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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枚的咏史诗批评观念与风格追求(2)

http://www.newdu.com 2017-11-15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 马昕 参加讨论

    二、“新义”:咏史诗的思想境界
    (一)批评上的推崇
    袁枚的整体诗学观念中就包含着对“新义”的追求。他曾在《随园诗话》中引述姜夔的话:“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易言之:诗便不俗。”[5]107也说过:“余自幼,诗文不喜平熟。”[5]214具体而言,他最推崇“翻案”式的写作,因为既能突出作者的过人天才,又能避免读者的审美疲劳。他说:
    诗贵翻案:神仙,美称也;而昔人曰:“丈夫生命薄,不幸作神仙。”杨花,飘荡物也;而昔人云:“我比杨花更飘荡,杨花只有一春忙。”长沙,远地也;而昔人云:“昨夜与君思贾谊,长沙犹在洞庭南。”龙门,高境也;而昔人云:“好去长江千万里,莫教辛苦上龙门。”白云,闲物也;而昔人云:“白云朝出天际去,若比老僧犹未闲。”“修到梅花”,指人也;而方子云见赠云:“梅花也有修来福,着个神仙作主人。”皆所谓更进一层也。[5]53
    “翻案法”是杨万里提出的理论概念[13]141,而袁枚的性灵诗说又直接受杨万里的启迪[14]。从这一层面来看,袁枚赞成翻案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翻案”写法在咏史诗中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应用。虽然中国历史悠久,史籍存留丰富,诗人咏史的资源太多太多;但古代咏史诗的歌咏对象却往往集中在一些热点话题上,并逐渐形成对这些话题的依赖。前人写过的题目,后人再写,就很难写出新义。袁枚在咏史题材上大概也能感受到这种深重的创新焦虑。一日,他漫步到随园旁边的放生庵,偶然看到一名寒士后进的诗稿,就触动了这层焦虑,因为诗稿上写:“香焚宝鸭客吟哦,万轴牙签手遍摩。此事未知何日了,著书翻恨古人多。”很可能是最后这一句与他长久以来的焦虑不谋而合,所以他竟一瞬间将这位素昧平生的诗人引为知己。这不仅使他慷慨解囊资助了寒士,将其引荐给安庆太守郑时庆,使其摆脱寒酸处境;而且,他还与这位诗人结为诗友,关注着他后续的作品。于是,袁枚在《随园诗话》中引录了他的另外两首诗。一首题为《遣怀》,诗云:“我口所欲言,已言古人口。我手所欲书,已书古人手。不生古人前,偏生古人后。一十二万年,汝我皆无有。等我再来时,还后古人否。”诗人虽有着对古人影响的焦虑,但也富于才气,写出了下面这首《咏淮阴侯》:“淮阴当穷时,乞食一饿殍。及其封王后,被诛尤草草。穷不能自保,达不能自保:万古称人杰,为之一笑倒。”[5]174这首诗推翻了韩信的英雄形象,认为他无论穷达皆不能自保。之前有无数咏史者都说韩信是人杰,但与这首诗的观点相比,那些都是多么可笑的认识啊。诗人在末尾二句用一种对前代诗人近乎嘲笑的方式,表露出他对翻案写法的依赖。
    咏史翻案的意识恰恰就隐藏在对前人的超越上,如能得到一个“古人所未有”的新观点,简直使身处后世的咏史诗人激动若狂。袁枚就举出毗陵太守李宁圃的《姑苏怀古》,诗云:“松柏才封埋剑地,河山已付浣纱人。”该诗将季札挂剑与夫差亡国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揭示了国家兴亡的不可预料。袁枚说,这一创意是“古人所未有也”[5]563。
    如果哪位咏史诗人专以翻新为追求,就更会得到袁枚的欣赏。例如《随园诗话》卷一二云:“山阴沈冰壶,字清玉,有《古调独弹集》。以新乐府论古事,极有见解。”[5]397从袁枚所引例诗来看,这部咏史乐府诗集确实提出了很多迥异前人的看法,所以袁枚才称赞其“极有见解”。再比如《随园诗话·补遗》卷五又说他应邀为颜希源《百美新咏图》和邵帆《历代宫闱杂咏图》作序,发现这两部诗集都专咏历代女性人物,“用意皆翻空出新”[5]695。
    (二)创作上的实践
    袁枚不仅在诗学批评中强调咏史诗要具有议论上的新义,而且他自己在创作中也做出了很好的实践。例如《谒岳王墓作十五绝句》[3]633,就最能体现其创新能力。这组诗是诗人晚年携子游览西湖时所作。诗人围绕岳飞这单一的历史人物写了15首诗,却没有一首诗的立意是重复的,而是充分发挥才情与智慧,从不同角度下笔。除此之外,袁枚咏史诗中这类具有新义的作品也是数不胜数。更重要的是,袁枚咏史诗中的创意和灵感,是从何而来的呢?
    首先是诗人的学识。袁枚虽不以学问见长,却也绝非无学之辈。他一生酷爱读书,尤其酷爱读史,积攒了丰富的历史知识,这些都为他创作咏史诗提供滋养。例如《谒岳王墓作十五绝句》,要找到多元的立意角度,就必须对南宋初年的政局和战局有一定了解,向壁虚造是不可能的。而在知识的指引下,诗人也更容易获得真知灼见,实现立意的创新。例如《玉环》(其二):“可惜云容出地迟,不将谰语诉人知。唐书新旧分明在,那有金钱洗禄儿?”[3]《玉环》(其二),33袁枚考察了《新唐书》和《旧唐书》中有关杨贵妃的记载,发现正史并未说杨玉环认安禄山为义子,这样的传说并不可信。诗人为杨贵妃翻案时,也就具有了坚实的学术基础。袁枚自己也说:“余每作咏古、咏物诗,必将此题之书籍,无所不搜。”[5]20可见他作咏史诗时,往往做好充足的知识准备。
    可是,咏史诗不同于史学考证札记,所以咏史诗新义的获得,也不能局限于“书本之中”的学问,还要在“书本之外”——史书记载的盲区张开想象的翅膀,从“虚”处着眼,使咏史诗获得情感与诗意的空间。袁枚恰好颇善此道,具体包括以下三种方法:
    一是对历史演进的多种可能性提出假设。例如《黄金台》(其四):“于今蔓草萦台绿,千年壮士寻台哭。为道昭王今便存,不报仇时台不筑。”[3]《黄金台》(其四),17袁枚假设燕昭王身处乾隆时期,在没有报仇复国的压力时,也就根本不会筑造黄金台来招纳士人。这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燕昭王纳士之举的真实动机与根本原因,揭掉了所谓明君的高尚面具。又如《再题马嵬驿》(其四):“不须铃曲怨秋声,何必仙山海上行!只要姚崇还作相,君王妃子共长生。”[3]《再题马嵬驿》(其四),181袁枚假设姚崇如果活得久一点,继续辅佐唐玄宗,很可能会避免安史之乱的发生。这也间接指出,安史之乱的主要原因是玄宗缺少良臣辅佐。
    二是揭示历史人物的隐秘心理。例如前引《西施》(其一):“吴王亡国为倾城,越女如花受重名。妾自承恩人报怨,捧心常觉不分明。”史书中对西施的事迹本就少有记载,更别说去描述西施实行“美人计”时的情感矛盾。这些都需要诗人具有“感同身受”的能力,站在西施的处境与立场上考虑问题。
    三是以戏剧笔法虚构情节。例如《昭君》:“妾弹琵琶非自伤,伤心还是为君王。千秋几个倾城色,一旦轻轻付远方。君王若果非知己,妾亦甘心绝域死。如何贱妾远行时,诏书正选良家子。良家子,比妾姝,问旁人,如不如?”[3]《昭君》,599这里想象昭君出塞的同时,汉元帝下诏征选良家女子。昭君听说此事,内心一定五味杂陈。这里的重点还不是揭示昭君的心理,因为使昭君有此心理的前提都是诗人虚构的。诗人几乎不是在对真实的历史进行歌咏,而是以诗的笔法创作一部历史剧。
    (三)限制性原则
    袁枚认为咏史诗要有新义,甚至能够翻案;但新义并不意味着正确,翻案写法也不是被普遍接受的诗歌审美风格。因此,必须对咏史诗中的新义与翻案有所限制。《随园诗话·补遗》卷九云:
    郑夹漈诋昌黎《琴操》数篇为兔园册子,语似太妄,然《羑里操》一篇,文王称纣为“天王圣明”,余心亦不以为然,与《大雅》诸篇不合,不如古乐府之《琴操》曰:“殷道溷溷,浸浊烦兮,炎炎之虐,使我愆兮。”其词质而文。要知大圣人必不反其词以取媚而沽名。余文集中辨之也详。[5]814
    韩愈曾推文王之意以作《拘幽操》,诗云:“目窈窈兮,其凝其盲。耳肃肃兮,听不闻声。朝不见日出兮,夜不见月与星。有知无知兮,为死为生?呜呼!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15]《琴操十首》(并序),104末尾二句居然令文王向纣王请罪,还称颂纣王“圣明”,这或许出于文王被幽禁时保命求活的本能,但显然违背了人们对文王的崇拜和对纣王的痛恨。基于价值观的不认同,袁枚并没有赞同这一翻案。看来即便翻案,也不能突破基本的价值底线。
    从正面来讲,袁枚对一些翻案咏史诗的赞赏,是基于他和诗人在价值观上获得了共通与契合,而不是因为翻案逻辑所带来的机智效果。我们看下面这几条:
    余雅不喜四皓事,著论非之;且疑是子长好奇附会,非真有其人也。后读杜牧“四皓安刘是灭刘”;钱辛楣先生“安吕非安刘”二诗,可谓先得我心。顾禄伯亦有诗诮之云:“垂老与人家国事,几闻巢、许出山来?”[5]99
    吴名镇,甘肃临洮人。……余雅不喜陈元礼逼死杨妃。《过马嵬》云:“将军手把黄金钺,不管三军管六宫。”吴《过马嵬》云:“桓桓枉说陈元礼,一矢何曾向禄山?”亦两意相同。[5]544-545
    余旧咏《西施》,有云:“妾自承恩人报怨,捧心常觉不分明。”自道得题之间,载入集中。今读陈夫人《题捧心图》云:“眉锁春山敛黛痕,君王犹是解温存。捧心别有伤心处,只恐承恩却负恩。”与余意不谋而合。[5]636
    翻案作品的意义首先在于启发读者以全新的思路,正因为读者没有料到其思路,这类作品才具有审美的亮点。但袁枚举出这些翻案作品的时候,都会说它们与自己固有的价值观念相符。换句话说,他读这些诗时,审美的刺激并不是由意料不到而来,而是由心意契合而来。如果过度迷恋于“意料不到”所带来的阅读快感,就会对翻案本身产生不必要的狂热。而如果是因为“心意契合”而欣赏它,就是基于价值观的认同。这种认同感,对“翻案狂热症”不啻为一剂良药。
    但是,袁枚自己偶尔也有突破创新底线的作品。这包括两种情况:
    一是与主流认识严重违背。例如袁枚在任职江宁时期所作的《咏史》六首[3]《咏史》,80-82,其中第一首写汲黯。汲黯曾认为当县令是一件耻辱的事,还感叹自己过去的部下都如“积薪”后来居上。袁枚对此不满,甚至说“当时竟杀汝,如鼠投沸汤”。汉武帝对汲黯异常尊重,召见汲黯时定会衣冠整齐,袁枚却说“不冠而见之,于帝更何伤”。我们联想一下袁枚在几年前刚刚外放县令时是何等的牢骚,而已经做了六年县令的他,不但不对汲黯以做县令为耻的说法表示同感,反而横加指责。袁枚这种对皇权的一味维护,多半也不是真话,而很可能是长久压抑之下的自我开解或变态释放。
    二是与自我观点出现矛盾。诗人对同一历史人物的看法发生变化,有时候是阅历和境遇的变化造成的,这在诗人成长过程中是正常现象。但如果在短时间内的不同作品中出现自相矛盾的观点,则至少有一首诗并非出自真心。例如前引《谒岳王墓作十五绝句》(其七):“小校桓桓道姓施,涌金门外有专祠。雄心似出将军上,不斩金人斩太师。”袁枚指责施小校不上战场堂堂正正地杀敌报国,而只会做些阴谋暗杀的事情。但就在这次西湖游览期间,他还作了一首《施将军庙》,却极力称颂施小校行刺秦桧的英雄壮举,说他“一德格天阁正新,一刀杀贼乃有人”,“事虽不了神鬼惊,悬头市上香三日”[3]《施将军庙》,638。笔者怀疑,前者比较可能是假话,因为袁枚在创作《谒岳王墓作十五绝句》时面临更大的创新压力,比较容易为创新而创新,而他对施小校的苛刻批评就与一般观点并不相同,因此具备了创新性。《施将军庙》才真正暴露了他真实的情感立场。
    概而言之,以上两点都存在同样的毛病,就是诗中的情感不出自真心,这对袁枚以“性灵”为核心的整体诗学思想构成严重的冲击。进一步说,“性灵”理论的困境和危险也正在于此:一方面,性灵理论要求诗要写出个性,因此要有新义;另一方面,性灵理论又要求诗要表达真情,可是创新压力过大的时候就很容易为创新而创新,反而忘记真性情。这一矛盾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咏史题材中,要谨慎地掌握好创新的尺度,使创新与真情不相违背。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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