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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古代文论中的“象喻批评”与当代中国文学的批评方法

http://www.newdu.com 2017-11-15 《中外文论》 洪树华 参加讨论
摘 要: 当代中国文学批评易受外界的左右或影响,其教训是非常深刻的。从1949年以来至1976年,学术界坠入“左”的文艺泥潭之中,意识形态的批评方法占了上风,它对当代中国文学的

    摘 要:当代中国文学批评易受外界的左右或影响,其教训是非常深刻的。从1949年以来至1976年,学术界坠入“左”的文艺泥潭之中,意识形态的批评方法占了上风,它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创作产生了非常消极的作用。1980年以来至今,中国文学理论家却深受国外(主要是欧美)的理论影响,热衷于运用西方的文学理论来对中国文学进行批评。西方文论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引起了一些学者担忧,这种担忧直到21世纪的今天也未能消弭。西方文论对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的确也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理论是非常丰富的,并非全部是抽象的、理性的,也有很多是感性化、形象化的表述,如“象喻批评”就是其中之一。这种批评方法对当代中国文学尤其是诗歌、散文等的研究还是有益处的。
    关键词:象喻批评;古代文论;当代中国文学批评;意识形态批评;西方文学理论
    作者简介:洪树华,江西上饶人,南开大学文学博士,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会员、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员、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会员、王渔洋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文艺学、传统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独著《〈沧浪诗话〉的诗学体系及其批评旨趣》、《宋前文学中的超现实婚恋遇合研究》,参著《精神分析理论与中国文学》,发表论文多篇。
     
    文学批评方法应该是多样化的。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特定的时期可能有特定的批评方法,或者说某种批评方法占了上风。一般来说,文学研究的方法不是单一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当代中国文学的研究受域外的影响很深。在学术界,只要谈及西方的文论,就有评论者会表现出眉飞色舞的精神状态。长期以来,评论界给人的印象是,谁拥有了西方(欧美)文学理论,谁就掌握了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话语权。然而,西方的文学批评方法对当代中国文学的研究不是万能良药,起了积极的作用,也起了消极的作用。本文试图反思当代中国文学的研究,指出富有感性化、形象化的“象喻批评”对当代中国文学尤其是诗歌、散文等的研究是有益的。
    
    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有以意逆志、推源溯流等方法,而其中的“象喻批评”尤其值得人们注意。“象喻批评”,各有说法,称谓不一,张伯伟归纳出大致有以下称谓:或为“比喻的品题”,或为“象征的批评”,或为“意象的喻示”,或为“形象性概念”,或为“形象批评”。张伯伟本人称之为“意象批评”。[1]吴果中称之为“象喻批评”[2]。它是中国古代极富民族特色的批评思维及方式。
    “象喻批评”方法被古代文论家经常运用。在评诗论文中,象喻是各种各样的: 或以植物象喻,如南朝齐梁间的钟嵘在《诗品》中曾引南朝诗人汤惠休对颜延之诗歌与谢灵运诗歌的不同特色作了形象化的评价。“汤惠休曰:‘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彩镂金。’颜终身病之。”[3]《南史·颜延之传》也有类似的记载:“延之尝问鲍照己与灵运优劣。照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4]上述引文说明了汤惠休、鲍照都指出了两种不同的诗歌特色:自然之美与雕饰之美。或以泉流象喻,如北宋苏轼评价自己的文章:“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5]苏轼以泉水流经高低不平的山石而随物赋形为喻,说明自己的创作特色是顺乎自然。清代王士禛在《蚕尾文》中说:“西堂先生歌诗,如万斛泉,随地涌出,世出世间,辩才无碍,要为称其心之所欲言。昔云门说法如云雨,殊不喜人记录,见即诃曰:‘汝口不用,反记吾语,异日稗贩我耶?’近今作者,其能不为稗贩者谁欤?如吾晦菴,与云门相视而笑可也。”[6]还在《分甘余话》中说:“唯句句作意,此其所以不及前人也。四公之诗,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余诗如鉴湖一曲,若放翁、遗山已下,或庶几耳。”[7]王士禛以泉流象喻评论西堂先生及杜、李、韩、苏四人的诗歌合乎自然,可见其受苏轼评文的影响。或以禅喻诗,如南宋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说:“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8]严羽以禅理喻诗,指出了诗歌意境的美学特征。或以复合象喻,如唐代刘肃《大唐新语》卷八记载:“坚(徐坚)谓说(张说)曰:‘诸公昔年皆擅一时之美,敢问孰为先后?’说曰:‘李峤、崔融、薛稷、宋之问,皆如良金美玉,无施不可。富家谟之文,如孤峰绝岸,壁立万仞,丛云郁兴,震雷俱发,诚可畏乎。若施于廊庙,则为骇矣。阎朝隐之文,则如丽色靓妆,衣之绮绣,燕歌赵舞,观者忘忧。然类之《风雅》,则为罪矣。’坚又问:‘今之后进,文词孰贤?’说曰:‘韩休之文,有如太羹玄酒,虽雅有典则,而薄于滋味。许景先之文,有如丰肌腻体,虽秾华可爱,而乏风骨。张九龄之文,有如轻缣素练,虽济时适用,而窘于边幅。王翰之文,有如琼林玉斝,虽烂然可珍,而多有玷缺。若能箴其所阙,济其所长,亦一时之秀也。”[9]王士禛在《香祖笔记》中记载:“唐刘蜕《文冢铭》自评其文粲如星、光如贝、气如蛟宫之水,此喻最妙。”[10]在这些评论里,喻体很多,很难予以分类,但达到了最佳的比喻效果。可见,批评的主体具有丰富的想象力。
    除了在诗歌、散文领域中大量运用象喻,在书画评论方面也有大量象喻,而且喻体也是多样的,如南朝齐梁间的袁昂在《古今书评》一文中说:“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羊欣书如大家婢为夫人,虽处其位,而举止羞涩,终不似真。”“崔子玉书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有绝望之意。”“师宜官书如鹏羽未息,翩翩自逝。”“韦诞书如龙威虎振,剑拔弩张。”“皇象书如歌声绕梁,琴人舍徽。”[11]明代李开先在《画品》中说:“戴文进之画,如玉斗,精理佳妙,复为巨器。吴小仙如楚人之战钜野,猛气横发,加乎一时。陶云湖如富春先生云白山青,悠然野逸。杜古狂如罗浮早梅,巫山朝云,仙姿靓洁,不比凡品。庄麟如山色早秋,微雨初歇,娱逸人之心,来词客之兴。倪云林如几上石蒲,其物虽微,以玉盘盛之可也。”[12]在这些书画评论中,喻体有人物、歌声及自然景物等,非常形象地说明了批评客体的美学特色。
    毫无疑问,“象喻批评”(意象批评)这种方法被广泛运用于中国古代文学艺术批评领域。它以具体的形象来表达某种抽象的概念,具有直观性的特点。有学者在谈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方法时,指出古人的方法带有很大的经验性、神秘性、现象性。“无法用概念或术语来归纳界定。可以说,古人的方法,往往只是感性的、经验性的总结,与作为学科体系的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方法论有很大的距离。”[13]在此提到的古人的方法应该包括了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传统方法之一的“象喻批评”(意象批评)。这种批评方法得以被广泛运用,与其本身具有形象化的特点有关,同时,也与古代文论家的亲身创作实践和深刻感受有关。如南朝齐梁时代的袁昂本人能书善画,于公元523年写了《古今书评》一文,以生动的形象来评论了王羲之、羊欣、崔子玉、师宜官、韦诞、皇象等人的书法。北宋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家,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颇有成就,他的文学作品呈现出豪迈气象。试想一下,如果南朝齐梁时代的袁昂本人不会书画创作,北宋苏轼本人没有亲身的创作实践,他们是不可能以形象化的语言来评论他人或自己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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