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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一平:寻枪,理发师……

http://www.newdu.com 2017-12-06 青年报 newdu 参加讨论


    作家像设计师要用户至上也要有自己的坚持 无论是创作还是生活我都以慈悲心肠去对待
    近年来,随着我国影视事业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被改编成了电视剧、电影和微电影等影视作品,文学界与影视界的隔行大山也在这一过程当中逐渐消弭,与此同时,许多的文学作家则面临着这样一个不尴不尬的身份抉择——是向影视编剧转变呢?还是坚守文学作家的身份不动摇呢?凡一平便是这一巨变潮流中辗转徘徊的一员,他所创作的小说被改编拍摄的影视作品中,不乏《寻枪》和《理发师》这样造成轰动的作品。
    但是在影视作品巨大利益的诱惑面前,凡一平对小说的创作从没有松劲,他说,有一段时间,他以为他可以“盖棺定论”了,但是某年重回出生和成长的那片土地,他觉得他不能就此封笔,于是把目光转向了上岭村,“写了多部关于上岭的小说之后,我才发觉我复杂的灵魂,变得简单和纯粹,甚至觉得创作才刚刚开始。”
    
    凡一平,本名樊一平,现任广西作家协会副主席,广西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八桂学者文学创作岗成员、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根据其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有:《寻枪》《理发师》《跪下》《最后的子弹》《宝贵的秘密》《姐姐快跑》等。上世纪九十年代中以来,出版了长篇小说《跪下》《顺口溜》《老枪》《上岭村的谋杀》《变性人手记》《天等山》等六部、小说集《撒谎的村庄》等八部。曾获广西第三届文艺创作铜鼓奖、第五届广西青年文学独秀奖、第二届壮族文学奖、百花文学奖、小说选刊双年奖等。
    □本期对谈嘉宾 凡一平
    青年报特约对谈人 舒晋瑜
    1 我曾经被自己的诗句打动了,我相信饱含真情的作品也会打动读者。
    舒晋瑜:你自诗歌起步。听说你的诗歌发表与邵燕祥有关?
    凡一平:我幸运地遇上了一位“伯乐”,得到了当时《诗刊》副主编的著名诗人邵燕祥的重视。邵燕祥之所以如此认真对待一位年轻业余作者的投稿,不仅由于他高度的责任感和认真的工作态度,还因为他读中学时就向北京一家报纸投稿,第一篇散文就是在一位副刊编辑的扶持下发表的,他深知一个青少年作者的第一篇作品的发表是个很大的鼓舞,往往会影响这个人的一生。《一个小学教师之死》经过编辑的精心删改,将五十六行的诗句压缩成了四十六行,很快就发表了出来。发表时,编者还在尾部附加了一条小注:“这首诗的作者是一位十七岁的学生,他的父母都是有三十多年教龄的人民教师。编者对诗稿作了一些删改。” 《一个小学教师之死》的发表对我来说的确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我相信自己能够成为一名作家。
    舒晋瑜:写了十二年诗歌也发表了一定数量的诗歌作品之后,后来是一种什么动机促使你转向小说?
    凡一平:当我发现我擅长于叙事后,我就果断地转写小说了,但是我仍然喜欢诗歌,我读的诗歌一点也不比我读的小说少。第一篇小说是《岁末》,是短篇小说,发表在《金城》1983年第4期,稿费30元,那时侯我一个月生活费只要十元就够了。先短篇后中篇,逐步有经验和自信后写长篇,前四部主要写的是我感受到的都市生活。从《上岭村的谋杀》开始有变化,它是我第一部反映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
    舒晋瑜:1993年,可以说是你中短篇小说创作的第一个丰收年。《浑身是戏》《认识庞西》等清一色的当代都市生活题材,简洁而富有弹性的叙述语言,灵活多变的艺术结构,让读者耳目一新。1995年,你的长篇小说《跪下》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被评论家誉为“当代都市生活的长篇画卷”。
    凡一平: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出版社在出版《跪下》时,作了一个简介,称:“《跪下》是一部社会都市小说,其思想艺术及语言均为国内一流,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但是我自己并没有信心。那厚厚的一摞书稿,仿佛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使我感觉烦恼和沉重。因为我不知道有哪家出版社愿意出版它,我非常的不自信,不自信的原因在于我弱小的知名度和关系网。我不像那些知名度很高并且八面玲珑的作家,只要写出作品,不愁出版不了,就像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我很害怕我的作品不能打动出版社,对于我这样默默无闻的作家,要敲开出版社的门,只能靠过硬的作品。也就是说,让出版社觉得有赚头。那时候我甚至想,只要不要我自费出版,我就满意了。当我把《跪下》的故事的梗概复制二十份寄给二十家出版社的时候,我的心就像条件低微的征婚者,迫切地等待着愿意与其明媒正娶的知己!
    当时代文艺出版社率先答复我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把书稿寄了过去。半年之后,《跪下》出版了――当我手捧著作,看见封面上的美女和版权页上的印数(20000册)时,我知道我的书被彻头彻尾推向了市场,并且知道出版社赢利了。
    舒晋瑜:《变性人手记》运用荒诞的手法,叙述了一个相当荒诞离奇的故事。评论家黄伟林认为,凡一平这一时期的小说表现了转型期人们的身份焦虑,小说中的人物为生存和追逐利益,在生活中变化而“浑身是戏”。
    凡一平:我并不认为《变性人手记》不如《跪下》的效果。尽管后者的发行量大于前者,但是它给我带来的好心情不如前者。因为后者不能也不会谈条件,而前者终于可以谈条件了,不管那样的条件或合同及交易方式是否恰当,但毕竟是双方谈判后同意的结果。我终于敢于正视市场对于作家的打击和挑战,或者说我终于有了市场意识和觉悟。我不再感到被谁亏待和剥削。介入市场,我的心反而出奇的平静和平衡,面对市场的喧嚣我不再装聋作哑,尽管市场的喧嚣依然使我茫然困惑。
    舒晋瑜:之后,你还创作了《顺口溜》《老枪》等长篇小说,你的选材与自身的生活变化密切相关吗?
    凡一平:创作《顺口溜》和塑造彰文联形象的目的很清楚,就是力求体现以人为本。它要探讨的主题是,知识分子在物欲、权欲和色欲面前,如何保持自己的气节和操守。文学是人学,这是老生常谈的创作定律。为文学画廊奉献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是一个作家的理想、追求和使命。“彰文联”是不能留下去的,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人贵有自知之明,这很重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何尝不是一种气节和操守?
    舒晋瑜:《上岭村的谋杀》是一部可读性与现实紧密结合的作品,你把背景放在了家乡,并且上岭村也确实是你生活了十多年的村庄。书中的人物是否也是现实中的人物?为什么将乡村的名字和乡人的名字直接用于作品?
    凡一平:《上岭村的谋杀》与上岭无关。我只是借用了与我祖籍有关的名字、环境和外壳,写了一个我蓄谋已久的又与乡亲无关的谋杀故事。我这么设置和处理,是我太想让外人知道上岭这地方了,她风景非常的优美,我的乡亲淳朴善良却又十分的聪明、机智、幽默和乐观。
    舒晋瑜:促使自己正视成长背景和内心世界,是出于怎样的考虑?为什么写作这么多年后,才开始正视和书写自己生活的土地?
    凡一平:我曾经用了四部长篇小说对我的都市生活进行批判和解剖。但我还是觉得我已经不天真,不干净了。我要如何才能找到真正的自我?我为什么变成了现在的我?我能变回去吗?而我认为最纯净的家乡这么多年也在变化着,我的村庄生态越来越好,我的乡亲也变得比以前富裕了,但是欢乐却比以前少了很多,这是为什么?我必须重视这个现状,就像审视我自己一样。
    舒晋瑜:这部小说构思和写作用了四年时间,你提到写作过程是既沉重又激动,为什么?
    凡一平:2007年某天,我回到上岭。此次归来距离我上次的返乡,相隔了十一年。这次的返乡,对我的触动非常的大。我亲切而隔阂的上岭,熟悉而又陌生的乡亲,让我关切、疼痛和沉重。我沉重的原因是我既往的农村生活和现实的农民命运,总是像磐石一样压迫着我。它压迫了我很多年,无论我是在金光大道的城里还是在纸醉金迷的经历中,它始终是我挣脱不开的梦魇,忽然有一天,我找到了撬开磐石的杠杆和角度,为此我激动不已并且不遗余力。
    2 人是多元的或复杂的,无论是创作还是生活,我都是以慈悲心肠去对待。
    舒晋瑜:你所说的“撬开磐石的杠杆和角度”是指什么?为什么你说是“获得了一次艺术的跨越和心灵的救赎”?
    凡一平:因为我写的是小说,不是新闻和报告文学,所以不能记流水账,我要把大量的生活素材变成艺术作品,这就需要杠杆和角度,具体地说就是切入点。这非常难。但我还是找到切入点了,就是一个村里的恶霸自杀又被认定是他杀的案件。现在看来我这个切入点是正确的。
    我写了一部内容与我以往不同的小说。“心灵的救赎”是指我以往的小说总是背离我成长的土地和河流,我愧对让我无愧的农村生活。而我现在的笔触调转了方向。我回来了。所以我解放了,得救了。
    舒晋瑜:故事中尽管写谋杀,却没有真正的坏人。因为你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书中的每个人物,必须那么做。对于笔下的人物,你是怀着怎样的一种情感?
    凡一平:我曾经见过一个我认为是坏人的人,他说:“我有今天是因为我太善良了。”所以人是多元的或复杂的。无论是创作还是生活,我对人都是以慈悲心肠去对待。
    舒晋瑜:《上岭村的谋杀》被列为“八桂学者广西民族大学文学创作岗最新成果”,这是怎样的一个项目,能否简单介绍一下?
    凡一平:“八桂学者”是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科教兴桂战略的一个重要项目。经过层层选拔,2013年把文学创作岗设在广西民族大学,由作家东西为团队负责人,团队成员有黄佩华、李约热、朱山坡和我。我们五人在五年时间内,每人要写出两部长篇小说,一共十部,用这十部长篇小说再次展示广西文学的创作力量和成就。用东西的话说是,“射十次门,总会有一次漂亮的进球!”
    舒晋瑜:我是一口气读完《天等山》的,和之前你的很多作品一样,充满悬念,有温暖,有爱,这些都是触动我的因素,但是对你来说,似乎并未太构成挑战,在《天等山》的创作中,你有何独特的体会?
    凡一平:《天等山》是我《上岭村的谋杀》之后的长篇小说,我本以为写完《上岭村的谋杀》以后再也不写长篇了,因为我觉得“谋杀”已经是我最好的小说了。我已人到中年接近老年,脑力和体力提示我不要再写长篇了。但是鬼使神差或者天意,我情不自禁又写了《天等山》。写作的时候,仿佛如得神助,一气呵成,就像一个打字员。五月份写完,上海文艺出版社八月就出版了,九月就卖出了电影版权,真的非常顺利。从《天等山》我有了新的觉悟,当一个作家满足名利之后的写作,一定要顺应“天意”,其实是尊重自己的内心。
    3 作家就像房屋设计师,客户至上,但也得有自己的坚持,我的写作是从心灵出发的。
    舒晋瑜:《上岭村编年史》中的不同章节在期刊上发表,引起了很大反响。《长江文艺》常务副主编何子英认为,其中的中篇小说《上岭村丙申年记》不仅挑战读者的阅读和审美经验,同样也是作家本人的自我挑战。
    凡一平:我尊重的是自己的内心,是对文学的追求,也想不断地挑战一下写作的难度。描写人机结合,这样的选材很超前当然也很冒险。它不仅挑战作家的想象力,同时也挑战写作技能:故事情节如何铺排,细节如何呈现,甚至性爱的伦理尺度如何把握,等等。
    舒晋瑜:《上岭村编年史》中出现了《上岭村的谋杀》中的被谋杀的韦三得,是不是很容易引起人的某些联想?
    凡一平:我说过,2013年出版的的《上岭村的谋杀》是我正视自己生活的土地的一部长篇小说,它使我获得了一次艺术的跨越和心灵的救赎。而《上岭村编年史》是我延续“艺术跨越” 和“心灵救赎”的又一部长篇小说,它产生的灵感来源于我的一个短篇小说《风水师》。我为这个六千字的小说居然看了数十万字的包括《黄帝宅经》在内的风水书籍,更多的是思考人生的荒诞和沉浮、人性和命运。
    舒晋瑜:你说自己在构思回忆录了——虽是笑谈,但还是很想知道,回顾你这么多年的创作,如果请你分阶段分析,你认为自己的创作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凡一平:1994年前是一个阶段,1994至2001年是一个阶段,2002年后是一个阶段。我从小在红水河边长大,红水河对我来说是神圣的,神圣到让我害怕,这就是我一直在回避它而专写城市小说的原因。我2005年发表的《撒谎的村庄》其实才是我对我敬畏的乡村、故土奉献的试探之作。我早期的创作是写我生长的农村生活或底层生活,但是我一心想进入城市。当我进入城市以后,我拼命地写我渴望、挣扎、矛盾、喜欢而又排斥的都市生活,花费了十多年,用四部长篇和无数中短篇,成为评论家眼中或笔下的“新市民文学”作家。有一段时间,我真的以为我可以归类或“盖棺定论”了,但是隔了十年后的某年,重回出生和成长的上岭,重新接触想念我甚至已经开始骂我的乡亲,我觉得我不能就此封笔。我必须转向,就写上岭。写了多部关于上岭的小说之后,我才发觉我复杂的灵魂,变得简单和纯粹,甚至觉得创作才刚刚开始。
    舒晋瑜:创作已非常成熟,技巧也不成问题,那么你的写作是否已顺风顺水,不存在任何瓶颈?如果遇到瓶颈,你又是如何突破的?
    凡一平:真的,我现在的创作已经不存在任何瓶颈了,因为我的写作,已经不图名不图利,不在乎评论家的褒贬,更不在乎获奖与否,而是尊重内心和良知。我突然发觉这样以后,作品更能获得读者的喜爱和评论家的好评。2015年后我的作品频频被各种选刊转载和获奖,许多大学生毕业论文因为研究我的作品找到工作,就是佐证。
    舒晋瑜:地域对你而言,是形成了丰厚的营养还是也存在一些局限?
    凡一平:是营养不言而喻。局限在年轻的时候有,我认为的地域就是我经历的地方,但随着阅历的增长和思考的深入,地域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符号,比如上岭,看起来越缩越小,其实是个非常广阔的天地。
    舒晋瑜:你的创作有没有具体的目标?能够谈谈你在写作上的基本立场吗?
    凡一平:作家就像房屋设计师,客户至上,但也得有自己的坚持。我的写作是从心灵出发,写自己想写并且在非写不可的时候才写,要写得好看、耐看,要写出好看、耐看的小说。
    舒晋瑜:你怎么评价自己目前的创作状态?
    凡一平:我发现自己身上有好几口井。目前另一口井正在井喷。
    舒晋瑜: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你认为这一身份对自己的创作带来怎样的影响?
    凡一平: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我即开通了微博,通过微博征集民意。另一方面,我根据深入生活所获得的对民生和社会的感知,以及对文学领域的熟悉,在会议期间提出关于文学艺术、民生的建议。作为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五年来,我的身份不断在作家和代表之间转换,中间突然发觉,其实身份是可以统一的,只要你具备悲悯之心,写作也好,为国为民献计献策也好,你的任何作为,都是名正言顺。
    4 没有影视,我的生活一穷二白,但是没有文学,我什么也不是。
    舒晋瑜:尽管有诸多很有实力的中短篇,我想可能读者对你的印象更多的是来自影视作品,比如《理发师》《寻枪》等。你第一部被改编影视的作品是什么?是与谁合作的?有怎样的机缘?
    凡一平:我的第一部被改编成电影的作品是中篇小说《寻枪》,被改为电影《寻枪》,也是陆川的导演处女作。他不是第一个喜欢上《寻枪》的导演,也不止一个导演看上《寻枪》,但他是喜欢得最执著的一个。陆川为剧本整整苦熬了两年,始终没有放弃,这恐怕是其他导演所做不到的。陆川为什么特别喜欢《寻枪》?我想主要除了小说有一个通俗而又脱俗的故事外,陆川发现了小说的意义,就是“枪”象征着一个人的生命或精神支柱,有的人“枪”丢了以后,拼命去把它找回,而有的没有找到。我知道陆川是在为这个意义而激动、奋斗。他同样有马山寻枪的精神,不然就不会有电影《寻枪》和陆川。
    舒晋瑜:与影视结缘,对自己的创作带来怎样的影响?如果以影视改编为界,此前和此后的作品风格发生变化了吗?为什么你的作品那么有影视缘?
    凡一平:我曾经说过,没有影视,我的生活一穷二白,但是没有文学,我什么也不是。我创作的原则始终如一,那就是从心灵出发,要写得好看耐看。我追求小说的好看耐看追求了三十年,许多小说达到了好看耐看的目标,这可能就是有影视缘的原因。
    舒晋瑜:你的小说《寻枪》,虽然故事的表面说的是一个警察的“寻枪”过程,但我觉得应该还有另一寓意:似乎是偷枪者比丢枪者更有“寻枪”的欲望。不知电影能否真正表现出这样的主题。还有你的小说中有一个独特的细节:就是警察从街上买了一把仿真枪,最后又用这把仿真枪从凶手的手里换回了真枪,可见你对“寻枪”的主题处理颇有幽默感,不知电影是否保持了这种幽默的叙述风格?
    凡一平:这个问题很深入,因为它触及了小说本质的另一面,也是我小说意图不轻易被人发现的地方。小说的偷枪者是警察的战友,在战场上被地雷炸没了男根,他渴望着像正常男人一样活着,拥有尊严的武器,但是他永远都无法做到。他痛恨耻笑他的男女,所以他杀了李小萌,还要杀和李小萌通奸的周小刚、还有镇长。于是乎,周小刚拼命寻求保护,镇长跟派出所借枪。这是小说最具震撼力的地方,但是电影没有这样的表现。电影里的偷枪者是一个卖羊肉粉的市民,他的家人因为被造假酒的周小刚所害,所以他才要偷枪杀周小刚,却误杀了李小萌。
    尽管小说的震撼力被削弱了,但电影不乏幽默的叙述风格,结尾的马山灵魂出窍,走向观众。姜文妙不可言的哭笑能让人回味不已。
    舒晋瑜:也有一些作家和读者认为当前的影视创作见不到文学性,认为只有读“文字”,才有文学的想象力,而读“画面”则会减弱读者的文学的想象力。
    凡一平:我从来都不认为影视创作见不到文学性或没有想象力,恰恰相反,影视创作是最需要想象力的!我们通常所谓的文学性只是指语言和叙述,而忽视故事的编造、情节的设置和人物的安排,好像这不是文学的因素和内容。事实上后者的难度比前者要大得多。现在的小说为什么不好看?我觉得是因为故事没有编好,也如作家东西所说,是被作家自己的小说叙述给害的。没有好故事的小说只能吸引评论家,而不能吸引读者,更不能吸引影视制作人。我以为创作者,在创作的时候,要常常想象自己是读者,是观众,这样写出来的作品才容易被读者、观众接受。
    舒晋瑜:你如何看待文学和影视的关系?
    凡一平:我常觉得我写的小说像是种子,或像是鸟蛋,被别人拿去播种或孵化,然后长出奇异的花草或生出怪诞的鸟来,比如《跪下》《寻枪》,又比如《理发师》。它们从发表和卖掉版权以后,就仿佛不再属于我,而属于演绎它们的编剧、导演和主演――当这些富有创新精神的人们把我的小说拿去改造成电视剧、电影之后,我就像老实巴交的农民,看着自己的亲生骨肉,被送到别人的家里生活和抚养,等再见到他们的时候,我发现我已不再是这些孩子的父亲!我的孩子变异了,我和孩子的关系已经疏远,甚至已经认不出是自己的孩子了。而那些将孩子拿去培养和打造的人,也俨然以父亲自居,因为他们有足够的实力证明养育的功劳,最高的荣誉和报答应该属于他们。这是不甘寂寞和清贫的写作者的宿命。这就是影视和文学的关系。(舒晋瑜,作家,《中华读书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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