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不成问题的问题》剧照。
    电影《不成问题的问题》是根据老舍先生1943年的一篇同名中篇小说改编的。原小说本是一篇不大受关注的作品，创作于《四世同堂》第一卷《惶惑》之前不久。作品描述了抗战时期大后方一个名叫“树华农场”的人和事，精妙地传递了抗战大后方的时代氛围和世风民情，广义上仍属于“抗战文学”。
    而这篇“讽世”意味浓厚的作品，寄托了老舍先生这一时期对中国文化的一种认知和判定。小说揭示了老舍心目中的“国民性”。“国民性”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现代文化中的一个长久的焦虑，在“亡国保种”的时代背景下，作家们把批判的视角投向传统文化。所以，五四时代作家心目中的传统文化都是可鄙的，传统文化中的器物和价值都是要打碎重建的。“国民性”批判是与传统文化批判紧密联系的一种话语，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母题。
    电影《不成问题的问题》是老舍文学作品影像化的成功之作，已在多个重要的海外电影节获奖。改编后的故事具有十分浓厚的寓言性。树华农场的主任丁务源是个八面玲珑的角色，把天府之国物产丰厚的农场弄得年年亏空。于是，董事会欲派一名留洋归来的人物取而代之。改革者尤大兴一身抱负，但他的改革措施却在树华农场遭受到种种阻挠、非难，一场深不可测的厚黑学与酱缸文化闹剧不断上演。尤大兴悲愤难抑，斥责农场里的人是“最低等的生物”，却无力抵挡整体性的文化腐败。这个人物又牵出尤太太出场，尤太太这个角色被导演寄予了深切认同。她是改革者的伴侣，却慑于陈旧势力的威压和气场，不得不低头。老舍先生年轻时曾经出访英伦，尤大兴这个人物可能带有自传性，他对树华农场的描绘也寄予了自己回国后对民族文化的反思。
    但是，导演的改编却折射出“讲述故事的年代”即当下对国民性的文化思虑。实际上从上世纪80年代起，在社会文化转型的背景下，这种对国民性的反思一直是时代的强音，甚至是国家的主流话语。它是为改革的意识形态服务的，它的潜台词是：文化如此腐败，不改革还等什么？张艺谋的电影就是这种国民性表述的集大成者，其早期作品都渗透着这种对传统文化“挖祖坟”似的批判。这种影片的传播语境自张艺谋开启后，一直绵延至今。这类电影常常盘桓于各种国际影展，受着国际文化机构的嘉奖。所以，电影《不成问题的问题》对民族文化的书写不可避免地代入了国际主流影展评委的视角。影片最后一个镜头是：尤太太向着树华农场留恋地张望，她的视域里是烟霭重重里的老中国；而尤太太的背影又收纳在摄影机的视域里，一个在文化的负轭中无法挣脱的中国女性。这个镜头出人意料地出现在演职人员表放映之后，作为“点睛之笔”，格外地显露出影片的东方主义趣味。
    影片里，流氓艺术家秦妙斋带领农场工人批斗控诉尤大兴的窗户剪影，作为对当代史的影射编码进入到电影中，正是导演改编时加进去的符号。导演通过翻拍向老舍先生致敬，不期落入了一个文化的圈套。原著中老舍的“讽世”是救亡与启蒙的双重书写，而导演却过滤了“救亡”的内涵，最终呈现出来的只是又一个启蒙主义的剧本，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教科书式的“国民性”书写的翻版。这种“国民性”书写在近十几年的中国文艺中仍旧不绝如缕，比如去年上映的电影《驴得水》，义正词严地声讨“国民性”，在中国电影的体制与文化发生巨变之后，真有恍若隔世之感。
    其实，任何对国民文化的思考都植根于现实、艺术家从文化共同体的角度批判传统文化原本没什么不妥，但也要看到时代和传播语境与这种“国民性”话语之间的关系。文化除了“破”，还应有“立”。在越过生存与发展的障碍后，党和政府明确了文化自信的必要性，提倡“文化自觉”“讲好中国故事”，这是与经济崛起同等重要的大事。《不成问题的问题》的问题不是作者没有感应时事，并在新时代国家主流话语发生变化后转换语调，而是对当下文艺的评判标准并不明确，使得影片的主创仍旧视国际主流影展为艺术价值体现的最高标准。事实上，国际主流影展的神话早就应当破灭了。在国际文化交流的场域内，各国电影人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向世界传递国家文化，中国的艺术家却一直习惯于表达文化的挫败感。从这个角度看《不成问题的问题》，它的文化表述确实与时代有点儿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