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雨果奖显得很远，我从没想过自己会跟它产生关系。在中文与英文这两个遥远的文化星球之间，有一艘飞船将它们连接在了一起，那就是本书的译者刘宇昆。他对东西方文化都有深入的了解，而且为本书的翻译付出了不懈的努力，译文几近完美。作为一名不用英语创作科幻小说的人，我要对他致以诚挚的谢意。”2015年8月，刘慈欣凭借科幻小说《三体》获得世界科幻协会第73届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译者刘宇昆代表他上台领奖时，朗读了刘慈欣的这段获奖致辞。
    手握奖杯的刘宇昆说一口流利的英文，笑容里间杂着自豪和谦逊。自此，这位美籍华裔译者进入了中国读者的视野，他被中国科幻迷们亲切地唤作“小刘”，与“大刘”刘慈欣一道，将中国科幻推至世界的高度。
    译者只是刘宇昆众多身份的一种。在新近出版的科幻短篇小说集《奇点遗民》中，他借一篇篇杂糅了科技细节与人文关怀的小说，反复检视而今甚为火爆的人工智能的反面，重申了自己的“科幻审美”：“着眼于在科幻宇宙中生活和思考所产生的情感体验，在同样的宇宙里非理性被理性取代，对进步的追求逐渐削弱人类主观主义的霸权。”
    从中国兰州到美国哈佛
    借科幻质询人类情感与人性道德
    “目力所及，飞艇都停在离航站楼数百米的地方。”小说《人在旅途》中，刘宇昆设计了一条从兰州到拉斯韦加斯的航线。他乘坐齐柏林飞艇，飘过兰州熙攘的街道，俯瞰蜿蜒奔腾的黄河，经过由闪亮光滑的金属和玻璃组成的鄂尔多斯，最终抵达美国内华达州的沙漠。这趟以177公里的时速，飞翔63小时的行程起点，是他的故乡——兰州。
    离开故乡近三十年的刘宇昆，凭借这条虚拟的航线，在文字搭建的想象中，终于回了趟家。
    11岁，还在读小学五年级的刘宇昆从兰州出发，随家人移民美国，定居在西海岸的加州帕罗奥图。少年刘宇昆心里盛装着两个故事——菲利普·迪克的《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和《星球大战》的第二部《帝国反击战》——故事中的宇宙飞船、光剑和怪兽在他心里留下了斑斓的光影，也让他见到了“平常生活中见不到的东西”。
    1994年，18岁的刘宇昆进入哈佛大学，在数学和文学之间选择了英美文学系。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文的节奏与意象、中世纪英语的独特音韵与句法、拉美文学与世界文学中缤纷的色彩使他沉迷。日后在他的科幻小说开篇，苏珊·桑塔格的文艺评论、艾米丽·狄金森和T.S.艾略特的诗句不时涌现；在他的笔下，科幻不只是科技、理论、技术、机械的简单拼贴，而是关乎人类情感与人性道德的深层质询。
    “我们现在拥有的最好的望远镜最远能看到130亿年前。如果你把这样一架望远镜绑在火箭上，然后以超光速驶离地球——细节我稍后再说——并将镜头对准地球，你将看到人类的历史倒退地展现在眼前。地球上发生的一幕幕场景不断向外飞离，形如膨胀的光球。你想回看多远，取决于你在太空中行驶了多远。”刘宇昆得知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被西方学者质疑“证据不足，太夸张”后，历时三年写下了中篇《纪录片：终结历史之人》。故事虚构了一种能够观测真实历史的技术，可看清侵华日军731部队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暴行。
    三年里，他阅读了大量史料，去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查阅731部队被审问的证据和证词，甚至找到那些否认这段历史的人聊。虽然这篇小说最终因“政治敏感”与雨果奖擦身而过，它依然是刘宇昆自己“最骄傲”的作品。
    认清谎言，直面人性之恶，虽然不是大多数科幻的路数，但在刘宇昆看来，恰是科幻中让人绝望的隐喻，“很好地探讨了我们应该如何自省”。
    两种文化之间
    我有属于我的“丝绸朋克”
    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刘宇昆来到位于华盛顿州雷德蒙德的微软公司，成为一名软件工程师。上世纪90年代末，雅虎、脸书、谷歌等从车库里孵化的小企业迅速成长，创业浪潮席卷北美。刘宇昆成为其中的一员，在美国东岸麻省剑桥城的一间公寓里，和几个朋友开启了创业之路。又因为想做“不一样的事”，他返回哈佛校园攻读法学，毕业后在一所联邦法院做法官助理，后成为一名企业税法律师。然而，繁忙的律师生涯没留给他太多时间创作，他转而成为专攻高科技专利案件的诉讼顾问。
    “写作和当律师写合同、当程序员编程序是差不多的，都是用符号去修建一个虚拟的机械系统。”丰富的职业生涯为刘宇昆的科幻开拓了不同向度：《迦太基玫瑰》中的编程语言、《完美匹配》中对算法与数据的分析、“末日三部曲”中与上传后的意识之间的对话、《结绳记事》中对于知识产权的论述……就像《手中纸，心中爱》中活蹦乱跳的折纸动物一样，刘宇昆喜欢写的小说大多带有“幻想元素”，都是“将日常生活中的比喻实体化”。有人质疑他的小说“不够科幻”，对刘宇昆而言，科幻、奇幻、魔幻现实主义，分类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读者看过之后“有没有回忆，有没有反思”。
    从小和奶奶听广播评书《三国演义》、和婶婶看琼瑶的小说、读金庸的武侠，为西方科幻痴迷的刘宇昆，最终在英美文学传统中学习写作，出版，并拥有了一众西方读者。跨文化的背景与经历就像两颗水滴融进水里，流汇于他的笔端。
    2015年在美国出版的长篇处女作《蒲公英王朝：七王之战》（The Grace of Kings）就是一次结合中西方叙事的尝试。小说运用西方史诗中的叙事技巧，围绕汉朝崛起的历史传说，建构起一个“政治和阴谋的世界”，一个有神明也有幻想的世界。刘宇昆称其为“丝绸朋克”（silkpunk）。在庞大的“赛博朋克”和“蒸汽朋克”之外，他特地为自己画了一个独立的“小圈圈”，站了进去。
    “没有历史的人/无法从时间获得救赎，因为历史/是无数瞬间的排列/在冬日午后的幽静教堂/天光熄灭/历史只剩下此刻的英格兰。”在《纪录片：终结历史之人》的初稿开篇，刘宇昆引用T.S.艾略特《四个四重奏》中的诗句。“历史本是一个个偶然，但当我们回过头看历史，就觉得那是必然。这是一种错觉。”刘宇昆本来很快的语速突然降了下来：“科幻的价值不在于预测未来，而在于给未来一种可能性的表达，让我们对未来和科学充满敬畏。”
    “虽然科幻文学不是预测未来的上佳方法——我甚至从不知道哪部科幻作品完全正确地预测了未来——但是通过巨大变革的隐喻，它很好地探讨了我们应该如何自省。” ——刘宇昆
    【对话】
    人工智能是自我认知的试金石
    新京报：回看200年的西方科幻发展史，很多曾经出现在作品中的情节似乎已成为现实。在当下这个科技快速发展、急速变迁的时代，科幻实现对未来的精准预测是否还有可能？
    刘宇昆：我觉得科幻对于预测未来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因为预测技术的发展方向是很难的事情。在每个时刻，无数人试着从不同的方向解决问题，你在那个时候往前看，很难预测哪一个方面会有突破。但过去了之后往后看，很容易得到一个结论：我们走过来的路是必然的路。因为人是一种喜欢把因果关系牵强附会地联系起来讲故事的物类。历史上很多事情其实是无法解释的，都是一个个偶然而已，但是我们回过头看的时候，就喜欢把它们联系在一起，说这是必然的，这是一种错觉。
    科幻小说的价值不在于预测未来，而在于给未来一种可能性的表达。它让我们对未来和科学充满一种敬畏感。科幻可以给我们一种语言和思维方式来探索未来。另外，科幻激发了我们对于未来的思想，我们创造未来的时候也就受到了科幻的影响。
    新京报：《奇点遗民》中，你反复思考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关系。包括探讨身体的不可替代性、人工智能与人的分界、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技术和道德的困境等等。你怎么看在不远的将来，人工智能将会对社会和自身形成的影响？
    刘宇昆：我认为人工智能还没有发展到我所描述的地步，我所预测的东西可能永远不会发生。人工智能当然是对人类自我认知的一种挑战、试金石。因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对“人类智能”的定义不断改变。我感兴趣的，是人工智能的发展怎样促使我们去反省自我，怎么帮助我们理解人类智能的边界和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