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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冈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热潮中展开他最积极的翻译活动的，他的大部分译作出版于上世纪80年代，其中包括许多苏联当代文学作品。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当代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那是一个文化转型期，甚至可以说是中国现当代的一场文艺复兴，是一个文化觉醒的黄金时期。在那场汹涌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在整个改革开放后中国当代文化的建构过程中，对外国文学和外国文化的翻译和介绍起到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当今的现代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被翻译过来的现代化”。那是一个文学的时代，也是一个翻译文学的时代；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更是一个对外国优秀文学和文化开放的时代。国人首度面对外国文学的盛宴，饕餮之余，最应该感谢的就是那一时代的翻译家。力冈的译著也和其他众多翻译作品一样，是对改革事业的添砖加瓦，是为思想解放运动注入的燃料，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文化重建、国民文化性格的重塑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果说，鲁迅那一代翻译家是“给起义的奴隶偷运军火”的人，那么，改革开放时期的这一代中国翻译家同样是为国人“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功莫大焉。没有包括力冈在内的这一代翻译家的辛勤工作，国人的思想解放是难以想象的。如果我们把出生在19、20世纪之交的翻译家如鲁迅、瞿秋白、蒋光慈、茅盾、巴金、耿济之等视为中国第一代俄国文学翻译家，那么20世纪第一个10年前后出生的姜椿芳、曹靖华、戈宝权、查良铮、汝龙、满涛、叶水夫等就是第二代，而力冈以及去年去世的草婴和刚刚去世的高莽等人则构成中国俄罗斯文学翻译家的第三代方阵，这一代翻译家同样以自己的辛勤努力为中国的思想启蒙和文化构建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1984年，漓江出版社推出力冈重译的《静静的顿河》，这是新时期名著重译的第一部，而自90年代起，力冈更将名著重译当成首要任务，相继重译了多部俄国文学经典，如托尔斯泰的《复活》和《安娜·卡列尼娜》、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等，以及他未能译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力冈是俄国文学经典著作重译的倡导者和先行者之一，他几乎将他翻译艺术炉火纯青的最后10年都用在了名著重译上。他在晚年义无反顾地执著于重译，是一种有意识的抉择。他在翻译事业的黄金时段做出这一重大转向，可能有如下原因：首先，他觉得在他之前的译本还有继续加工的余地和再度提升的空间。力冈不畏权威，敢于与已有权威译本打擂台，这或许是力冈个人性格的显现，但他敢于“叫板”，无疑因为他自信他可以比之前的译者译得更好，或至少能译出他自己与众不同的特色。其次，在译出10多本书后，作为一名富有经验的翻译家，力冈大约也会产生出如何超越自己的问题，重译名著，既可以与前辈译家一较高低，同时也能时刻与俄国文学史上的名著及其作者进行跨越时空的深度交流，这无疑是一种更富有挑战、也更富有趣味的工作。最后，名著之所以成为名著，就因为它们往往具有更为完满的艺术价值和更为恒久的艺术生命，翻译这样的作品，无疑更能呼应社会的阅读需求，产生更大的社会意义。力冈晚年重译的多部名著如今仍在一次又一次地再版，这说明力冈重译的俄国文学经典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一位翻译家，只要他的译作还能继续出版，还能继续被人阅读，这位翻译家就还活着，好的译作就是译者的生命之延续。力冈作为一位文学翻译家的人生，和他留给我们的翻译作品一样，都具有恒久的历史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