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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咏史题材在袁枚的诗学世界中占有重要而独特的地位。他一生中写下二百余首咏史诗，对咏史诗的创作方法也提出了一系列批评意见。通过这些材料，可以管窥其咏史诗批评观念与风格追求。袁枚对咏史诗创作提出了两条具体要求：一是“新义”，即思想内容上的高超识见，需要借助学识与想象两套方法来获得；二是“隽永”，即在艺术风貌上形成感情深沉悠远、意味绵长不绝的效果，获得的途径有幽默、形象和用典这三种。袁枚自己在创作中基本遵循这两条标准，但也有不合之处。 关 键 词：袁枚/咏史诗/批评观念 作者简介：马昕(1986- )，北京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一、引言：咏史诗在袁枚诗学世界中的地位 袁枚是清代诗坛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学界对其诗学观念的研究已有相当积累，但很少从单一题材类型入手。本文特别关注袁枚对咏史诗的批评观念与风格追求，是基于咏史题材在其诗学世界中的独特地位。 首先是他自己对写作咏史诗兴趣浓厚，创作数量可观。据笔者统计，《小仓山房诗集》所收的4 461首诗中，有236首属于咏史题材，占比约为5.3%。这个比例算不算高，要看跟谁比较。有学者从《全宋诗》所收录的27万余首诗中统计出宋人创作的咏史诗共有7 000余首[1]114，比例是2.5%到3%之间。众所周知，宋代是一个史学发达并且流行“以学问为诗”的时代，咏史诗的创作数量应该是比较多的。而袁枚咏史诗的比例又是宋人平均水准的两倍左右，当然算是很高了。再看与袁枚同时并且诗学思想接近的性灵派副将赵翼，他有5 000余首诗[2]30，据笔者统计，其中的咏史诗有240首，占比不足5%，也低于袁枚。而赵翼本身就是一位著名的史学家，在写作咏史诗这件事上，他都被袁枚比下去了，足见袁枚对咏史诗确实具有相当浓厚的兴趣。 其次，咏史诗与袁枚的文学生涯有着很深的渊源。袁枚自幼年起，就对史书和古事很有兴趣。他年仅4岁时，喜欢听姑母沈夫人给他谈论历史掌故。袁枚所作《亡姑沈君夫人墓志铭》中记载：“姑少娴雅，喜读书，从礼而静，为大父所钟爱。枚剪髫时，好听长者谈古事，否则啼。姑为捃摭史书稗官，儿所能解者，呢呢娓娓不倦。以故枚未就学，而汉、晋、唐、宋国号人物，略皆上口。”[3]1265-1266袁枚5岁时，叔父袁鸿也承担过这样的任务，《双柳轩诗集·哭健盘叔》(其二)有“五岁早教前古事”[4]36之句，可以为证。特别是他七岁时，偶然读到老师史玉瓒所作的一首《仆固怀恩传》，“偷读而记之”[5]351。这几乎是袁枚与诗歌最早的接触，启发了他对诗歌最初的兴趣。 再次，袁枚的咏史诗具有独特的创作现场，更能表现其真实的诗歌追求。袁枚自37岁彻底归隐于随园，直至82岁去世，虽是隐士，却并不隔绝尘俗，反而经常要跟文坛、政界人士往来，在这迎来送往、觥筹交错间，他写下了很多应酬之作。有学者统计，袁枚的应酬诗有1 600首左右[6]，超过他全部存世诗作的三分之一，这当然会影响到袁枚整体的诗歌创作水平。而咏史诗恰如一股清流，几乎绝无应酬之句，反而更靠近袁枚的真实性情。另外，《小仓山房诗集》各卷都有明确纪年，将其中236首咏史诗按年编排，会发现：26首作于少年漫游南北与流落京城时期，16首作于翰林院学习时期，6首作于南京候任时期，23首作于外放任职时期，46首作于赴陕西任职途中及任上，46首作于晚年漫游时期，这些诗都不作于随园，一共有163首，占比69.1%。从这个角度来看，袁枚的咏史诗主要记录了他在随园之外的思想与情感状态，也最能摆脱请托应酬的枷锁。虽然袁枚长期居于随园，但他的咏史诗多产生于漫游期间，得力于江山之助，比较近似于所谓的“怀古诗”。关于“咏史”和“怀古”的差别，学界观点有三：一是认为二者不同，如施蛰存认为：“咏史诗是有感于某一历史事实，怀古诗是有感于某一历史遗迹。”[7]239二是认为二者相同，如沈祖棻认为：“我国古代诗歌当中有所谓览古或怀古的作品，就题目而论，虽属地理范围，但既是古迹，就必然具有历史意义，所以它们在实质上是一种咏史诗。”[8]163-164三是认为二者同中有异，如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怀古诗和咏史诗是有区分而又很接近的两类诗。大体上说，怀古诗是就能够引起古今相接情绪的时地与事物兴发感慨。咏史诗则无须实际事物做媒介，作者直接以史事为对象抚事感慨。由于两者都是咏‘古’，又时有交叉，界限并不很严。”[9]421而笔者认为，以上的见解都是以唐诗为分析对象；而咏史与怀古在唐代以后渐趋合流，差别愈来愈小。尤其在袁枚的创作中，若结合其生平与诗集编排体例，就知道有很多作品是登临遗迹而作；但若只看文本，则会误以为是书斋写作。这是因为袁枚的怀古诗并没有停留在抒情写景的套路中，而是充分调动其才情与灵机，发表与众不同的议论。所以，我们在讨论袁枚咏史诗的时候，几乎可以忽略咏史与怀古的细微差别，这也是本文以“咏史”二字概括整个咏史怀古诗的原因。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袁枚不仅长期、大量地创作咏史诗，而且对咏史诗的创作方法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理论认识；此外，他在《随园诗话》中对其他诗人的咏史作品也提出了很多批评意见。通过这两方面材料，再结合其自身的创作实际，我们可以考察袁枚对咏史诗抱有何种批评观念与风格追求。 袁枚对咏史诗有特别的兴趣，当然还与他对史学的兴趣有关。著名史学家钱大昕甚至还称赞过袁枚“研精史学”[10]《答袁简斋书》，580。袁枚则在作史方法的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作史者，只须据事直书，而其人之善恶自见，以己意定为奸臣、逆臣，原可不必。”[11]65但毕竟作诗不同于作史，咏史诗也非“有韵之史书”。如果一首咏史诗只是将史事一五一十铺陈而出，即便合于格律，琅琅可诵，也缺少诗的“意味”。例如，他这样批评诸葛亮的《梁甫吟》：“晏子以二桃杀三士，事本荒唐；后人演为《梁父吟》，尤无意味。而孔明好吟之，殊不可解。”[5]168《梁甫吟》诗云：“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问是谁家冢，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理。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12]《梁甫吟》，54从写作技法上讲，《梁甫吟》停留在对史实的简单叙述与咏叹上；而从思想价值上讲，袁枚认为二桃杀三士本是一件荒唐事，根本不值得歌颂和纪念，诸葛孔明却缺少正确的价值判断和史学品位，写出的这首咏史诗当然也就“尤无意味”。这不正是要在史实叙述之外“以己意”判定是非吗?甚至可进一步说，判定是非恰是咏史诗的妙处所在，诗人理应表达出其对历史事件的看法。至于表达出“什么样”的看法，以及该“怎么样”去表达这些看法，袁枚做出了如下规定： 读史诗无新义，便成《廿一史弹词》。虽著议论，无隽永之味，又似史赞一派，俱非诗也。[5]58 袁枚首先指出，咏史诗要有“新义”，否则就成《廿一史弹词》。这规定了咏史诗思想内容上的特点，也就是“什么样”的问题。杨慎《廿一史弹词》以“三三四”句式和浅近文言叙述历史大事，这样一种通俗作品，当然不能指望它有什么新颖的历史阐释观点。但咏史诗人应对自己提出更高要求。而一谈到“新义”，就难免要出现议论。古代诗学史上，人们对“诗中能否掺杂议论”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展开过复杂的争论，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因为问题的背后是深厚的唐诗、宋诗两大传统。袁枚虽然对唐宋之争向来没什么兴趣，但大概也希望在两个阵营之间求得一种平衡。于是，他一方面主张咏史诗要有新义，要有议论；另一方面又对咏史议论提出了规范性的要求，使其更靠近具有蕴藉含蓄之美的唐诗风格。因此，袁枚又提出咏史议论要有“隽永之味”。这就规定了咏史议论的表现方式，也就是“怎么样”的问题。我们下面就从“新义”和“隽永”两方面入手，结合袁枚对他人作品的评论与其自身作品的风貌，来分析袁枚的咏史诗创作观念与风格追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