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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诗中我们易于见到方言土语或戏言的使用,若非作者加以自注或时人的说明,我们便难了解它们的含义。周紫芝记述:“东坡在黄州时,尝赴何秀才会,食油果甚酥。因问主人,此名为何。主人对以无名。东坡又问为甚酥,坐客皆曰:‘是可以为名矣。’又潘长官以东坡不能饮,每为设醴,坡笑曰:‘此必错著水也。’他日忽思油果,作小诗求之云:‘野饮花前万事无,腰间惟系一葫芦。已倾潘子错著水,更觅君家为甚酥。’”(《竹坡诗话》)“错著水”与“为甚酥”是苏轼一时的戏言,竟以入诗。王直方记述:“顾子敦有顾屠之号,以其肥伟也。故东坡《送子敦奉使河朔诗》云:‘我友顾子敦,躯胆多雄伟。便便十围腹,不但贮经史。’又云:‘磨刀向猪羊,酾酒会邻里。’至于云‘平生批敕手’,亦皆用屠家语也。”(《苕溪渔隐丛话》)诗中“磨刀向猪羊”和“批敕手”皆是当时屠宰行业的行业语,苏轼以之与友人相戏。 苏门的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记述:“熙宁初,有人自常调上书,迎合宰相意,遂丞御史。苏长公戏之曰:‘有甚意头求富贵,没些巴鼻使奸邪。’‘有甚意头’‘没些巴鼻’皆俗语也。”“意头”意为心意,“巴鼻”意为来由:它们皆是宋时方言俗语。此外如“诗句对君难出手”(《李颀秀才善画山,以两轴见寄,仍有诗,次韵答之》),句中“出手”为卖出或脱手之意。“厨中蒸粟堆饭瓮,大杓取便酸生涎”(《和蒋夔寄茶》),作者自注:“山东喜食粟饭,饮酸酱。”又山东人埋肉于饭下而食,谓之饭瓮。“连车载酒来,不饮外酒嫌其村”(《答王巩》),“村”为宋人俗语,为粗俗之意。“不怕飞蚊如立豹”(《次韵孙秘丞见赠》),作者自注:“湖州多蚊蚋,豹脚尤毒。”豹脚乃一种蚊子。“溪边布谷儿,劝我脱破袴”(《五禽言》其二),作者自注:“土人谓布谷为脱却破袴。”“毛空暗春泽,针水闻好语”(《东坡八首》其四),作者自注:“蜀人谓细雨为雨毛。稻初生时,农夫相语稻针出矣。”苏诗使用民间方言土语及戏语入诗,这是诗史上出现的很奇特的现象。 苏轼使用生活中通俗的常言,使用俗事俗物,以及使用方言土语和戏语的例子,皆可说明苏轼在诗歌创作中存在以俗为雅的艺术倾向。这些诗句虽然俗气,甚至粗俗,但我们了解其写作的具体环境和所表达的诗意之后,则可见到在俗的表象之后有一种宋人的风雅情趣。此种情形并非苏诗的个别现象,我们还可在苏轼许多博雅深奥的诗篇里见到某些粗俗的意象。如苏轼通判杭州时作的五古长篇《监试呈诸试官》之第一段:“我本山中人,苦寒盗寸廪。文辞虽少作,勉强非天禀。既得旋废忘,懒惰今十稔。麻衣如再著,墨水真可饮。每闻科诏下,白汗如流渖。”诗甚典雅,又具自嘲,如“麻衣”“墨水”两句似俗语而实有出处,而“白汗”则是俗语。 以俗为雅是苏轼诗的基本的艺术倾向。南宋后期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里指责苏轼、黄庭坚及江西派诗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和以议论为诗,认为这是诗弊,有违诗体之特性。苏轼和黄庭坚与唐代诗人比较,他们确实存在以文字、才学和议论为诗的现象,而且较为严重,造成他们作品的博雅艰深的特点。自严羽批评之后,这成为后世诗学家攻击与否定宋诗的重要理论依据,并展开长期的唐宋诗优劣之争。然而严羽以来之论诗者都忽视了苏轼、黄庭坚及江西派诗人存在的以俗为雅的艺术倾向,以及在此风的影响下出现的许多通俗的白话诗。因此由苏轼开启的以俗为雅的艺术倾向,很值得我们关注,并应引起我们对宋诗艺术特征的重新认识与评价。 (张承凤,作者单位: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