉语变得汪洋恣肆了。 “谈话”、“演说”、“大辩论”在《启蒙时代》中是一种重要的辞格。这样一种辞格在当代文学写作中已经用得很少，这与新时期以来写作者对“革命话语”的认识有关，而现在的语境也已经产生不了书写“谈话”、“演说”、“大辩论”的动力，其中的“演说”只是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形式存在，而不是一种辞格。在当代文学史上，把“谈话”、“演说”、“大辩论”作为修辞法用得登峰造极的恐怕就是当年的《虹南作战史》了，这个“三结合”创作的文本由于它的意识形态因素早已被读者遗弃，或者成为阅读者并不愉快的阅读经验。如果仅从技术上分析，这部小说对“谈话”、“演说”、“大辩论”的运用也有可以分析的空间。有学者在介绍西方古典修辞学时说，Rhetoric一词一般翻译为修辞学，“但它的意思与rhetoric涵义不尽相同。Rhetoric的字根是rhe，意思是‘使用语言’，亦即‘说话’或‘讲话’;rhetoric则是‘使用语言的人’。但rhe所指的‘使用语言’与一般的说话有别，它意味着包括声调、表情、动作在内的‘全方位’的说话，与在公众场合中发表‘演说’意思相近。” 而比较中西修辞学模式，有学者指出，“说服”在不同文化背景的语言运用中的功能是相同的。 《启蒙时代》为我们对一种修辞传统的认识提供了新的文本，它让我们再次追问自己：我们现在是否获得了表述思想的言语和文体?我们是否还处于复制的状态? 四、父与子 “革命”所带来的主要变化之一是当代政治地图的变化，在这个变化了政治地图中，社会秩序被重新安排。新文学以来，父与子的冲突大概是写作的母题之一。“伤痕文学”发端以后，以政治为基本构架设置人物之间的关系，已为我们熟悉。我们现在读到的《启蒙时代》，父与子的冲突是这部小说的基本线索之一，但是，王安忆从常见的写作模式中解脱出来，落笔在父子间的思想冲突之中。 我不想用很多的笔墨来叙述和分析南昌与他父亲之间的冲突，小说中精彩的细节和议论比比皆是，两者之间的关系清晰明朗。这里我想着重分析父亲是如何看待儿子与自己的冲突的。父亲在小说中是一个与时事若即若离的人物，在五十年代的一起分裂党的重大事件后，他实际上已经在政治的边缘，其“革命者”的合法性早已遭到质疑。不管怎样，因为有了父亲，儿子南昌才成为革命的嫡系。但现在，运动起来了，父与子的冲突成为每场革命必然发生的情节。 在南昌对父亲说了“我憎厌你”之后，父亲对代际冲突做了不同于儿子的解释，“我也憎厌我的父亲，大概这也是一种遗传的现象，每一代都憎厌上一代，血缘亲情是有憎恶传递下来。南昌缓和地说一句：青年总是叛逆的。父亲断然一摇头：憎厌不是叛逆，这完全是两个概念;背叛是理性的，背叛里面包含着成长，像蝉挣脱蝉蜕;憎厌却是如同沼泽一样，黏滞湿陷的情感，它导致的结果完全可能不是成长，而是相反，重复同一种命运;背叛是有逻辑的，一环扣一环;憎厌呢，它是自噬的，自己吞噬自己;说到底这也是抑郁病的症状一种。”父亲把儿子的“背叛”看成是我自己一样有过的“抑郁病的症状一种”，这和“文革”史学家对那一代青年人的精神气质、人格特征的分析有吻合之处，但是把南昌那一代人的叛逆几乎视为憎厌或许有可以商榷的地方;同时，这一代人的背叛是否包含有理性的成分，是一个至今分歧很大的问题，许多当年的红卫兵在回顾自己的思想历程时仍然认为自己并非非理性的。然而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父亲延续了“重复同一命运”的话题，他进一步认定儿子南昌身上有他的“阶级烙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已经认为“革命”的儿子显然不能接受这致命的一击，因为这一击几乎“解构”了他们在运动中的革命意义和思想价值。但父亲清晰地告诉儿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一个尴尬的处境，倘若是没有受过教育，懵懂的人，他对生活，人生，是无条件服从，由此产生信仰，信仰他所遭逢的一切，信男信女，就是这类人;倘若是一个对世间万物有了彻底认知的哲人，因为了解，他亦会有信仰，信仰他的真理;而我，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看见了，又看不全，世界有了轮廓，却又没有光，你渴望信它，怀疑有攫住你……”这是当代小说中关于人与信仰的最为精彩的独白之一，用“轮廓”和“光”比喻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难以名状的信仰状态极为传神。现在这个反思自身信仰状态和思想矛盾的父亲，又以此来：“在我们做青年的时候，一切都是模糊的，像漫流的水，然后逐渐有了轮廓，是啊，是啊，我们把轮廓交给了你们，却没有光，没有给你们光，因为我们也没有。”父亲在一个宏阔的背景中，看到了历史的循环，并且在坦陈自己的矛盾时承担了他们没有给“光”的责任。在父亲的论述中，儿子还生活在他自身始终未能挣脱的困境之中。这样的描写，正是王安忆的深刻之处。代际冲突的意义在这里淡化了，凸现的是革命、理想和信仰自身的矛盾冲突，而这个冲突是跨越代际的。1968年之后几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验证了这一点。《启蒙时代》的历史穿透力由此获得。 我注意到小说中另外一个可能被读者忽略的叙述。在和父母亲决裂之后，南昌在战友们中间的处境变得微妙。南昌的激进行为没有让大家放心，相反人们倒对他有了戒意。王安回写道：“他们这一伙的父母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从原先的领导位置上下来，他们的身份还有信仰跟随受到了贬抑。南昌这一行动，就无疑有一种变节的含义。”人们对党内历次路线斗争开始重新审视，南昌父亲这样的人也许是“另一种类型的革命者”。关键在于这些胜利者的后来者根深蒂固地认为，“他们属于一个特殊的阶层，无论内部有这样的分歧，也是他们自己的事情，由不得别人来插嘴。这样的观念其实是比前一种、有信仰产生的理由更具有力量的。”这段“心理分析”，其实反映了出身革命家庭和非革命家庭的红卫兵在运动初期和运动中的差异，其思想路径也不相同。对这个特殊阶层的敌意，是唤起许多非革命家庭出身的红尾巴起来革命的力量。我在这里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们都注意到了“特殊阶层”的存在在运动之后，对人的命运的安排仍然有着巨大的不可替代的力量。“特殊阶层”中的后来者比起其他阶层，优先获得了进入新的社会秩序的机会。这也是新时期人们对“思想事件”的评价存在巨大反差的一个原因。 尽管我们无法知道南昌他们离开父亲之后究竟如何?我们无法确认，但我们可以追问，因为当下的世界仍然是有了轮廓，却没有光。 五、“革命者”与“新市民” 也许可以说《启蒙时代》是一部成长小说，其中当然包括自我启蒙的部分(这应该是“启蒙时代”的另外一层意思)。 由“户内”与“户外”是王安忆确立小说的人物关系、沟通人物与外部世界的一种方式。在户内与户外，小说有诸多可以分析的人物，但人物谱系大约可分为“革命”的嫡系和“中产阶级”的孩子两大类。 我们已经初步认识那个同样出身革命家庭叫陈卓然的高中生，他的思想特征与他的修辞能力我在前面几个部分都有过一些分析。这个人物与其说是南昌的学长，还不如说是南昌的导师，是南昌思想启蒙中的一个“推手”，我在阅读小说中有时甚至视两人同一。在南昌和他的父亲在为“叛逆”和“憎厌”争论之前，陈卓然已经有了些自我的反省。陈同学也在审视他的父辈，他发现，“虽然自己长成了大人，然而奇怪的是，继父，还有大姑，他们似乎一点都没变。他们曾有过更年轻的样子吗?当然有，可他看不见。他们的生长形态被他自身的成长遮蔽了。这是朝夕相处的人们之间的特有的情形。也许是陈卓然目下所陷入的虚无，隔离了他们，于是，他开始审视，审视他最近边的世界。”这是这个青年“革命者”思想转换的契机，由此，另外一扇面向户外的窗户打开了：“陈卓然是个喜欢思辨的人，他思辨的材料大多来自于书本，其实是第二手的，此刻，他注意到了另一种材料，它们来自于日常生活。这种材料有着质朴的形态，就因为其质朴，所以又是杂芜的，无排序，无命名，呈蛮荒景象。他简直无从下手，可是它们的生动性却吸引着他。” 于是，陈卓然发生了变化。在这个困难又兴奋的时期，他的吸纳力仍然空前活跃，但他的外表格外平静;运动初期家中不见他的身影，现在天天在家就像一个隐居者。这个曾经革命的保守主义者， 也开始在工厂中抑郁了。陈卓然从保守主义出发，再走人激进政治，再产生革命，其路径和南昌的父亲“何其相似乃尔”。在这样的思想状态中，已经到皖南插队的阿明促成了陈卓然的转变，另外一个“乌托邦”又在他的思想中出现了。原本一直抑郁的阿明到了皖南后焕然一新，他的来信何其畅快淋漓，让陈卓然身临其境。在造船厂上班的陈卓然感到他现在所处的就是“无产阶级世界”，他曾经在书本上无数遍的学习和认识，激情澎湃，但当这个世界不期然来到近处时，他却低沉了，而阿明则在适合的地方有了诗情。陈在给阿明的信中把自己定位成为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和南昌父亲在后来关于他们父子的定位相同。 在此后和南昌的谈话中，陈卓然有大段的关于阿明和小市民社会、关于小市民作为公民对民主制的城邦建设的意义的谈话，篇幅很长，大致可以和先前陈卓然关于革命的谈话、演说相匹配，这也显示出这一部分内容在1968年和1969 年之交对青年“革命者”的意义。在小说的开篇部分，王安忆在叙述那所市区中学时，有一段文字讲到中产阶级的气息：“这所中学在区里排名第一，事实上，却收取有相当数量市级重点分数线上的学生，那多是出身自不纯成份家庭，比如工商业主，具有某种历史问题，社会关系复杂，等等，体现出阶级的特性。也因此，这所学校也就有了一种中产阶级的气息。”我们可以看到，革命的嫡系和中产阶级的孩子，在“风范”上是不同的：小兔子的同学们“穿着整齐，甚而至于摩登，肤色白皙，态度矜持，表明着生活的安稳优渥，同时也表明他们所在阶层的保守。”相比之下，小兔子引来的南昌这帮人物，“鸠占鹊巢似地占据了操场中心，他们的就军服、军靴、自行车，黑 的脸，嬉笑开来，露出的雪白牙齿，这一切无疑都焕发出昂扬的风范，包含有开放、青春、时代感。还有权力。相形之下，这个学校的学生不由得孱弱了，他们很自觉地退到操场边上。”现在，小市民阶层的意义又在陈卓然的论述之中。在陈的大段谈话之中，是关于阿明这类小市民的行为方式与时代精神和思想者关系的说法，“不要以为这个阶层注重实际，没有思想，他们只是不自觉，思想在不自觉中会往某一处积累，产生思想者。马克思不也是市民吗?恩格斯也是。同样，这个阶层也有着不自觉的诗情，海涅、席勒都是市民，李白也是。”“市民社会不是个出英雄的社会，因为不需要，它是愚公移山式的。要做加法，求量的总和。一点点变数积累起来，最后达成嬗变。”陈卓然告诉南昌：“我们是新市民。” 从“革命者”到“新市民”，陈卓然对他们这一代人的身份重新定位，这个定位对那个巨大的“思想事件”来说意味着什么?由此，大大小小的新的“思想事件”又在酝酿和嬗变之中。 “你知道这清寂的早晨，是从多少心潮澎湃的夜晚过来的?多少年轻的思想通宵达旦地活跃着，在暗夜里飞行。飞到极远极广阔的天地。他们向往世界，不是想知道世界什么样的，而是要知道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他们不知道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甚至不知道世界不应该是怎么样的，只知道应该好，好，好上加好。”这是王安忆对陈卓然、南昌一个对话场景的描述。在匆忙结束本文时，我想引用这段文字来表述自己对南昌他们的印象。他们的“不知道”和“知道”，困扰了他们这一代，也困扰了我们这一代以及比他们和我们更年轻的一代。——我们仍然处于启蒙时代。 ------------------------------------------------------------------------------ 1 、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在中南海召见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地质学院的5位学生组织的头头，毛泽东对他们说，“今天是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毛泽东的讲话为工宣队进驻学校扫除了障碍。事实上，因为揪出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以后，红卫兵已经完成了在“文革”中的使命;另一方面，红卫兵的种种行为，已越出毛泽东预设的轨道并影响到毛泽东对“文革”的控制。毛泽东会见红卫兵几大领袖，批评他们“全身浮肿”，“脱离了农民，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做了现代蠢事、错事，乃至犯罪的事。”1968年8月，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大。红卫兵运动随着工宣队进驻学习而结束。——这一事件是本文所要讨论的王安忆小说《启蒙时代》的历史背景之一。 2、朱学勤在文中说，“你们大多毕业于重点中学，那时一所重点中学的熏染，胜过今天的研究生毕业。从此你们关心精神事件，胜过关心生活事件。即使在1968年发烧，别人手里是红小书、绿藤帽，你们手里是康德，是别林斯基。那一年你们卷入思潮辩论，辩论延续至农场，延续至集体户。你们是自愿离城，不是被迫离城，因此不会说这是‘伤痕’，那是‘蹉跎岁月’。后来你们被打散，后来你们又相遇，相逢何必曾相识?一开口，只需问对方精神阅读史，原来还是‘六八年人’，还是在同一年度阅读同一读物。头一年读《震撼世界的十天》，后两年读《角落》，在1975年以前，各自都读过《选择的必要》。次年春天好大雪，你们私下传阅《天安门诗抄》。1977年恢复高考，你们大多选择了文科院校”。朱学勤认为，“早在获得知识分子身份以前，他们已经在思考通常是知识分子思考的问题。即使在获得这一身份之后，你们选择的课题也应与早年的课题相距不远。你们是问题中人，不是学术中人。这是你们的命运，注定你们不可能雷同上下两代人。前十年你们有问题，却苦无学理;后十年你们学会摆弄学理，却可能遗忘了问题，更遗忘了勇气。你们有了身份，不能失去自己。学院里的学理，不应该是用来换取学位的，那是同辈牺牲近百人才换来你一个人的思考机会与发言权力。” 3、朱学勤序中的这段文字，在《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出版时并未引起更多人的注意和呼应，朱在序中的想法后来扩展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此文在1995年的《读书》上发表后引起反响。朱学勤对“六八年人”的描述是：“1968年前后，在上海，我曾与一些重点中学的高中生有过交往。他们与现在电视、电影、小说中描述的红卫兵很不一样，至少不是打砸抢一类，而是较早发生对文化革命怀疑，由此开始思考一系列有关中国前途的社会政治问题，这种思考发展为半公开的思潮辩论，曾遭到‘文革’当局的注意与迫害。我把这群人称之为‘思想型红卫兵’，或者更中性一点，称之为‘六八年人’。” 4、高辛勇：《西方古典修辞学》，《修辞学与文学阅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 5、高辛勇：《汉语修辞学研究近况》，《修辞学与文学阅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