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乐黛云，1931年生，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法合办《跨文化对话》杂志主编、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兼任教授；历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15年、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7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至今。1990年获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2006年获日本关西大学荣誉博士学位。曾任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兼任教授，香港大学、美国斯坦福大学等多所大学访问教授。在北大比较文学研究所先后建立中国大陆第一个比较文学方向的硕士点、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2015年4月获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授予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终身学术成就奖”。 2016年1月获北京师范大学授予的“中国文化国际出版研究文化”奖。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早就预言：“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逝，现在代之而起的已经是各个民族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这一预言正在无可阻挡地变为现实。在这世界即将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际，更可以清楚地看到，国际形势正在发生着转折性变化：从紧张转向缓和，从对抗转向对话，较长时间的和平成为可能，各国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事实上，对话可能会代替对抗成为民族交往的主要形式。 对话，当然包括经济、政治、军事各方面，而文化将是其中尤其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力量或权威，用来界定和认知我们周围的一切现象。如善—恶、美—丑、贵—贱、尊—卑；秩序—混乱、理智—疯狂、正常—反常、健康—病态等等。同一文化系统的成员在判定这些现象时达到基本一致而形成文化力，文化力的发展通过认同和离异两种相辅相成的作用来完成。“认同”表现为与文化主体基本一致的阐释，如我国传统的“述而不作”“我注六经”，其作用在于巩固和维护文化力已经确定的种种界限，使某种文化得以凝聚和稳定，与此同时，某些异己的因素就不得不因此受到排斥和压抑。“离异”表现为批判和扬弃，表现为在一定时机打破、扩张和改变界限，把被排斥的兼容进来，把被压抑的能量释放出去。在离异基础上的阐释是一种在视野融合基础上的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建构，如我国文化发展中经常出现的“变古乱常”“六经注我”。认同和离异，这两种作用的交互进行就促成了文化力的发展。 不同文化的接触实质上是一种力量的较量，结果是强文化力对于弱文化力的征服。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在他的《美洲的征服》一书中用大量数据指出西班牙人对美洲印第安人的征服，主要不是由于其军事、经济实力，而是由于后者本身弱文化力的局限。托多洛夫认为“良好的理解力是建立权力的最佳手段”，印第安人由于固守旧文化，丧失理解他人的能力，也就丧失像日本那样更新重建自己文化的机会，以致虽然拥有辽阔肥沃的土地、曲折漫长的海岸线，也不能逃脱民族衰亡的历史命运。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民族由于缺乏自身文化的凝聚力，又不能在历史转折时期对传统文化作出新的诠释，以致“全盘外化”，受强文化力的渗透、异化而中断了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一些曾为殖民地的民族，其文化被宗主国文化所代替而成为历史的陈迹就是一例。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进入信息时代，垄断崩溃，殖民体系瓦解，科技发展大大缩小了全球各民族之间的距离，人类对宇宙、对自身的认识能力有了极大提高，特别值得提到的是20世纪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欧美哲学、社会科学理论自身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显然有利于世界向多元、沟通、宽容、平等对话的方面发展，这一切为第三世界解决以上两难处境提供了新的机会和可能。 首先，从理论上来说，西方长期占主导地位的主观与客观的两分法受到了挑战。自从现象学原则被普遍接受以来，人们普遍承认“存在是包含主体在内的存在，意识是包括意识对象的意识”。没有意识对象，意识就不成其为意识；没有意识主体，意识对象也就不存在。因此，一切都随主体所在的时空的变化而变化。例如人类对于原子微观世界的了解就是通过人类实验设计来完成的，实验设计尚未涉及的无限领域就不能成为意识对象而存在。所有体系、中心既然都是人设定的，就不可能不随主体意识而转变。正如美国诗人史蒂文森的诗：“我把一只坛子放在田纳西／它是圆的，置在山巅／它使凌乱的荒野围着山峰排列，于是荒野向坛子涌起，匍匐四周，再不荒莽。”（《坛子的轶事》）一切中心和体系都是人为的建构，都是从无垠的宇宙按人的意愿而截取的细部。认识这一点至关重要，它促成了发达世界文化自我中心的解体，并为承认文化的多元发展提供了前提。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进一步指出任何体系的构成，首先要“定位”，定位就是“自我设限”，也就是有所规范，无边无际就无法构成体系。但体系一经完备就会封闭，封闭就是老化的开始。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途径就是沟通，即找到一个参照系，在与参照系的比照中，用一种“非我的”“陌生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自己，这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互为主观”。这样，就跳出了原有体系的“自我设限”，有可能扩大自我，来承受和容纳新的体系。这种开放、融合正是对原有体系的批判。一种体系与多种其他体系的沟通网络的建立，及其相互间的融会贯通，结果就是原体系的重建，也就是新体系的诞生。这就是批判——沟通——重建的发展之路。哈贝马斯的理论摧毁了“欧洲中心论”，促成了早已烂熟的西方文化体系的“解构”，迫使发达世界向其他文化体系，特别是向遥远异域的第三世界文化体系寻求沟通，寻求参照系以突破自己，解脱困境，达成新的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