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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研究年鉴》编辑部：您多次撰文指出，我们要正确对待和认识古今中外的文化资源，不能“肆意亵渎经典”，也不能“刻意挖掘传统文化中落后的、阴暗的东西”。郭沫若在现当代中国是一个独特的文化存在，特别是借助于网络传媒，关于郭沫若也出现了很多负面的认知，您认为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这种现象？ 张江：这是当今文化领域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产生这种现象的最主要原因，是目前国内还没有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公共阐释”理论体系。 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之中，阐释都应该是理性行为，对任何事物的阐释都应该以理性作为出发点，而阐释的接受、流传也必须以理性为约束，这样才能形成有效的公共阐释体系。另外，我们还应该明晰私人性的个体阐释与公共阐释的统一性。个体阐释的理解与接受应该被公共理性所约束，在此范畴内，个体阐释才具有存在的意义，也具有留存的价值。 在郭沫若认知领域中，存在争鸣和争议是很自然的，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如果仅仅以放大某些负面的认知，刻意造成不良的传播效果，便是没有存在意义和留存价值的个人阐释了。 《郭沫若研究年鉴》编辑部：2016年首个郭沫若中国研究中心在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成立。请就中心建立的意义以及今后工作发展的方向谈谈您的意见。 张江：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而是一个开放的体系。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和国际交往的日趋广泛，中国文化必然要全方位地“走出去”，走向世界的各个角落。但是，中国文化应该以怎样的方式“走出去”，应该传递给世界怎样的文化信息，这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和面对的问题。“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中国文化只有带着自我的独特价值和内涵才能被世界接纳。也就是说，要坚定“中国精神”的内核，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传递出中国的声音。在此背景下，郭沫若中国研究中心在埃及的建立具有积极意义，这也是响应党中央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实现文化先行的重要实践之一。 郭沫若中国研究中心的设立是具有示范和引领作用的，将对中国文化、中国学术如何走向海外、走向世界提供重要借鉴和参考。郭沫若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他是享誉世界的20世纪中国文化名人，他的成就不仅体现在某一个具体方面，也更多展现在他对于世界文化的认知与参与程度上。他通过对《少年维特之烦恼》等国外经典文学作品的翻译和介绍，把革新的精神文化引入到现代中国，给中国现代民众带来了全新的理念；他也通过对《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的译介，把马克思主义思想观念带给了东方古老的民族。以《女神》为代表的郭沫若的多部作品，也被翻译成各种不同语言在国外广泛传播，“中国精神”也随之广泛传播。从这个角度来讲，郭沫若中国研究中心的建立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在今后郭沫若中国研究中心的建设中，一定要坚持传播与吸收并举、研究与教育共存的方针。要通过举办“郭沫若中国学术高端论坛”、郭沫若及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精品展览等形式多样的学术文化活动宣传郭沫若，传播中国文化。《郭沫若研究年鉴》也应该及时予以报道、记载和评析，以此形成良性互动的发展态势。 《郭沫若研究年鉴》编辑部：请您对《郭沫若研究年鉴》今后的编纂提出意见建议和改进措施。 张江：《郭沫若研究年鉴》迄今为止已经出版了6卷，从无到有，从简到精，一步一个脚印地发展下来，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相信，只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正确的学术导向和编纂方针，不断拓展自己的文化视野，《郭沫若研究年鉴》就一定会彰显出更加鲜明的特色。在今后的编纂工作中，要注重对有关郭沫若以及同时代文化名人文献资料的抢救性保护，通过访谈、口述、约稿等方式让历史的参与者们留下珍贵的历史影像，要以精心细致的年鉴编纂工作不断丰富郭沫若纪念馆的史料收藏，推动郭沫若研究的蓬勃发展。 祝《郭沫若研究年鉴》越办越好！ （本文由《郭沫若研究年鉴》编辑部张勇、王静整理） (责任编辑：admin) |